卢凯彤 | 谢谢你让我看见，每一道痕迹背后都有一段经历

昨天一日间，眼花缭乱的消息太多。「卢凯彤坠楼身亡」的这一条，在其中却显得格外悲怆又孤立。

毕竟，卢凯彤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太过陌生。

若要介绍她，香港创作女歌手、at17成员，曾替陈奕迅担任巡演乐团吉他手，去年金曲奖获最佳编曲奖并大方宣布出柜，这些标签可能是最快了解她的方式。

在金曲奖颁奖礼上，她那句勇敢的

“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完美，有了你谁还需要完美”感动无数人。

但只用这些标签概括她，又实在太过单薄。

马世芳和卢凯彤，在她出道之初就已相识。六年之前，马世芳曾在他的《音乐五四三》节目中专访卢凯彤。

回忆起这个不羁、飒爽、才华四溢的女孩，马世芳说：

初次认识卢凯彤是在2005年，她作为香港唱作组合at17一员，和Pixeltoy一起到台湾参加野台开唱，顺便在小河岸唱了一场。那时她才19岁，已经在江湖上闯了四五年。这位平素瘦小、内向的妹妹，站上台弹起吉他便倏然爆喷出压倒性的气势，简直迷死人。我猜应该有不少女生是看了Ellen的演出之后，才立志要弹吉他的！
at17在2003年发行的首张专辑非常成功，打破了香港独立音乐的纪录。之后at17的作品风格不断拓展，乐迷却未必跟得上她们的脚步，有志难伸，不免郁闷。

卢凯彤在音乐上的才华横溢，可以说是有目共睹。

但我们后来才知道的是，就在事业看起来一切顺遂，即将起飞的时候，她与躁郁症的抗争也就此开始了。

她十七岁便因为家庭因素罹上忧郁症，花了三年治疗才慢慢好转，那时她已是at17的成员了。就在一切顺风顺水，事业起飞的时刻，Ellen又病了：2013年底，她患上了躁郁症。
最严重的时候，每五分钟想一次怎样自杀，割腕自残，不吃不喝，不想接触任何声音，必须戴耳塞才能上街，除了海浪声，什么都听不进。
在朋友的耐心支持下，Ellen克服了不想吃药的心理障碍，在一切无可挽回之前，去看了医生。医生花了九个月时间替她调理出最合适的药方。
同时，Ellen开始用左手画画，起初画在纸上，后来画在木板上，接着画满了家里的墙壁橱柜，并进一步以皮肤为画布：她和刺青师傅一起，把画作刻上了自己的身体。
在医师和朋友的帮助下，Ellen花了两年慢慢走出幽谷，那段历程，都留在《Pillow Talk》这本画册/文集/ demo专辑。她公开谈了很多自己的经历，也做了很多事情，希望帮助更多深受精神失调症所苦的病友。
2016年，Ellen总算录完了全新个人专辑《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照理说，以她的条件，不至于找不到愿意投资的唱片公司，然而她说：的确有和大公司谈过，他们却对专辑中关于躁郁症、同性婚姻、反核、环保的歌感到有点困扰，希望她「修正」一下方向。

在这首《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里，凯彤勇敢地唱道：

“每一道痕迹背后都有一段经历，谢谢你让我看见，那个最脆弱的你。”

“他们的标准说你不及格，我想说，标准由我们来定可以么？”

“我很好，已经熬了过来。”

经过多年的吃药、治疗与抗争，她似乎已经完全走出躁郁症这块庞大的黑洞。

2017年，她更是坦诚地与大众分享了自己患病以及多年抗争的经历，呼吁大家都能正视情绪病与精神病，多些认识、同理心与尊重。

在公开的告白中，凯彤这样说道：如果要吃一辈子的药我才能继续完成我的事业，我愿意为生命付出一切，想好起来，就没有借口。

致患躁郁症的你：三年了，你还是每天乖乖地定时吃药，药没有让你完全康复，但有令你情绪渐渐变得平稳，没有那么多疯癫的高低起伏，但你每天都还是在矛盾跟不安中与自己的心灵与大脑斗争，偶尔听到别人跟你说“不要吃药了或不要依赖药物”，别怕，不用听进去，他们不懂，躁郁症就如同心脏病、糖尿病一样，药不是依赖品，而是必需品。
而我，把生命、心血、青春都交给了音乐，如果要吃一辈子的药我才能继续完成我的事业，我愿意为生命付出一切，想好起来，就没有借口。
希望大家对情绪病跟精神病患者多一点同理心，多一点认识。

但就当所有人都认为她已经勇敢战胜了精神疾病，已经与这个世界和解时，她却毫无征兆地从高楼坠下，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2岁。

已经难以知晓，在最后的时刻，她内心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战役和挣扎，也难以完全断言，躁郁症的魔鬼在她坠下的那一刻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但她至少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远未真正了解躁郁症，远未真正了解精神疾患，对于精神疾病，我们还缺了那么一点同理心和正视的勇气。

香港作家李智良曾著有这样一本书，名为《房间》，讲述的是一名“精神病患”回溯自己十二年服药生活的“自我诊断”，也是一份“精神病患”的生活笔记。

在《房间》里，我们能读到一位“精神病患”由服药所引致的种种身体变异与情感隔绝，能读到一场即将浮出地面的宁静灾变的遗祸，还能读到为现代精神科“治疗”无效与不人道所立下的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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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道长曾为《房间》写下的读书笔记，为我们今天再去正视“精神病患”给予一点启示。

李智良的病态书写

文 | 梁文道

如果不是病，

那些渺小的“不适”又是什么？

十多年前，我曾经带着一种非常乐观的情绪，想要为自己书写一份病历。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和我家人都没有权利去翻看病床前的那份病历表。

明明是我的，但医院却不准我们动它，只有医生能够检视；而且也只有医生才看得懂，因为它的语言是一些符咒般的术语，没受过专门训练就无法确切解读。

于是书写自己的病历就是恢复自我主权的行动，用自己的语言把身体上发生过的事件一一写回自己的生命历程，将医学目光下的征候、数据与例证还原为有意义的经验。说到底，那些病是我的，它们的影响也全都是我的，不是吗？

可是，后来我却不得不放弃将它写成一本小书的尝试。

首先，我不知道病的范围应该如何界定。

可以肯定，并不是所有身体上的不适都可以称作病，即使感冒，在绝大部份人的眼中也说不上是有意义的疾病。

因为疾病是种数量，只有当不舒服和不健康达到某个指标，才能转成病理学定义下的病，一点点的头疼腹胀根本算不上什么。

也就是说，病固然是不健康和某种身体状态上的不稳定，但并不是所有的不健康和不稳定都能因此简单地归入病的范畴。

如果不是病，那些渺小的不适又是甚么东西呢？

相对于一切不适以至于严格意义下的疾病的「稳定」与「健康」指的又是什么？

病，一种社会性的生存状况

李智良在《房间》里写出了健康和稳定的复杂意蕴，它们绝对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光洁平滑，能够和疾病与不稳构成简单的对立。

「没有康复这回事呢！你听过『感冒康复者』没有？你听过『肠炎康复者』没有？感冒、肠炎好返，还有人会叫自己做『感冒康复者』、『肠炎康复者』吗？」

可是我们却会称一个人为「精神病康复者」；犹如刺青，又像烙印，一旦患病，它就永远刻在你的身份上。

哪怕你康复了，它还会以「康复者」的名义继续跟着你。

所以李智良又说：「那么，病不仅是病，它是社会性的一种生存状况，或者和艾滋病、乙肝、肺结核相似……他不仅是病者，而且是『带病者』，随时病发或复发……」

身为精神病患，李智良不是要写一个阳光的、快乐的精神病人康复之后「重投社会」的励志故事；也不是要写一个叫大家摘下墨镜，不要歧视精神病的正面劝说。

相反地，他正面朝向所谓的「稳定」，告诉大家康复的不可能。

他长期服药以换得医生所说的稳定，结果是「顶着鼓胀的肚子、没有性欲、工作丢了的身体、忍着腰痛又惧怕回家的路程」。

但医生却说：「你吃着药不是稳定的没有重大病发吗？」

在医生眼中，「稳定」的意思总是包括：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稳定的情侣关系、稳定的情绪、稳定的性生活、稳定的家人关系、稳定的药物血含量和其它内脏功能指数……。
他无疑是对的，全香港几十万服用精神科药物的人口都需要「稳定」，没有人愿意承担几十万名「精神病患」变成「不稳定」的后果，他们的人生就得悬空搁置、限在最稳定不误的轨迹上。

因此，服药是用一种磨人的不稳定交换大家可以接受的稳定，用一具非常不健康的躯体取得精神病康复者的身份。

这样的状态真说得上是稳定和健康吗？

真实，往往黑暗深沉得可怕

也许，我们的稳定生活只不过是一场很大的误会，就像电影《Matrix》（《黑客帝国》）一样——

天上的飞鸟，水面的浮萍，与刚刚上桌热气腾腾油脂声吱吱作响的牛扒，全是被扭曲被制造的幻像。

而真实，却黑暗深沉得可怕，令人不敢直视，甚至不想知道它的存在。

李智良的《房间》最令人震惊的，不是他写自己服药求医的痛苦历程，不是他怎样张扬地描述「私生活」，而是他眼中的正常生活：

来到三十岁，最讨厌莫过于参加婚礼。参加婚礼比参加丧礼要难受得多：要做礼金、要衣着光鲜，要介绍自己交待近况，要拍数码照，要看爱情宣传短片，也要避开某些话题，更要看起来非常由衷祝贺一对多半会离婚收场的新人，又要和不太认识的人同枱吃饭喝酒、吸烟又要孤伶伶走开一旁。
参加丧礼可简单地多，只要哭丧着脸，鞠躬，靠一边坐就成了（〈三十而立〉）。

在他看来，日常总是带着那么一点令人不安的虚假造作，彷佛他比一般人更能依稀感到后面还有一个「真实」。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虚假」和「虚伪」是不同的，「真实」与「真诚」也是不一样的。

李智良不怀疑那些会做礼金，衣着光鲜的人的「真诚」，他也不会自鸣清高地把自己视为一个愤世嫉俗的怒汉。

不，他只是强调我们如何真诚地要做一连串的事，「要」介绍自己交待近况，「要」拍数码照；就如演员，我们必须行礼如仪地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好撑起这个稳定不变的世界。光是在一场婚宴里头，李智良就为我们数出了九个「要」。

恰恰相反，是我们这个世界太可疑

我不想把李智良的病和他看到的日常纳入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里面；比如说，因为他有病，所以他看见的世界才这么不正常。

实况或者恰恰相反，是我们这个世界太可疑，总会有些程序上的错乱，总会有些毫无意义毫无来由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