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主题：话说天下大势
时间：2018年7月2日 下午
地点：东北财经大学科学报告厅
演讲人：张五常 教授
翻译：苏锦玲 女士
主持人：王玉霞 教授
主持人：
今天是东北财经大学值得纪念的一天。
张教授在经济学界可以说如雷贯耳，今天科报厅能这样人满为患，足见教授影响力之大。但我还是想先介绍一下张教授。
介绍张教授实在不那么容易，因为他的成就实在是太多了。他不但学贯中西，而且在科学和艺术两个领域同时纵横天下，在多个细分领域的造诣都达到了很多人穷其一生都难以企及的高度。
他之所以有这么多了不起的成就，除了他的天才之外，以我个人与他认识二十年来对他的观察，他真是出奇的勤奋。所以他今天能够名满天下。
教授的朋友，经济学家杜润生（曾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给张五常教授的题字，叫“特立独行，卓尔不群”。
的确，教授的经济学生涯一直是不走寻常路。比如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
佃农经济中的“分成”制度，经济学上一直认为是没有效率的，政府干预更是没有效率。但是在台湾，“分成”制度非常普遍，而且政府规定了地主的分成不能超过37.5%，台湾的农业还大幅度的发展了。
所以教授就根据这个事实，用一个理论推演出来：“分成”和雇佣长工和土地承包一样，都是有效率的。这个被称为“现代合约理论的奠基之作”，以及“蜜蜂的神话”。
所谓“蜜蜂的神话”，就是长期以来经济学认为，只要有“外部性”，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市场都是失灵的。但是教授走向市场，在真实世界里发现有这样的合约：就是一个果农向一个蜂农支付费用，让他来帮助果树授粉。所以这篇文章颠覆了“外部性市场失灵”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教授回到祖国，在大学里担任经济金融学院院长，成果颇丰。当年我们还在讨论“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时候，他就推断中国必然要走向市场经济，而且是放在一个产权和合约理论的框架内。
谁是改革的动力？谁是改革的主力？农村发生什么？城里发生什么？教授探讨这些问题的文章一出现，就如钢浇铁铸一般，足以使他在国内经济学界傲视群雄。
2008年科斯用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在美国召开“中国改革三十年研讨会”，请张教授做主题文章。教授就写了《中国的经济制度》。他在文中说，光说“中国走向市场”还不够，走向市场的一穷二白的国家有的是。总结中国做对了什么，对知识进展、人类进步才有意义。他认为，中国做对的，就是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促进了整个国家的发展。
这篇文章是十年前写的。大家看，如今各个地区展开的人才争夺、资本争夺，正印证着教授的判断。中国搞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教授退休以后又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写书，这本书已经很厚了，是四卷本，马上要出版的是五卷本。前面的那些文章都是一些片断，只有这本书是用合约理论把他毕生的经历和思考，编织成了绚丽的经济学画卷。所以他认为这本书对经济学有一个开创性的贡献，是一个全新的经济学。
当然我们也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只有这个伟大的时代提供了丰富的实验室，教授才得以写出鸿篇巨著。
张教授的另一个特质被我叫做“血浓于水，赤子之心”。
教授对自己的祖国充满感情。他说：“我曾经和同胞一起忍饥挨饿，因此我有责任告诉同胞，制度是怎么回事；又因为血浓于水，所以我就做不到无动于衷。”他说：“我有一个梦，梦见一个孩子在风雨中站在船头，不断地呐喊，这个孩子就是我。”
所以，我们面前这位几十年来为中国经济的安危不断呐喊的学者，让我们肃然起敬！（掌声）
下面的时间就交给张教授和他的夫人苏锦玲女士。演讲的题目是《话说天下大势》。（掌声）
▏从左至右：主持人王玉霞教授、苏锦玲女士、张五常教授
张五常:
各位同学，《话说天下大势》这个题目我以前也讲过。
今天特别要讲。因为过几天美国政府就要决定收关税的问题。北京当局说得很明白——会同样回应。美国准备了500亿美元的产品，北京也同样选出产品清单。
特朗普总统说，500亿不够的话我再加到2000亿。我们也知道他2000亿的清单已经准备好了。北京没有说话，我猜他们也准备好了。这是所谓的“贸易保护战”，是很大的事情，不是小事情。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举世的经济大萧条。大家都知道的。大萧条之所以迟迟的不景气十多年，主要原因是因为贸易战，全面的，你收我税，我反击，回敬你，也收你税。这是造成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美国现在说要贸易战，但是特朗普总统最后会不会做，我不知道。假设他会做，那么世界会怎么发展？这是大前提。我假设他会做，但我希望他不做。可是看他的样子，有很大的可能是会做的。
首先我讲一讲目前美国经济情况怎么样。然后，中国的经济又怎么样？假如发生了贸易战会怎么样？我分这三部分来说。
第一部分  美国的经济状况
美国的经济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我认为，好！非常好！很多年没有过的那种好！可以说欣欣向荣。它的增长率已经接近5%了。我去年推测，今年会到7%——假如它不搞贸易战的话会到7%的。
美国二战之后增长最快的是1984年，那时候是6.85%，这次有机会超过，当然假如打贸易战的话就超不过了。
那为什么美国经济可以做得那么好呢？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它减税，大手减税，跟里根总统在位的时候一样。
我不管凯恩斯怎么说，我认为政府在外面花钱，对经济的刺激是不大的——我们不要信书本里面说的。但是政府一减税，市场的反应是很大的，就是这个规律，很明显，作用非常大。特朗普大手的减税，他去年一减税，经济增长率现在到5%了，本来可能到 7%。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管制的放松。它原来的管制太多了，把管制放松，就欣欣向荣了。
比如说美国控制医药审核的机构FDA，申请一个新药，要做试验，最快要十来年的时间。而特朗普说，那个病人就快死了，没有药可医了，难道你还要继续用小白鼠试药吗？那就用在病人身上吧。他把这种试验通过的时间减到1/3左右。
美国加州是做西药研究的地方，受到宽松审核政策的影响，他们那个地方的房价直线上升，因为大批科技人士到来。
简单的说，美国的减税，加上放松管制，做得好！非常的好。所以美国经济现在可以说是欣欣向荣。
但是特朗普的问题是他始终都想要“美国第一”，不可能让中国超过美国。我倒觉得第一不第一没那么重要。
中国有4倍于美国的人口，我们没有种族歧视，中国人也不蠢，而且吃苦耐劳。有一个统计数字说，中国总国民收入是美国的七成，我对这个统计有怀疑。
你看看中国的楼价，有的比美国还高，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那些钱哪里来的？我不认为是泡沫导致的，而是实际价值升上去的。看深圳的发展，多么难以置信。
所以在财富方面来说，中国的总财富怎么会比美国低呢？所以我不想跟他们辩论，我也不想拿证据去说中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谁是第一。我只说，人民生活水平上升就够了。
我是觉得，哪一国大，哪一国强，这点不是很重要。但是他们老是不让中国超过他们，美国要当第一。其实说富有方面，平均当然比不上美国，但是在总财富上，中国并不比美国低，相当明显。
还有一样我想说的是，特朗普总统这个政府是我几十年来见过的唯一一个没有经济学家做顾问的美国政府。他不相信经济学家，他是以他的商人智慧来做决定。
做生意是要把对手杀下马来，这样就赢了。但是国际贸易不是要把对方打败，你要赚对方的钱，也要让对方赚你的钱，这是国际贸易。他看不到这一点。
美国算是人杰地灵，人才方面他们是比较有优势的。我们还有很多要追赶。在科技方面，老实说还是有相当的距离。但是现在我们追的比较近了。
第二部分  中国的经济状况
我说了，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发展，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个奇迹。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没停过。
1981年的时候，我就推断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很多人反对我那么说。十年前我写《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书，很多人想对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中国啊？”我告诉你，不要说这种话，我对中国是很清楚的。
当年我放弃了在美国的职位，回到中国。我是无所谓的，我不是改革者，我也从来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是我关心国家，这是事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在广西，在饥荒中长大。所以我对我的国家，对我的同胞，我一直是能帮多少就帮多少。我也不是很在乎国家听不听我说。学者能够做什么呢？我只能是给你个建议。我的建议可能错，我让你考虑，你听不听我说，不重要。
说到中国的形势，基本上中国的发展是好的。是有不好的地方，比如说新劳动合同法在2008年推出，最后搞的东莞都垮了，很多农民不得不又回到农村。
根据我的资料，中国农民的收入在2000年到2007年的时候增长的非常快。但是2008年开始到今天，进步很小。
我跟踪了两个地点：一个是河南的农村，一个是江西的农村。我不相信外面的统计数据，虽然我自己这个调查范围不够大。
比如工业的发展，有几个地点的工厂关闭，关于地区政策的发展，这些我都有当地的朋友提供信息给我，我也知道这些信息不是很全面，但是总比那些数据可靠。
我不是不相信政府统计部门的数据，是全世界的数据我都有怀疑。我更相信我自己所看到的真实世界是什么样的。我当然不能全面看到，我只能选择重点，打电话给我信得过的人询问。
总之，农村的生活，政府花了很多精力做，但是因为新劳动合同法，把这些农民又推回农村去了，发展得不好。
但是目前好像开始有所改变，东莞的地价开始升上来了。去年几个月之内，东莞的地价涨了一倍，惠州也上升了，因为深圳发展的很快，就把那些人推过来，工业方面开始有起色。另一方面新劳动合同法现在管的不是很严了，我希望这个可以慢慢的消退。
中国的形势好，有几个地点好，深圳非常好。我个人预测，十年后——可能不需要十年，深圳会超越美国硅谷。现在很多大公司都去深圳，人才也去的非常多。
最重要是深圳附近有工业，有东莞的工业发展。听说，想做一样产品、一个模型出来，在东莞马上就有人给你做，你要做什么都有人帮你做。有了东莞这种重要的协助，你来深圳，到贵州，你要做个模型，他们可以马上帮你做出来，又快，又便宜，又好。听说前十种最畅销的手机，有很多都是深圳做的。
中国的大学生也多了很多。本世纪初，每年的大学毕业生100万。今天呢，他们公布的数字是820万——在18年内升了8倍多。所以在人才方面是可以的。
但是教育制度做得不够好，中学是可以的，本科都还可以，研究生就做得不好。培养不出所谓有“一家之言”的人物。这个制度培养不出来像我这样的人。（笑）
我是天马行空的，自己想怎么样就自己拼搏。你看看中国现在有多少补习班，到处都是补习班，补习班是教不出大师级人物的。大家都是为高考，都是看成绩的。
所以，不要为高考而念书，这一点一定要重视。
我自己家里就有三个例子。第一个是我自己，当年都是考不及格的，而我几年之间就升为大教授。
第二个是我的外甥，虽然高考成绩还不错，但是在香港没有学校收他，我就让他到美国念书，他现在是从事细胞研究的世界级大名家，他是应该拿诺贝尔奖的。
第三个是我儿子，我曾经叫他不要考试考的那么好。他念书的时候，我规定他放学回到家里不准看书，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准做功课。现在他算是“师级”人物，在美国研究生物学。
▏精神矍铄思路敏捷的张五常教授
所以说，让学生们为了高考而补习，是没有用的。考第一又怎么样呢？人的想象力最重要。死记题目又怎么样呢？记答案能害死他，要发挥年轻人的想象力。
小孩子都是天才，你用这种考试教育法，天才都变成废物了。要鼓励他们能够发挥自己。我现在看到那些电子游戏机，我知道很好玩，但是一天玩十几个小时，这个不能培养想象力，这是我对当今年轻一代的一个担心。
以前我小时候玩的游戏，全部是自己想出来的，放风筝该怎么放，钓鱼怎么样才能钓多一点，全部是自己想出来的。像打乒乓球一样，我当时的朋友荣国团——他的乒乓球启蒙老师是我（笑），就在那边想该怎么打，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而现在的问题，就是太过注重考试，这些考试太过公式化。拿一份现在的经济学试卷，我是会不及格的，因为题目本身都乱作一团，这样逼着学生能怎么样呢？
所以中国人要想发展的很好，就要改变教育。
基础建设方面很好，公路、桥梁、高铁，全世界最好就是中国。高铁的成本很高，可能很难盈利。但是高铁把地价带起来了，这些怎么算进去呢？所以不能单单看一个项目的收入来判断那个项目有没有用，要把整体的发展看进去。当然整体来说比较难估计。但是反正钱都已经花了，最重要的是做得足够好。
中国的公路建的好，隧道开的好，高铁做得好，发电等方面都做得好。这些从单一项目来看未必合乎经济原则。而这个综合的经济效果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无从估计的。因为很多利益是看不到的，把地价带高了这个怎么算进去？很难算。
第三部分  假如发生贸易战会怎样
假如美国真的跟中国发生贸易战，我个人认为，中国如果不回击，对中国更好。但是不可以不回击，而且如果北京要回击，是有一点作用的。你收我税，我收你税，效果会怎么样？双方都受伤。哪一方受伤较大？我认为美国受伤更大。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做“一带一路”了。
我们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是，特朗普收关税并不是针对中国人的，他没有什么种族歧视，他到处都收，对加拿大也收。他是有选择地收——选择科技产品来收，收中国500亿美元，收印度15亿。其实这也是说他看得起中国，知道中国比印度发展的好多了。
我说若美国和中国互相收税，中国会相对受损较小。这种情况跟上世纪30年代有所不同，关键在于——中国虽然跟美国互相收税，但是中国对其他国家还是在减税的。中国对一带一路的国家都是很友好的，而且中国现在市场本身够大，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市场比美国市场重要。
美国是跟中国贸易最重要的国家，假如中美贸易出了状况，会逼中国跟其他国家增加贸易。这就变成中国对美国收税，对其他国家则大方一点。我相信中国是会这么做的。
▏科学报告厅内座无虚席
所以这一次所谓的贸易战，跟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地方，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好起来了，市场大了。大市场就容易找到朋友，很多人都想跟你合作，都对中国很友善。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美国经济发展得好，对中国是有利的——任何国家经济发展得好对我们中国来说都是好的，因为你不可能在穷人身上赚到钱。
最后，我讲讲科技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这方面中国做得是蛮好的。
1982年通用汽车总裁到北京的时候跟中国谈，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开展合资呢？中国那个时候没听过“合资”这个词。国家领导人说合资可以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学到他们的科技，结果就很多合资公司来到中国，中国学了很多很多。
现在中国的汽车做得很好，这可不是说要做就能做得到的，需要长期的学习模仿。
我再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照相机，日本是不肯来中国设厂的，假如有设厂的话，也是那些不需要讲什么商业秘密的项目，真正核心的东西，是很难学到的。所以“合资”在我们说来就是“偷师学艺”的过程。
听说这个合资的政策要逐步取消，据说到2022年可能全部取消。因为技术的学习和积累可能先告一段落。
我不是说用合资的方法或者 “以市场换技术”的方法是最好的能够引进科技的方法——我没有研究过，可能有更好的方法——但是效果是很明显的，科技至少是引进了。看看特朗普收的税就很清楚了，他收中国的税是选高科技产品来收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已经开始不需要再从事合资经营，不需要再去做市场换技术，而是直截了当的引进人才。中国有人才政策，各地区也有人才政策，现在也开始引进外面的研究人才，下一步就应该大手购买商业领域的科技人才，一两百万美金请一个是很便宜的。
数码科技的人才是不需要念很多书的，要讲天份的，18岁就可以很厉害。可是医学方面的人才，需要念很多年的书。一个算是“师级”的人物，给他200万美金也是很合理的，因为那种学问是很难培养出一个来的。
像我儿子研究的东西，他从四岁念书念到四十几岁，他的学问若没有几十年的工夫就无法成就。外国有的就是这种人才！
而现在一般做生物学的博士的话，因为美国在该领域的研究经费已经紧缺，现在你只要出一年十万美金的价格就可以请到一个人回来，好一点的话十几万，这是很便宜的价钱，这可是要经过三十年寒窗修炼的！
这个情况我觉得不需要我建议，好多城市已经推出了人才政策，抢人才，把人才国际化了。
谢谢各位。（掌声）
主持人：
张教授以如此高龄还能给我们做这样精彩的报告，非常难得，下面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
现场提问①：
先生对经济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据学生所知，先生似乎支持萨伊定律，那么我想问一下，萨伊定律与中国现在供给侧改革以及一带一路的战略是不是一致的？谢谢！
张五常:
萨伊定律基本上是对的，但是用字用错了——萨伊定律说供给“创造”需求，这是不太对的。供给是“为了”需求，就这么简单。
从政策方面来说，只要把供给方面处理好，就不需要管需求方面，这跟凯恩斯不一样，凯恩斯叫刺激需求。正好相反，把供给处理好，就不要管需求怎么样，自然需求就会来了。这个政策是对的。
现场提问②：
张先生您好，刚才有谈到东莞和深圳地区的房价，近年来上升比较强。现在也是前年到今年之间，中国一直在强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目前来看中国的房价是最显著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之一，如果房价泡沫破灭，对中国经济将有很大的打击。您在深圳附近，现在深圳也是中国房产或者说泡沫的一个极端，您怎么看中国房产泡沫和深圳房产泡沫情况？以及它未来发展会怎么样？中国应该怎么解决它？中美贸易战会对中国的房产泡沫有刺破的效果吗？谢谢！
张五常:
房价涨主要是因为地价涨，你要看地价。地价涨，因为知识的增长增加了。劳动力的回报叫做工资，资金的回报叫利息，知识的回报在哪里？现在很多知识，有些知识是有产权，但是大部分的知识没有保护，发明权只是保护十几年而已。中国有多少知识进口，不是偷回来的，我们在网上一查就出来了，知识的回报到哪去了？就要到地产上来。
所以地价高，楼价高，基本上是没有泡沫的，基本上不是坏事，坏事是导致的财富不均，现在批评楼价高的人并不是他批评楼价高，而是他自己没地方睡，因为他自己没买到，这点很重要的。
我买了一栋房子，我30万买回来，现在值300万，那我可以退休了，有一点帮助。但是我没买到，而他买到了，这个是财富不均问题。
有没有泡沫呢？有可能有，但是不是说房价高就会有泡沫。我常常都留意，一般来说，假如租金达到1.5%的话，就应该出现泡沫的机会不是很高。
你不是公款，你要借贷的话，有没有借贷膨胀，假如没有借贷膨胀的话就不要担心泡沫，只要不会导致财富不均，而又没有借贷膨胀的话，当然是越高越好，有钱有什么不好？但是“他买到，我没有买到”，政府要处理这个问题。
香港出现了居住的这个问题，新加坡也是这样，现在中国也是这样，各出其谋，帮助那些没买到房子的人。
但是假如你是因为楼价高而拼命故意把它打低的话，这是很蠢的事。中国这方面目前来说，借贷膨胀不是一个问题。最重要的例子是日本在1986、1987年的例子，两个月之内楼价跌了九成，那是很大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回过来， 30多年了都没有恢复。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的三千万，一下子变成三、四百万怎么办？我们要担心的是像八十年代日本的那种泡沫。那个时候日本是有借贷大膨胀的问题。中国现在没有那个现象。
现场提问③：
我想咨询一下中国的股市经过28年，将近30年的发展，可以说用市场的话来说相对比较成熟，体量也足够大，股价相对来说也算足够高。我想请教一下张老师，您个人的观点认为我们国家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现在健全程度到底如何？到底还存在哪些方面的不足？还有我们国家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等信息披露的质量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在未来几年我国的股市会不会重倒日本九十年代初的覆辙？
张五常:
股市是另外一种问题。任何人在市场上，任何市场，都是赌博，有机会赢我才赌。
股市问题，完全不管也不行，要管又很难管，你看美国管的那么严，一样出事。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你。
现场提问④：
我的职业是做股票的，上周每股道琼斯股票的收盘价是2427.41点，2008年到现在涨了2倍，A股刚才的收盘价是2775.56，08年6124多点，降了一倍，如果这里有原因的话，能否从经济学的角度帮我阐述一下。股票十年跌了一半，从经济学怎么分析？
张五常:
我告诉你上世纪一个七十年代的例子，美国的30年债券的孳息率上升10%以上，持续了七八年时间，那个时候是通胀大幅回落，经济学家朋友每个人都输钱，有这种现象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七十年代债券现象，没人能解释得了。每个人都输钱。
所以股票这个东西，你要相信牛顿说的话，牛顿说：“我可以解释天体的运动，但我没有办法解释股票怎么运作。”（笑）
现场提问⑤：
您好张教授，非常荣幸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的时间向您提问。您对区域发展是非常有远见的，我想知道您对大连包括东北经济的走向，有什么期待和展望？
张五常:
看看北朝鲜，假如它绝对放开，我相信北朝鲜经济会发展的非常好，我绝对相信。若朝鲜把经济搞起来，东北和大连一定好。
上世纪70年代，一个香港才500万人口，都是难民去的，什么都没有。只是没有进出口关税，够自由，结果最后在无数产品上都搞到世界之冠。
现在的北朝鲜等于当年的五个香港还不止，北朝鲜矿藏很丰富，所以他们发展起来是不得了的，它不需要特朗普的资助，只要对外一切放宽，不要收关税，只要放宽，不要去搞它，它一定上去，只要朝鲜上去的话，大连前途无量。
主持人：
还有很多同学要问问题，但是教授结束演讲以后还要接受凤凰财经的采访，所以今天这个报告会就到这里。
各位可能感觉到教授仍然是宝刀未老，两个小时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师的风范，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精彩过瘾的学术报告。
感谢为这次报告的成功举办提供筹备和支持服务的东北财经大学EDP中心的团队，感谢为本次活动提供大力支持的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的领导及员工。
最后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张五常教授！（掌声） 
盗非盗：从邓小平的智慧说起

张五常


朋友传来一篇英语文章，是Peter Navarro 写的。此君以敌视中国知名，写过一本题为《中国致命》（Death by China）的书。目前他是特朗普总统的制造与外贸政策委员会的主席。顾名猜意，他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可以致命。这不是传统经济学的看法，但这些日子特总统的言论，主导着的贸易战，有这样的味道。我曾经说过，特总统是大好商人，竞争要把对手杀下马来。然而，国际上的贸易，基于互相得益，要赚他家的钱你要让他家赚你的钱。


Navarro的文章是为特总统辩护，题为《特朗普抽进口税是为了防守中国的侵略》。文内的重点，是指责中国盗窃了美国的科技知识，提出一位中国的女士因为这类盗窃而认罪的例子。那所谓工业间谍活动（industrial espionage）在美国历来是大话题，这方面的盗与防盗，花上的钱每年以百亿计。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给我资助，要求我考查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这些难度甚高的话题。无论是深度或广阔度，在经济学者中没有另一组人比我和几位助手调查得更全面。但我说过，因为难度太高，我们以失败收场。话虽如此，如果读者参阅我的《英语论文选》中的《产权与发明》那章，会知道我们当年的考查与研究是有着深度甚高的一面。


中外合资的成因

说今天特总统要大手征收中国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的进口税，其中的科技知识是从西方引进，是没有疑问的。不是局部——是全部。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那里的干部朋友，读过大学的，对外间有点科技含量的产品所知一律是零。邓小平比我知得早：一九七五年他就说中国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才可以把经济搞起来。那当然，但要怎样才能把西方的科技引进呢？


关键是一九七八年十月，美国通用汽车的董事长造访中国，提出与中国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这个当时中国人没有听过的安排。这建议传到邓小平那里，他说：“合资经营可以办。”一九七九年七月，邓老提出的选择合资的理由清楚明确：


“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比补偿贸易好，因为合资经营风险是双方承担。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


研究院同学执到宝

十多年前，一位在内地念经济研究院的同学，拿着八套中外合资的合约来找我，不知是怎样弄来的，问这些合约提供的数据可否作为博士论文的题材。所有合资皆以五十、五十合股。真巧，这些合约中竟然有中方与通用汽车的合资合约。见到这批真实的中外合资合约的样板，我只翻阅几分钟，就跳起来。每项合资有几份合约，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那说明科技的投入与商标名牌的收费，说明外间的银行户口号码，中方要按时汇款。这是说，除了合资所获的分成，中方还要付的是商标、科技等费用。其他七家外资跟中国的合资合约也大约如是。真替通用高兴，今天，他们的汽车在中国的销量比在美国还要多。


当我见到那些合资合约时，感到震撼，因为意识到，合资之外，一个街上人看不到的要点是商业或科技秘密的租用。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容易，但牵涉到商业秘密租用的合约很困难，因为秘密这回事，一经外泄就去如黄鹤，无法收回。一项值钱的商业秘密，要找买家，不容易写出给秘密的拥有者可靠的保护的文字。一般的习惯是：你要把值钱的秘密给我考虑购买或租用吗？先给我签一张如有外泄我概不负责的合约（称submission agreement）吧。


这里的问题，是一部汽车必有多项发明专利的保护，这些专利是什么发明在申请注册时一定要公开说明，今天任何人可在网上找到。商业秘密没有明确的保护。任何人见到成果而可以追溯成因或可复制出来的，法律皆不能保护。像云南白药那样能历久地守秘的例子罕有。问题是一般的商业机密不像药方那样清晰明确。一项做生意的程序可以是重要的秘密——好比多年前美国一间航空公司出售机票的程序就曾经惹来商业秘密盗窃的官司。相比起来，一间有斤两的工厂，其产出程序及无数的其他数据一般要员工守秘——美国工厂的运作，很多琐碎的事项不要让外人知道。中美签订的合资合约容许中方知道产出中的无数方法与程序，合资可以协助守秘，因为外资可派人到现场监管。


市场换技术的发展

这就带到另一项有趣的发展，也跟邓小平有关：市场换技术。这里的理念是说，外资到中国设厂，科技含量越多，中国会越开放本土的市场给有关的外商。这个理念起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那么早有点奇怪，因为那时中国还算不上有什么市场。但邓小平显然是意识到中国的市场发展起来将会是非常大。始于一九八二年沿海的经济特区。本意是外资到特区设厂，必须外销，让中国赚点外汇。跟着的改变是，如果外资的工厂带进可观的科技，内地的市场可放一点给该外资。


市场换技术这项战略性的政策，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变得清楚明确。记载说：


“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指出，这个问题要解决（即打开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局面），要让出部分国内市场换取我们需要的先进技术，凡属外商确实提供了先进工艺、技术、设备的产品，要让出部分国内市场，允许一定比例内销；国内紧缺需要大量进口的产品，要允许内销以替代进口……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不能指望中央拿很多钱，主要是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税收低一些，内销市场让一些，使其有利可图。”


这里要注意，市场换技术是不需要跟中国合资的。这是说，要在中国设厂制造出口货，可让中国赚取外汇，欢迎，但要卖到内地市场赚钱，那么你设的厂要有相当的科技才成。换言之，来自香港的无数的所谓“来料加工”的厂商，其产品一律要出口，管得很严。


作为经济学者，我不能完全同意上述的政策，但北京上头就是这样处理，而跟着的科技引进无疑是成功的。今天外间见到的有相当科技含量的中国产品，其科技知识不是盗窃而得，也不是明码实价地在外间市场买回来，而是通过合资与“市场换技术”弄回来的。


听说北京将逐步取消合资的规限，到二〇二二年全部取消。我认为可以早点这样做：只要有点科技斤两的外资进来设厂，不能不多用中国的员工，其科技知识会扩散，虽然不及合资那么快，但够多可以弥补。这里的有趣问题，是如果让外资自由选择，我认为他们大多数会选跟中国合资，虽然中方的股份多半会低于百分之五十。他们会要求合资，因为有中方的参与所有经营必须办理的手续会来得远为容易。这不是说在中国经商的手续格外麻烦，而是外商不容易弄清楚什么是门什么是路。


深圳是邓小平的代表作

今天，中国每年申请国际发明专利的数量超越了日本，估计约两三年会超越美国。这些数据不一定能正确反映科技的进度或水平，何况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重要的中国科技迈步前走的证据，是深圳的发展。那里中外名家云集。年多前我推断十年后深圳的发展会超越硅谷。这推断主要是因为该市有一个工业重镇——东莞——在旁边。十年前东莞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引进而变得一片萧条，今天，深圳的急速发展扩散到东莞与惠州去，导致这两个城市的楼价跳升。


是深圳之幸。东莞的工业不像昆山那样，厂家各有各的产品牌子，也不像苏州工业园那样，厂家各有各的名牌。东莞有的多是接单工厂。一个到深圳投资的机构，要造一件产品的样板，东莞可以立刻做，快而精。这样的服务硅谷没有。难怪天下的知名品牌今天纷纷跑到深圳去。


回头说“中国致命”这个话题，我怎样也想不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整体会有害。美国某些行业需要转型，某些行业需要放弃，但整体而言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一定是利大于害。美国今天的经济增长率，是里根总统以来最好的。去年我对一些朋友说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有机会超越里根一九八四年的六点八五。现在看不会。贸易的保护政策历来是害人也害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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