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疫苗信任危机和中山大学学生会任命公告所引发的争议。
继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公众对于天价抗癌药的讨论之后,本周,一场疫苗信任危机又触动了公众的神经。
7月15日,国家药监局称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长生”)生产的狂犬疫苗生产记录造假,已经立案侦查。四天后,长春长生的母公司在上市公司公告中披露了其生产的“百白破”疫苗去年10月被检出效价不达标,被吉林省食药监局处以344余万元罚款的消息。这一系列消息的披露引发了公众热议,微信公众号“兽楼处”一篇题为《疫苗之王》的文章更是引爆了舆论,文章将过去几年关于问题疫苗的报道重新梳理整合,呈现了几家疫苗生产企业如何在多次安全事故之后全身而退,其负责人又是如何逃脱法律制裁,并积累了巨额个人财富,成为富豪榜数得上的人物。
这些旧闻在当时并非无人问津,但是在掀起了风波之后,又悄无声息地平复下去。到头来,问题没有解决,“坏人”没被严惩,直到更大的问题出现。公众的信任被严重透支,国产疫苗会步上国产奶粉的后尘吗?
另一边,中山大学再次成为舆论焦点,这次是因为一份“学生会干部任命公告”。公告按三个层级公示了两百多名学生干部的岗位,其中“秘书机构”和“组成部门”两个层级中,还特别标明了职位是“正部长级”还是“副部长级”。这份公告的截图随后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令许多网友大开眼界。学生会本来是学生自治组织,目的是服务同学,如今却成了等级森严的官僚系统、学校行政机关的延伸,以及学生获得加分、奖学金、保研指标的手段。
国产疫苗危机:
“坏人”未被严惩,信任已经透支
7月15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近期查获一批生产记录造假的狂犬疫苗,疫苗的生产者为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此,国家药监局已要求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回长春长生《药品GMP证书》,责令其停止狂犬疫苗的生产,并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据悉,这次问题疫苗事件的曝出,是由于长春长生内部的一名员工实名举报。
7月19日晚,长春长生的母公司长生生物在上市公司公告中披露了另一起问题疫苗事件的处理结果,公告称公司收到了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在2017年10月的国家药品专项抽验中,该公司生产的“百白破联合疫苗”被检出效价指标不符合规定标准,按劣药论处,长春长生被处以344余万元的罚款。与狂犬疫苗不同,百白破疫苗是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三种疾病的有效手段,疫苗的接种对象为3至24个月的儿童,所谓的“效价”指的是疫苗对人体保护能力的大小,效价不合格,意味着疫苗对人体的保护力不足,打了这样的疫苗,可能也无法抵御相应的病原体。这一消息让长春长生的问题疫苗事件再度发酵,更是引起了许多家长的恐慌。
药监局公告
“澎湃新闻”7月22日发表的社论称,一篇谈不上新闻增量的自媒体文章(微信公众号“兽楼处”的《疫苗之王》一文),引爆了中国疫苗的信任危机,人们惊讶地发现,中国多家龙头疫苗企业原来劣迹斑斑,几个大佬“同气连枝”,甚至在江苏延申疫苗造假被追究刑事责任后,相关负责人还能全身而退,继续把企业做到400亿市值。文章指出,这些消息并非是什么“新料”,都是之前被媒体报道过的,只不过时隔多年又被重新翻了出来,今天再回头看,“坏人”并没有得到严惩,每一次风波都以不痛不痒的道歉和罚款收场。
文章称,2010年以来,几乎每隔两三年就会有一起问题疫苗事件被曝出,但在每一次疫苗危机中,公众总能得到“科学上的安慰”(例如注射疫苗后的不良反应是“偶合”),但对造假者和违规者的“绝杀”却很少见到,像长春长生这类一再造假,生产不合格疫苗的企业,始终获得滋润。疫苗(特别是针对婴幼儿的疫苗)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真相不能轻飘飘,惩罚更不能轻飘飘。公众对于国产疫苗的质量焦虑,根源在于作恶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揭露,导致作恶的成本太低,维权的成本太高。
以这次长春长生的狂犬疫苗为例,至今权威通报只提到“存在生产记录造假问题”,但厂家到底造了什么假?疫苗是否已经失效?至今没有权威说法,反而是厂家在强调“问题产品没有流向市场”。再比如长春长生的“百白破”疫苗被鉴定为劣药事件,去年10月就已经检出问题,直到今年7月才被处罚,25万支问题疫苗已经流向山东,这些疫苗有没有被使用呢?对于这些问题,公众急需了解真相。
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则重发了2016年的旧文《关于疫苗,公众的恐慌该如何平息》。当时《南方都市报》一篇《疫苗之殇》同样将疫苗质量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它讲的是山东省查获了一批失效疫苗的案件。《南方都市报》当年那篇文章的影响力不亚于今天的《疫苗之王》,但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应有的重视,而文章标题和写法中的一些抒情和暗示,反而在当时引起了很多批评,一些大V和官媒纷纷站出来指责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可能毁掉中国的疫苗业”。“侠客岛”于2016年发表的文章称,对于普通人来说,就着酒、吃着茴香豆讨论“疫苗之殇”的“殇”字用得对不对,显然是吃饱了撑的(大V和菜头在其个人公众号发表了一篇名为《每一个文盲都喜欢用“殇”字》的文章),他们最为关心的是:我家孩子是不是打过问题疫苗,这种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还会再发生吗?“一言以蔽之,监管中的漏洞,才是核心问题。别的问题并非不存在,而是不致命。”
疫苗的监管漏洞,才是核心问题
文章还指出,过去许多年里,中国的公众与专业人士之间发生过不少冲突,核电厂、转基因、化工厂、水库……科普依然任重而道远,熟料公众每每总是能打专业人士的脸。这并非是鼓吹反智,而是现实并不如想象中美好,公众的过度反应总是有些道理,他们的恐惧并非来自专业医学知识的匮乏,而是事实真相的缺席。
至于怎样平息这样的恐惧,文章表示,这并非是普通人能回答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再有人将责任归咎为舆论管控不力,只会吞下更多苦果。一个正常的疫苗事件处置,应该是主管部门主动公布已掌握的信息,而不是一脸懵逼地告诉公众:我们也在等各地摸清情况上报。几乎所有的危机公关原则,都被有关部门漠视了,这也是为什么疫苗事件会成为企业公众号、自媒体热议的话题和谣言的温床,甚至一个教读者“殇”字用得对不对的帖子都能成为舆论热点,而真正权威的回应,却始终没有出现。
媒体人张丰在“腾讯大家”发表的文章则认为,今天的疫苗危机,本质上是一个系统性的危机,它不但包括疫苗本身的生产、流通和监管,也包括疫苗企业的并购与上市,它还涉及到具体的人,几个疫苗企业的业务员在短短几年内长袖善舞、飞黄腾达,身价高达十几亿——他们想必一定很清楚中国疫苗系统的问题所在,并且很好地利用了这些系统漏洞,自始至终,他们都缺乏社会责任,只是把疫苗当做冷漠的生意。文章指出,我们可以把那几个“疫苗之王”看做一个隐喻:作为实际控制着疫苗产业的巨头,他们的确是“王者”,那么限制他们的力量又何在呢?
所谓“中国人最绝望的一天”反映的正是这样的焦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那种限制的力量。在朋友圈中,许多家长表达了愤怒,甚至晒出了孩子的接种记录,每个人都在孤立地呐喊,但却看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疫苗之王》那篇文章,可能也是一个自媒体人一次偶然的创作。归根结底,疫苗所要防御的风险,本来就是一种“偶然性”——被狗咬了,大概率不会感染狂犬病,但那极小概率的偶然性,最终却会致命。从某种程度上说,疫苗就是社会信任的底线,当这个底线被洞穿,最终人们将会对社会彻底失去信任。
大学学生会官僚化:
离权力太近,离自治太远
继人类学系教授张鹏性骚扰事件之后,中山大学又上了热搜,这次是因为一份“学生会干部选拔公告”。7月19日,中山大学学生会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2018-2019学年度干部选拔公告》,公告按三个层级公示了两百多名学生干部的岗位,其中“秘书机构”和“组成部门”两个层级中,还特别标明了职位是“正部长级”还是“副部长级”。这份公告的截图随后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大学学生会中如此繁复的官僚系统,让很多网友大开眼界。
7月20日,中山大学学生会对公告引发的社会反响做出了回应,回应称,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以及各部门的部长、副部长仅是岗位名称,具体岗位设置的初衷是为了明确学生干部的服务职责,更好地服务同学,同时,也方便作为综合素质测评时的参考。回应还就公告中错误使用了级别表述一事致歉,并表示已诚恳接受批评,认真反思、完善工作。
中山大学学生会2018-2019学年度干部选拔公告
光明网微信公众号随即发表评论《中大学生会任命“正部长级”:只是表述误用么》,文章指出,中大学生会仅就级别表述错误道歉,然而遍布网络的愤怒、调侃和讽刺之声,可不只是因为表述错误那么简单。高校的官僚化如今早已不是新鲜事,去行政化的呼声也喊了十几年,但实施起来大多是雷声大雨点小,改革步履维艰。例如,作为去行政化的一部分,高校、医院去编制化也已经推动了很多年,至今仍未有实质性的进展,看似“厘米推进”都困难的背后,其实是大环境裹挟之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必然结局。
高校去行政化推进艰难对于公众来说似乎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这次中大学生会干部任命的官僚化做法,却引起了公众的普遍反感,两者形成了强烈对比。这种反差,真实地反映了国人对于后代教育的观念:一些不合理之事,强加于大人可以,污染孩子却不行。事实上,正是对于教育应该尽量保存和追求真善美的共识,支撑着人们改善社会的努力。
文章指出,大学学生会和现代大学一样是舶来品,无论是西方的学生会,还是“五四”以后在中国兴起的学生会,都聚焦于服务校园、关注政治、联系社会、推动进步。因此,学生会是许多大学生锻炼自身组织、沟通、领导能力的地方,也是培养“合格公民”的重要渠道。但目前,我国的学生会在“自组织”这一根基上并不牢靠,事实上属于“他组织”,外部的大环境变化自然会影响到学校生态的变化,而学校的生态变化又必然影响到学生和学生组织。当行政权力可以轻轻松松地通过规章制度等形式渗入到学生会组织当中,其日常运作的行政化倾向也就可想而知。
尽管学生群体的处境相对被动,是承担这一行政化思维产物的末端,但部分学生在面对舆论批评时主动跳出来理直气壮地狡辩护短,恰恰反映了学生会官僚化的组织运作方式给学生的基本价值判断带来的影响,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
中山大学
微信公众号“呦呦鹿鸣”的评论指出,学生会的确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它牵涉到的事物繁杂,对干部的时间管理要求很高,还要和学校、老师、其他兄弟院校的学生会以及赞助企业打交道,在学生会中工作确实可以提高视野。但千好万好,却无法改变它的本质。它本质上是一个模仿权力系统的组织,模仿权力又没有实质权力,这导致了许多学生会干部做起事来,不仅流于形式,还可能用力过猛。此次中山大学的学生会干部任命书,就体现了这两点。
作者认为,模仿本身并没有错,许多大学都有模拟法庭、模拟联合国,但没有见哪位同学称自己为“首席大法官”、“联合国秘书长”。这是因为,模拟法庭也好,模拟联合国也好,都远离学校真正的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角色认知更加清晰,他们模拟的是程序、规则,而不是权力本身。但学生会不同,学生会的使命,原本是服务学生,但由于和学校的行政机关捆绑得太紧,导致了定位的扭曲。负责学生会工作的老师追求的是“维稳”学生和个人政绩,而参加学生会的学生则多半是为了加分、奖学金、保研指标,这才导致了今天的乱象。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张之琪,编辑:朱洁树、张之琪,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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