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得到消息,记者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se)的日记将于今秋出版。我不禁想,人们为什么要写日记,为什么要记载自己每天做了什么事情?我自己也写了三十多年的日记,对上述问题也思考了多年。我觉得罗斯是一位了不起的日记作者,他认识半个世纪以来英国所有值得认识的人,所以我要再好好研讨一下上述问题。
写日记的理由五花八门,但有多少理由是真实的呢?或者纯粹是因为自恋?当代一些著名的英国日记作者,比如詹姆斯·里斯-米尔恩(James Lees-Milne)、艾伦·克拉克(Alan Clark)、肯尼斯·罗斯、艾伦·本内特(Alan Bennet)和伍德罗·怀亚特(Woodrow Wyatt)的日记里,我作为跑龙套的小角色出现。不过我开始思考,写日记是不是一种恶性的心理障碍。
写书是一种冒险”1949年11月,伦敦格罗夫纳豪宅酒店,温斯顿·丘吉尔在一次午餐会上这样说道,“它起初是玩具,后来变成娱乐。然后它变成情人,变成主人,变成暴君,而到了最后阶段,我们刚刚准备要屈从于它的奴役的时候,就把那怪物杀死,把它丢到公众面前。”但日记并非始终如此。它往往始终是我们的主人,以至于我们做某些事情和去某些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而纯粹是为了让日记满意。 
每天早晨花十分钟回忆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真是有点烦人的杂活。日记作者自我安慰,并互相安慰,说等到他们老了,日记就可以让自己高兴,或许还能让孙辈感兴趣。当然还可以抢在大家都忘记日记里提及的人物是谁之前把日记发表。我的一位朋友想给自己的日记取名为《名人私下里告诉我的那些尴尬事》。但这就是我们写日记的真实原因吗?
或许对某些人,比如政治家来说,写日记能给他们一个难得的机会,完全开诚布公,并展示自己始终是正派人。读者愿意读政治家的日记,即便绝不会考虑读同一个人的回忆录。写日记的另一个动机是炫耀自己认识多少富人、名人和成功人士。还有一些人在日记里坦白自己的罪孽。过去有一些伟大的日记作者,比如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塞缪尔·皮普斯(Samuel Pepys)、亨利·“奇普斯”·钱农(Henry 'Chips' Channon)和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凭借自己的日记赢得了不朽的文学声誉,也许有人想效仿他们。
詹姆斯·鲍斯威尔/蔡田明/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有些人想在日记里嘲讽敌人、歌颂朋友。(詹姆斯·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实际上是日记,虽然隐藏较深;它同时也是第一部伟大的传记作品,在讽敌颂友两方面都很出色。)托尼·布莱尔那位精明强干的新闻秘书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istair Campbell)之所以写日记,显然是为了挣大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最资深的将领,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勋爵把日记当作安全阀,在里面大发牢骚,免得自己公开与温斯顿·丘吉尔和美国将领大吵大闹起来。
有些人写日记是为了帮助历史学家,为了自我辩护,或者给自传准备材料。每当我遇见一位身居有历史意义的高位的人士,都会敦促他写日记。大约一半人说他们会写,但只有十分之一真正会写。(有些政治家写日记是为了自我辩护,不过在美国,日记可以作为庭审证据,所以很少有美国政治家冒这个风险。)
但我一直怀疑,我们记载自己每天生活的真实原因是,我们心里有一种虽然微弱但不断增长的恐惧:我们不重要,我们做的事情、说的话或写的东西都不重要,至少重要不了多长时间;等我们一死,我们就完全无足轻重了。我们担心,未经记载的生活是空虚的、无价值的生活。
花费成千上万个小时记录我们做过的事情,我们就能告诉自己,我们的生活现在就很重要,或者有朝一日会让别人觉得有意思,说不定是数百年之后。所以,写日记是一种可悲的、不符逻辑的、注定失败的手段,向冷漠的上天努力证明自己的重要性;我们这些日记作者缺乏理性,内心里居然相信我们能够引诱后世,让他们对我们感兴趣。于是日记开始主宰我们了。
我今年五十五岁了,应当比较理智才对,但我还是会去做一些自己不是特别想做的事情,去一些自己不是特别想去的地方,纯粹是希望能给日记增添内容。这很荒唐,但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会这么做。我相信日记作者普遍有这样的心理障碍。从艾伦·克拉克和伍德罗·怀亚特的日记里肯定能发现他们这种疯病已经很严重了。只要我们和其他日记作者谈谈,尤其是那些长期患有最严重形式日记紊乱症的人,他们一定会供认不讳。
很多人有强迫症,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以便死后别人觉得他们的生活不无聊;他们写日记,因为他们当真相信只要自己每天在一个小本子里记下昨天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生活就有价值了。这种现象应当有一个医学术语才对。绝大部分人简单地过自己的生活,不会被写日记的强迫症奴役。日记作者为什么做不到呢?
当然,我们知道日记提供的历史证据多么重要。日记记录的是当天发生的事情,不是多年后的回忆,所以更准确。过去四年里我为自己的新书《丘吉尔:与命运同行》(今年10月推出中文版)做研究的时候,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温斯顿·丘吉尔(1874年11月30日—1965年1月24日)
温斯顿·丘吉尔于1940年就任首相后,命令军队、政府和公务员系统里任何人不得写日记。假如德军入侵英国,缴获的日记就会有不可估量的军事价值,而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就能选择性地摘引日记内容,炮制绝佳的宣传。但几乎无人服从丘吉尔的命令,就连他的私人秘书约翰·"乔克"·科尔维尔(John 'Jock' Colville)也写日记。他的日记后来成为历史研究的宝库。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写日记,他的私人秘书奥利弗·哈维(Oliver Harvey)和常务外务次官贾德干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都写日记。乔治六世国王的私人秘书艾伦·拉塞尔斯爵士(Sir Alan Lascelles)写日记,国王自己也写,我为了写书研究了国王的日记。丘吉尔身边大约有五十人写了日记。他们觉得自己正在经历超乎寻常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未来的人们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兴致盎然。他们想得对。
今天我们写日记,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未来的人会贪婪地阅读我们写下的每一个句子,因为他们对我们这个后英雄时代的生活感兴趣。我们写日记的动机已经成为我们思维的一部分,并且是相当疯癫的思维。但我们知道自己还会继续写日记,也许一直写到失明(塞缪尔·皮普斯停止写日记就是因为失明了)或者直到我们时日无多,无事可记。
我不知道自己的日记将来有没有机会出版,甚至不知道它有没有出版价值,但我希望等我开始老糊涂的时候,这些日记还能向我提醒那些让我觉得喜欢、觉得有趣的人和事。我幻想自己坐在大扶手椅里,一边读自己的日记一边咯咯笑,爱抚一大堆日记本,就像守财奴爱抚自己的金银财宝一样。
政治日记的作者需要三样东西,他的日记才能成功,不管是约瑟夫·戈培尔还是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Douglas Hurd),还是工党财政大臣休·道尔顿(Hugh Dalton),还是记者C.P·斯科特(CP Scott),还是BBC高管约翰·里斯(John Reith),还是保守党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他是数量极少的写日记的首相之一)。第一样东西是成功。日记作者绝大部分为男性,他需要在正确时间处在关键位置,记载人们的言行。保守党议员艾伦·克拉克懊恼辞去下议院议员位置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从此离开了事件发生的焦点。
第二个必备条件是细致的观察力,能够迅速捕捉事件和人的个性。日记作者并不需要出色的文学才华,但必须对人物和时刻有一种敏锐的把握,哪怕是偏见。也不需要强大的政治判断力:塞缪尔·皮普斯支持英国的昏君詹姆斯二世,艾伦·克拉克捍卫极其平庸的约翰·梅杰爵士,“奇普斯”·钱农仰慕很可能是20世纪最差的一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
最后一个也是最困难的一个条件是,日记作者自己必须是有趣的人物,他的弱点、热情和道德(或不道德)发展本身就值得关注。我们很愿意和塞缪尔·皮普斯喝一杯波尔多葡萄酒,与詹姆斯·鲍斯威尔喝咖啡,参加“奇普斯”·钱农位于贝尔格雷夫广场的派对,一起喝掺有苯丙胺的鸡尾酒。
英国外交大臣和后来的首相安东尼·艾登爵士的日记,在中断两个月之后,于1944年11月18日的文字很好地概括了写日记这种活动深处的悖论。“近期我太懒惰,没写日记。我的懒惰不可原谅,因为最近几周发生了很多特别有趣的事情,”他写道,“但也特别牵扯精力,所以我完全没时间写。”一个奇怪的事实是,最伟大的日记作者往往不是决策者,比如很少有首相每天都写日记,而是那些处于事件边缘的人。真正创造历史的人往往太忙碌、太疲劳,没法写。
塞缪尔·皮普斯是海军部首席秘书,算不上英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奇普斯”·钱农只不过是议会秘书,这是最低级的政府职位。艾伦·克拉克从来没当上内阁大臣,哈罗德·尼科尔森在任上只待了一年,并且是不起眼的角色。但他们的日记的生命力比他们那些更有权有势的同时代人更强。“乔克”·科尔维尔和丘吉尔相处很长时间,他的有趣日记的标题为《权力的边缘》。与人们的直觉相反,流传最久的日记往往是边缘人写的。
不过,即便写日记的时候已经与实际事件隔了一段时间,但只要日记没有受过事后窜改,就仍然比后来写的叙述更能生动形象地反映当时的真实生活。很多闪光的小细节往往值得用很多页去描绘。在詹姆斯·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和他的精彩日记里,善于捕捉不寻常之处的目光往往能像夜空中的闪电一般照亮晦暗的细节。亲临现场的人写的日记里的几句话,有时比连篇累牍的官方文档更有价值。对于历史研究,日记是宝贵的史料,因为日记作者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事情,这很关键,而回忆录作者已经知道了去来龙去脉。
三十多年来,我从事历史研究,阅读了数百本日记。依我愚见,完美的日记作者是擅长观察细节、有严重性瘾的下层政治家。对历史学家来说幸运的是,英国下议院里挤满了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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