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中关村,半部改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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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熊剑辉
40年过去,回顾中关村传奇,依然要从陈春先说起。
1978年,中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走下飞机悬梯的人当中,就包括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这一年,他刚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斩获一等奖,并和陈景润等人一道被破格提拔为中国最年轻的正研究员。
人生和国运如果有四季,这都称得上是“春天”。
当年,美国在国人眼里还是“腐朽没落、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但沿着波士顿128公路、旧金山硅谷转下来,陈春先却看到数千家由教授、大学生、工程师创立的公司,以及由它们构筑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一位美国教授,仅靠一家20人的永磁体小公司,就能为NASA和全球核实验室供货。科技与商业的高度协同,竟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生产力。陈春先深刻认识到——这正是美国经济科技强大的终极奥秘。
60年代,中美研制第一台激光器的“时差”仅有半年;20年后,美国已拥有强大的激光工业,中国的科研成果还躺在实验室里。
联想起这些差距,陈春先的心隐隐作痛,脑海中浮现出了“中关村”。
当年,北京海淀区聚集着中国最顶尖的30多所高校、130多家科研院所,人才密集度不逊于硅谷。1980年,陈春先在向中科院、北京科协的听众讲述“访美报告”时,振聋发聩地表示“只要转变观念,我们也能做到”,并豪气冲天地宣布:要创办一家“硅谷公司”。
“文革”结束仅3年,陈春先敢说这样的话,有人觉得他疯了。
陈春先则比这些人想象的更疯狂:他定下一个“二不四自”的原则: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这在后来成为无数中关村公司效仿的样板,但在当时,别说中科院,就是全中国都没这个先例。陈春先开公司的报告打到物理所,却石沉大海。
好在,很快来了一个叫赵绮秋的关键人。
作为北京科协咨询部负责人,赵绮秋在“访美报告”现场就被陈春先圈粉。她清楚知道,这个“公司”开不成,但可以利用陈春先等离子体学会副理事长的身份,先搞个“服务部”,由北京科协出批文、出经费,再到公安局刻公章、银行开账户。
一番“曲线救国”,“服务部”开了张。
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纪世瀛等人把物理所一间废弃仓库收拾出来,成立了“服务部”。这一天,被公认为中关村的公司诞生日。
但与此同时,陈春先“腐蚀科技队伍,侵占公共房屋”的“小报告”,也打到了物理所领导那里,证明其腐蚀的证据是:每个扫仓库的人都多领了5块饭钱。
大家都在观望、迟疑、看笑话,陈春先却马不停蹄起来。
他跑美国、倒芯片,造了批核聚变电源开关,狠赚了3万块;他办培训班,向待业青年传授电子技术,成为日后“电子一条街”的“黄埔军校”。
人们惊诧于服务部竟然赚钱了,却看不惯陈春先每月给员工多发7-15元津贴,等于涨了1-2级工资。风言风语更加多起来:服务部卖产品给物理所,就是“损公肥私”;卖给外单位,典型的“吃里扒外”。
不久,物理所领导开始扛不住舆情纷纷,也有人本身就羡慕嫉妒恨。他们公开批评陈春先、纪世瀛等人“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然后决定对服务部立案调查。
诽谤、查账、被拘接踵而来。人们意识到,陈春先不但要受处分,还可能蹲大狱。服务部的上百人一哄而散,只有纪世瀛几个铁杆跟着死扛。
倒是赵绮秋这个“外人”,跑到中科院纪委为陈春先喊冤。但,无济于事。
愁苦的她向丈夫周鸿书倾诉,引发了这位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的关注。结果,陈春先的遭遇登在了1983年1月6日《国内动态清样》上。
这份直呈中央领导的机密内参,逆转了陈春先的命运。第二天,陈春先的审查即被制止,服务部的做法赢得了中央的赞赏和鼓励。
1983年4月,陈春先干脆胆子再大一点,创立“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及下辖的“华夏电器公司”,彻底冲破了体制阻碍,成为中国第一家“技工贸”企业。
但历史赋予陈春先的使命,似乎到此就戛然而止。
此后,陈春先创办了20多家公司,历经项目失败、贸易纠纷、非法拘役等无数磨难。不但未积累起财富,还因为下海失去了体制内的福利待遇,晚景颇为凄凉。
2004年8月10日,70岁的陈春先溘然长逝。他捐出眼角膜,留下了把“光明留给后人”的遗愿。
这位大智大勇的“中关村第一人”并不富有,却率先打破了时代坚冰。当中国人的头脑还被禁锢在幽暗中时,他以自己的目光和勇气,照亮了中关村的未来之路。
与陈春先差不多同时“揭竿而起”的,还有一位标志人物:王洪德。
也正是有了他们的“反叛”,才有中关村“两通两海”的时代。
1982年底,中科院计算所一次会议上,“右派”王洪德突然拍案而起:“如果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你们就开除我吧!”
说完,他拂袖而去。
当年,王洪德“五走创京海”,轰动北京城。
这也是憋出来的释放和爆发。
1979年,为了解决知青就业,王洪德在中科院计算所知青社拉起一支人马,专做计算机房工程安装,一年大赚60万,轰动中科院,也引来了工商局和纪委的审查。
他声泪俱下地“交代”:“我们这些新产品,都是填补国家空白的,不然就要从国外进口。既创造了效益,又解决了就业,我何罪之有?”但纪委坚持追究到底。
1983年8月,46岁的王洪德忍无可忍,于是怒创“京海”,而他的创业则比陈春先要顺利并且成功很多。
他从知青社借款1万,刚在银行开了户,就拿下北大一个计算机改造项目。中科院计算所、中国计算机公司等中字头大牌都来竞标,但北大的人却只信他王洪德这个人。
这个项目让京海大赚9万块,从此一发不可收。凭借工程质量过硬,国家远洋、国家计委、北京军区等大工程订单纷至沓来。1987年,京海总产值突破1.3亿,坐上了中国机房行业的头把交椅。
陈春先、王洪德的创业壮举,刺痛了中科院和海淀区,“科技人员能办企业,官方为什么不能搞?眼见着科研经费被削减,中科院计划局与海淀区决定合作,从“新菜田改建基金”中刨出10万,创办官民合办的“科海”。
创立科海,是希望中科院的科研成果能在海淀区的企业中推广应用。20多项新技术拿出来,成功率却很低。比如化学所的人造大理石,拿到面包房做装饰墙,结果室温一高变了形。企业认为是技术不靠谱,化学所觉得是企业素质差,不懂得控制固化温度。
而且,双方彼此嫌弃,怎么都谈不拢。
这样的心态,让科海没能走得太远。虽然,它推出了中国最早的电脑汉字装置、空气加湿器、财务管理系统等,夺得了不少中国第一,也赚了些钱。
但京海、科海的先后尝试,却让更多科研人员的心眼活泛起来。他们想下海,但却没资金,把他们的蠢蠢欲动看在眼里、也想搞一番产业的海淀区四季青乡,决定出资合作。
1984年5月16日,四通在四季青乡会议室宣告成立,乡里出资2万,请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当名誉董事长。“四”取自四季青,“通”有“四通八达”之意;英文“Stone”意为石头,有人解释为:干好了成钻石,干不好就甘当铺路石。
四通的第一单生意,来自中科院计算中心一批打不了中文、又卖不掉的日本打印机。他们花400块请了个程序员,写了套打印中文软件,结果迅速脱销,公司大赚20万。
沿着这条财路,四通发现,单位买电脑通常只用来打印,“电脑+打印机”却要5万块。如果能造出一种便宜的打印一体机,一定有市场。
1985年,四通MS-2400中英文打字机横空出世,一帮没怎么见过钱的科技工作者卯足劲开出八九千块的高价,都挡不住汹涌的订单。一年时间,公司就狂揽3000万,转年破亿。
1993年7月,四通电子成为北京赴港上市的民营企业第一股。
鼎盛时代,四通一家在中关村的纳税占比高达60%,人民大学南侧立交桥以“四通桥”命名,令联想、方正等黯然失色。
但在1997年,一场金融诈骗让四通负债2.4亿,2002年才走出困境。期间虽投出过新浪这样的大黑马,但之后,四通昏招迭出,先是接盘史玉柱的脑白金,后又跟随黄光裕搞地产,最终在新时代的大潮中光彩不再。
一度与四通同台共舞的,是信通。这是中关村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由中科院计算所、科仪厂、海淀区各投100万,于1984年11月开业。
信通的第一桶金,来自于中科院计算所的抗干扰稳压电源。靠着把这项荣获科学大奖的技术产业化,当年就赚了12万。
但信通并非一家富有远见的企业。
当年,它最早请动倪光南生产了100块汉卡,并商定与计算所五五分成。结果,计算所卖出93块、信通只卖出7块,计算所据此分大头,信通坚持对半分。
最终,信通求锤得锤,成就了日后联想的汉卡伟业。
此后,信通业绩还一度冠绝“两通两海”。但在90年代初,因为一桩7000万的走私大案东窗事发,在中关村第一个轰然倒下。
1984,被称为中关村的“拐点之年”。
这一年,跃上历史舞台的除了“两海两通”,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联想。
柳传志坦言深受陈春先的事迹鼓舞,萌生了创业念头:“憋得太久,机会来了,特别想干事!”
1984年10月17日,联想前身——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在一间尘土飞扬的传达室开了第一次会。公司只有两三个长条凳、办公桌,以及20万开办费。大家七嘴八舌,觉得当务之急是赶紧挣第一笔钱。柳传志却一脸愁容,对未来并没有底。
发愁是有原因的。这年,中科院财政拨款锐减20%,预计5年后全取消。计算所1500人吃饭要成问题,所里布下这支奇兵,就是希望能探条活路。此时,“两通两海”在电子一条街赚得风生水起,自家人还像没头苍蝇,怎能不愁。
机会很快来了。据“可靠”消息,在遥远的“江西妇联”一位妇女手里,有一批彩电要出手。这是当年最紧俏的商品,到手每台就能净赚上千块。一笔大钱在招手,柳传志千叮咛、万嘱咐要先验货、后给钱,结果还是一口气被骗走14万。
那年头,柳传志一个月挣78块。骗子骗走的,是他150年的工资。
困境中的柳传志,并不知道该如何反败为胜。他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带着人在路边卖电子表、旱冰鞋、运动衫,好把窟窿堵上。
“两通两海”一年赚钱千万,40岁的自己摆地摊。这是一件极其丢人的事,柳传志咬着牙干了。就算心再大,他也不敢想象自己20年后会把“蓝色巨人”的全球PC业务买下来。
无意间,中科院拯救了这支哀兵:院里进口了500台IBM电脑,准备配给各科研院所。柳传志得到消息、撂下摊子,直扑中科院设备司,把电脑的验收、培训、维护业务抢到了手。一伙人肩挑手扛蹬三轮,靠这笔业务挣到了70万。
这是联想的第一桶金,也是中关村龙腾虎跃的传奇之始。
1988年5月,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获批,“中关村”正式诞生。
压抑了十余年的创业热潮就此喷涌。
1988年,王莘毅然辞别联想,靠在中关村倒卖软件攒下第一桶金。1993年,他联手中国最顶尖反病毒专家刘旭,创立了一家尽人皆知的公司——瑞星。
1986年,当倪光南的联想汉卡卖疯时,“中国第一程序员”求伯君也来到了中关村。他先进四通,后入金山,历经三次肝病爆发,却在病床上凭一己之力做出WPS,横扫整个文字软件市场。之所以这么玩命,只因他认准一条死理:“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愿意把作为信息产业灵魂的软件产业,完全建立在他人的智慧上。”
1988年,被柳传志“忽悠”进联想的郭为,先琢磨出“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广告词,又把登在《人民日报》上、联想汉卡荣膺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生生改成了“一等奖”;同年进联想的孙宏斌,还在柳传志调教下“校正”山西口音,两年后被送进了班房;而真正执掌联想未来的人,尚在中科院自动化所赶毕业论文。
这一年,身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王文京,也在柳传志创业事迹的感召下,扔掉了“金饭碗”,扎进了中关村。他和搭档苏启强用5万块创立“用友”,2001年用友上市时,身家50亿的王文京年仅36岁。
苏启强没等到用友上市那天。
1993年,他就与王文京分道扬镳。1994年,他用王文京倾囊回购股权的钱,创办“连邦软件”,成为了网点遍布中国的正版软件专卖店,在无数抱小孩的妇女问你“要光盘吗”的中关村,活成了一股清流。
1995年,瀛海威将“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的广告牌竖起,宣告互联网降临中关村。
这一年,搞出“中国黄页”的马云,朝圣般来到瀛海威,拜会偶像张树新,却只受到会面半小时的接待。出来后,马云凝望着瀛海威的广告牌说:“如果互联网有人死,张树新一定比我死得更早。”
随后,他找到体委的人说,奥运会马上要开了,我们中国的网页不能是空的;但勉为其难接待他的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是特别强调:不预约就上门,这不符合规矩。
而人们对网络的实际体验,更多来自煤矿工人王跃胜的飞宇网吧。大学生在网络和游戏面前彻底沦陷,巅峰时期,1800台电脑日夜收割,成就了中关村“飞宇网吧一条街”的盛名。
伴随着《相约一九九八》的歌声,中关村开始群雄并起。
这一年,求伯君的北京金山正直面生死。此前,他全力开发、挑战微软的办公软件“盘古”遭遇重创,即便变卖别墅也无力回天。关键时刻,联想注资900万美元,令其绝处逢生。
入主金山的杨元庆踌躇满志,与求伯君一并慧眼识珠,将金山总经理的大任授予雷军。此时的雷军,正盘算着用15万将张小龙的FoxMail收入囊中,却被总经理的任命搞得诸事缠身,最终与日后打造出微信的张小龙失之交臂。
这一年,“方正最好程序员”周鸿祎,刚把“方正之花”胡欢娶进门,就不管三七二一地创立了“3721”。此后19年间,“红衣主教”跟互联网圈所有精壮男人斗了一遍,却矢志不忘创业年代的夫人感言:“你去做吧,我打工挣钱供你吃饭。”
还是这一年,清华留美博士张朝阳,把搜狐和风险投资这个“新物种”带进了村。
几条街外,刘强东把刚租下的柜台打扫干净,卖光盘刻录机的“京东新媒体”悄悄开了张。
刘强东的光盘还没卖几张,1999年,李彦宏跑去了旧金山走街串巷地拉风投。期盼100万美元创业的他,却被人强塞了120万美元。是年圣诞,北大资源宾馆挂出个牌子,上书两个大字:百度。
也是这一年,苏启强把连邦软件的加盟商王峻涛(网名老榕)请到中关村,搭建起著名的电子商务网站“8848”。此前,老榕一篇《大连金州没有眼泪》的网文,曾赚得全国网友泪目,顺手就带火了一家日后名为“新浪”的网站。
此时的马云,结束了在北京的抑郁踌躇。但他回到杭州办的阿里巴巴还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时,2000年,8848的交易量已高达26亿,几乎实现了对中国电子商务的垄断。但后来,8848分崩离析,马云真的把万吨巨轮推上了珠穆朗玛。
多少人曾大胆设想,倘若8848成功,今天的阿里又将何去何从?也曾不断追问:为什么8848没成,马云却成了。
但这就是中关村,这就是高科技。
199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冯军,怀揣220块,租下了中关村四海电子市场的半个柜台,然后每天骑着一辆堆满键盘、机箱的三轮车,沿着商铺挨个叫卖。
他提着键盘、机箱走进店铺,对每位老板都面露笑意并重复着同样的话:“我只赚你5块钱。一个月内你卖不出去,我保证退款。你看我每天都来,不会跑掉的。”
从起初直接把他轰出门,到天天被“我只赚你5块钱”洗脑,摊主们在冯军水滴石穿的意志面前败下阵来,键盘、机箱都从他那拿,并送他绰号“冯五块”。
后来,冯军的公司有了个响亮的品牌——爱国者。而他起家的、堪称是鱼龙混杂的电子市场,才是中关村最接地气的活力所在。
由菜市场改建的四海市场,起初是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自动化产品最热销;后来,买配件、攒电脑、装系统的生意最红火,引得市场“倒爷”遍地、人山人海。
中关村电子市场,开始声名鹊起。
90年代,火热的生意把中关村堵得车水马龙。1997年,北京市政府下狠心砍倒大片树木,刚刚拓宽了路面,村里就开出科苑、中海、硅谷、海龙、太平洋等一批电子商厦。Pentium处理器+Windows操作系统成了电脑标配,电子市场也进入了奔腾年代。
进城农民、下岗职工、贫困大学生、落魄技术员……人们涌进中关村,把破落的小柜台变成崛起的英雄地,梦想着成为“冯五块”。
当年周鸿祎谈恋爱,就曾拉着胡欢在电子市场挤来挤去。逛完后,周鸿祎拍胸脯打包票:“咱肯定能挣钱,就是攒机子,我的水平都是最高的。”
那是个炸裂般成长的年代。
1999年5月,中关村的海龙大厦刚开盘,商铺就遭人哄抢,转眼迎来日均三四万的客流。水泄不通的人潮中,任何品牌、任何配件都应有尽有,不论是攒机赚辛苦钱,还是转手倒商铺,月入数万数十万的大有人在。
汹涌的人流、高涨的租金、火爆的市场,为中关村电子市场赢得了“中国硅谷”的盛名,却也渐渐堕落成了骗子大本营。
千元贴膜、万元鼠标、数万元的山寨本……这类坑蒙拐骗的神迹,不断在电子市场上演。
消费者遭遇最多的,则是“换机”套路:你要7000元的A款笔记本?没问题!拿来一开机,就不断蓝屏、重启。技术人员则在一旁“好言相劝”:换B款吧,价钱都一样、性能强得多。用户换来一看,果然更加稳定流畅。殊不知,B款只要5000元即可。
由于坑蒙拐骗太多,网友们自发总结出《中关村防骗手册》。即便如此,真水货、假内存、翻新机防不胜防,“老鸟”都会看走眼,“小白”只会被骗得“满载而归”。
不是没人讨说法,但得先自问有没有叶问“一个打十个”的本事。叫嚣“110我们都认识”的黑导购,算是最客气的;上来敲断鼻梁、群殴砍人的,才是中关村的确有过的暗黑。
据中关村派出所统计:2010年,仅海龙、鼎好、e世界三大卖场的报警纠纷,就高达3527起,抓获黑导购764人次。2011年,官方公布的“北京十大治安乱点”中,中关村赫然上榜。
如此乱象,几乎是给首都抹黑,惹得一位大学生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向北京市领导吐槽:“我想知道,为什么中关村电子卖场骗子那么多、骗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政府不能管管?”
政府当然在管。2009年,海淀区就把工商、税务、公安等31个部门凑起来,组成中关村西区协调管理委员会,工作组入驻卖场、综合整治。但乱象太密太繁,最终管不胜管。
自作孽不可活2011年,太平洋正式关门,敲响了电子卖场的丧钟它们的掘墓人,正是从那里走出的刘强东
1998年,24岁的刘强东来到了中关村,以货真价实赢口碑,靠卖光盘刻录机起的家。2003年非典来袭,他不得已转型线上,创立京东商城,却招招击中了电子卖场的要害:你价格欺诈,我价格透明;你假货横行,我正品保障;你暴打客户,我包退包换……
当年是“南有华强北,北有中关村”。
如今,中关村电子卖场已不复存在。
刘强东最终把京东搬离了中关村,并留下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不是京东革了你们的命,而是你们自己!扪心而问,你们做了多少偷梁换柱勾当?卖了多少水货假货?暴打了多少客户?这是因果报应!”
30多年的喧闹轮回,无非印证了一点:哪怕是卖光盘、赚五块钱,都应恪守最基本的商业正道。
京东狂打电子卖场那些年,顺手把当当、卓越亚马逊等网上书店也揍了个遍。但真正趴下的,却是“北京文化地标”海淀图书城。
2015年5月7日,李克强总理突然来到这里。他走进咖啡馆,点了杯香草卡布奇诺,在与创业者们的笑谈中,读出了杯子上“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口号。
这一天,轰动中国的除了“总理同款”咖啡,还有《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以及中关村先行先试的“工商19条”、“食药12条”、“外籍人才新政”等一大波政策利好。
中关村,就此迎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时代。
触发这场变革的要素中,绕不开车库咖啡。
2010年,在一家公司担当投资总监的苏菂发现,在广袤的大北京,看投资项目已然成为一项体力劳动:每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见三四项目算高效。
他脑洞大开地想了想,是不是搞个创业者集中营?
凄风萧瑟中的海淀图书城,就这样落入苏菂法眼。这其中,他特别中意一家面积大、风水差、干啥啥不行的大网吧,把这改造成了车库咖啡。“车库”源于缔造出谷歌、微软、YouTube的美国“车库文化”。苏菂的雄心很大,希望这里能诞生出未来中国最伟大的公司。
要找到车库并不容易。
走进一楼,人们先要在漆黑中穿过一段走廊;再上二楼,才见豁然开朗,隐喻着创业的晦暗曲折。因为偏僻,所以便宜;但苏菂更深的想法是,希望过滤掉情侣、散客,专注为创业者服务。
万事俱备后,万事开头难。800平的地方空空如也,苏菂甚至抓了个熟人团队来暖场。这支创业团队穷得底朝天,借着开业酬宾,连喝15天免费柠檬水,一杯咖啡都没点。
眼见着车库咖啡和创业团队都要黄,苏菂却请动了新浪前CEO、DCM联合创始人林欣禾来掌眼。在苏菂的引荐下,这支PPT都没有的创业团队,拿下林欣禾200万融资。
消息像一枚核弹,引爆了创投圈。车库咖啡人气陡升,创业者蜂拥而至。
没资金、没背景的创业者,很快发现了车库咖啡的妙处。点杯20元咖啡,就能享受一天的办公环境和1G极速网络;再交30元,还能在沙发上过夜。一支5人团队驻扎在此,办公“月租”只要3000块,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这就是白菜价。
人越来越多,让中关村管委会和大企业也积极响应。通过车库,创业团队注册公司能走绿色通道;另外,微软给3年正版,阿里给免费云存储,农行有综合金融服务……一连串“福利”算下来,车库能提供300多项创业综合服务。
但这些都不是车库咖啡最致命的吸引力。
扎堆的创业团队,成功吸引了200多家风投机构。雷军、徐小平(真格基金)、王京(险峰华兴)、刘一昂(清科创投)等大佬,曾在此定期出没,戏称“坐台”。而滴滴、ofo、大姨吗、魔漫相机等知名企业,也是在车库咖啡孵化成长,使其暴得大名。
2013年3月,这条200米的步行道,正式变身为中关村创业大街。
于是乎,3W咖啡、Binggo咖啡、36氪等30多家孵化机构疯狂入驻;形形色色的创业者游走于此,混圈子、见名人、谈项目、做路演,个个梦想变身独角兽、颠覆BAT,也造就了这里特有的“21岁创业现象”。
中关村的创业前辈们更生猛。
不论是勤恳创富的,还是敲钟套现的,大都在游艇香槟的快意人生中感觉不兴奋、不刺激。于是冲进咖啡馆、化身投资人,哭着喊着投入了新经济大潮。他们的个人冒险、知识阅历、精神魅力,和磅礴的资本一道,注入了创新企业的精魂里。
前些年,O2O、P2P、大数据、移动互联网还是风口;转眼间,VR、AI、区块链、无人驾驶又成了热门。资本寒冬来了又去、创业咖啡热了又凉,这条大街的深度,已远远超越了200米的表象,不仅成了中国创业创新的风向标与温度计,更将中关村的创业精神延展到了全世界。
40年,弹指一挥间。
今天,从北京地铁4号线“中关村站”出来,步行至创业大街,你便能仰望一部中关村的变迁史。
海淀大街路口,矗立着中关村第一代企业的标杆四通大厦;往北途经海龙大厦、鼎好商城,电子卖场已是人潮散尽;向西的创新大厦、理想国际大厦里,爱奇艺、新浪等互联网英豪风采依然;拐进昊海楼、走进创业大街,车库咖啡里涌动着中关村的无限未来。
不远处的知春路,更是中国互联网的时代缩影。新浪、卓越、美团、今日头条,皆出于此;雷军入金山、投凡客、创小米,辉煌沉浮数十年,都没离开这块巴掌大的地方。
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已经超越地理范畴,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最大品牌。
如今,“一区十六园”的中关村,汇聚了1万天使投资、2万创新企业、3万海归人才,贡献出北京四分之一的GDP,企业总收入突破5万亿;其中,坐拥321家上市公司、70只“独角兽”,占据中国“独角兽”企业的半壁江山。2017年,中关村的专利申请量7.4万件、授权量4.3万件,被美国《福布斯》誉为媲美硅谷的“全球最大科技中心”。
而作为创新风向标的“中关村指数”则显示,中关村每平方公里的投资额,已然超越硅谷。
大批新兴科技企业群星闪耀:寒武纪、华捷艾米的AI、AR芯片,商汤、旷视、地平线的智能识别,百度、驭势科技的自动驾驶,百济神州的抗癌新药,中航激光的大型钛合金3D打印,京东方的柔性显示……正日新月异地改变中国科技产业的面貌。
陈春先或许意想不到,当年他燃起的创业星火,如今早已冲天燎原。
历经改革开放40年,有人无限感慨地表示:农村改革是小岗村首开先河,科技领域则是中关村首当其冲。这座科技之城,必将成为永久的风口之地。
李克强总理对中关村的评价更加振聋发聩:“中关村充满朝气与活力,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展示着我们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无限创造力。”
而亲历中关村40年、曾与陈春先共创“服务部”的纪世瀛则表示:“中关村的历史,是成功者和失败者共同创造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些失败的人。”
参考文献:
《当代北京中关村史话》,柯小卫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中关村笔记》,宁肯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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