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都出自民国，不知何时起成为了一种默许的正确。以致于如今的大学甚至要苦心积虑追求民国岁月。但事实是怎么样的？本文作者老田对民国至建国初期的大学建设和大学生成绩进行了梳理，为大家呈现一个真实的民国教育。
作者 | 老田
编辑 | 默默然
美编 | 黄山
微信编辑 | 侯丽
一直有一种宣传声音，说民国出大师，这个宣传策略的背后，是把毕业生的职业生涯成绩单，与大学教育阶段的文化资本（或称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效性，简单地进行因果关系链接之后，得出一个民国大学很成功的推论，以对照今天的不成功。那么，这种因果关系链接在社会实际中间能不能成立呢？
本文着重揭示在个人学习成果之外的各种成功要素，以及特殊历史时段造成的“低才高用”那种机会结构，对人们职业生涯成绩单的巨大影响，侧重于呈现学生毕业后的机会结构与大师级成绩单的关系。本文分析的结果，揭示出大学教育仅仅对个人的门槛素质有效，而对数十年之久的职业生涯成绩单而言，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机会结构”——毕业生可以得到多少机会去展示自己和提升自己，而大师级人物的成就，主要是与个人能否得到各种超出同学的职业机会有着密切关系。
缅怀民国，穿民国服装照毕业照，已经是一种常态
 图片来源：淘宝
对民国教育推崇的宣传策略，是颠倒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把个人文化资本的第一次重要积累状况视为一种原发性的动力机制。无论一个人多么能干，他都是处在社会网络中间的一个节点，其成功或者不成功，主要是由节点与网络的关系来说明而不是相反。这种宣传策略到处流行，内在逻辑是耦合了今天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大多数的历史唯心主义方法也与这种颠倒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世界观有关系。
一
很多年来宣传民国大学教育很成功，毕业生中间出现极高比例的大师，这是一些人长期以来最成功的宣传策略。下面这组数字，高度符合这个策略的需要：“西南联大在短短的8年确实创造了教育界的奇迹，在她的3882名毕业生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获奖者、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引自：杨华：为什么你能考上大学？——跟参加高考的你谈中国教育制度，载观察者网】
图片来源：引自百度词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依据这个宣传策略，民国大学教育的成功性就体现在：大学作为毕业生文化资本积累链条的关键一环，极为成功地生产出合格的人才，这些人才被其职业生涯所证明。由此反推：民国的大学毕业生的成功，就在于其个体文化资本积累的成功，也就证实了大学教育的对于文化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在这个宣传策略背后有一个这样的解释逻辑：用毕业生个体职业生涯的成绩单，去说明大学教育对于文化资本积累的有效性，简单对两者进行因果链接之后，就会得出那样的结论。
同样的宣传策略和解释逻辑，也常见于对于黄埔军校的吹捧：例如说国民党创办的黄埔军校多么厉害，其毕业生一从军领军，北洋军阀很短时间内就灰飞烟灭，这样的历史成绩单足以证明黄埔军校是多么牛叉。不过，虽然这个宣传策略虽然到处都可以遭遇讲述者和传播者，但是背后的文化资本积累的有效性逻辑，却无法进一步深挖，因为，黄埔军校的招生对象多为中小学毕业生，而军校培训时间很短同时培训深度严重不足，政治训练内容不超过党校短训班，军事上也只能提供入门级的军事训练，因此深挖文化资本积累逻辑，就比较缺乏说服力，所以宣传策略仅仅把北洋覆灭与黄埔毕业生的成绩单进行因果链接就算了。
等到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就创办了中央军事学院之后，招收学生起点才继续提高，培训内容才改为大学教育阶段的，此时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更为高端，但是中央军校毕业生的职业生涯成绩单则远逊黄埔系。在这里，宣传策略的成功，与解释逻辑的巨大落差，尤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文化资本积累的有效性不是职业生涯成功的唯一原因。
二
一般而言，人们很信服自然科学的成绩，哪怕是民间文化水平极低的人士，也从不怀疑“硬本事”——有个到处流传的谚语说“生铁补锅、本事值钱。”
那么多的两院院士出自西南联大，在其毕业生中间占据接近百分之五的比重，其中理科和工科毕业生成为院士的比例更是超过百分之十，这个比例恐怕是人类教育史上空前的奇迹。这样的职业生涯成绩，与大学阶段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之间的关系，特别值得深入挖掘。
我们还是从一个具体的案例着眼，去看待成功者需要怎样的个人素质之外的条件。茅以升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桥梁专家，是美国留洋的工学博士，1955年被评为两院院士。在1955年之前，他最成功的巅峰代表作品是钱塘江大桥，这是中国第一座跨越大江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当然也代表着中国业界的最高水平，如果要在土木工程方面选评院士，拥有此类最亮眼业绩的人士，肯定会是当之无愧的首选。
同时，我们也观察一个不成功人士的职业生涯，来加以对照。李文骥是北大土木门第一届毕业生（1913年毕业），在其后的职业生涯中间，多次在顶级专家手下打杂，在詹天佑手下帮助搞铁路线测量，在茅以升手下帮助修桥，此一类的低端技术活儿干了不少，但没有单独主持过重大工程。假如他不是去世过早，1955年评选院士也当然不会考虑他。说是“生铁补锅本事值钱”，但是你补锅数目严重不足，还是补锅的学徒工地位，肯定不足以支持职业生涯高评的。
很多人都觉得时代或者国家亏欠了自己，不少自高自大的知识精英都是这个模子，但这个李文骥格外不同，他特别有意思的一面是：他是那种有着高度的事业心，却总也找不到高端事业可做的人。民国初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就跟着洋教员到武汉测量长江大桥选址状况，还一起向民国政府呼吁在武汉修筑过江大桥以纪念辛亥革命胜利。国民党政府不是不想干，奈何手上钱少干不成，所以这个别出心裁的呼吁也就没有成功，他们那一伙也没有得到做重大事业的机会。1935年前后，李文骥此时已经薄有声名，竟然钻门道找政府要到一笔钱来，具体展开武汉长江大桥的前期工作，拿到这笔钱之后，他率领队伍在长江河床上钻探了一条备选路线，钻探完一条线路并获得资料后，国民党政府就没有了后续资金给他，他就只能够憋屈地停手了。
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李文骥已届暮年，但依然壮心不已，他上书毛主席，继续建议建筑武汉长江大桥，以纪念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高度体现了一个有着事业心的人才，在追寻重大事业方面的不改初心。民国年间，武汉北段的平汉铁路和南端粤汉铁路都已经通车，在武汉建筑长江大桥，绝对是当时中国排在最优先地位的第一选择，因为实在是没钱，所以长江天堑就硬是成为中国南北铁路主动脉的梗阻，时限长达数十年之久。李文骥当然清楚交通投入的优先地位和重要性，但他为了提高这大桥在国家决策中间的优先性，不得不把自己还不算熟悉的政治要素押上去，试图借此去争取决策层的重视，从而得到最最优先的资源分配地位和项目立项机会。
我们看到李文骥为了干一番事业，几十年间，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去争取资金投入和机会，也就是说在技术事业之外，花太多时间和心力去争取机会了。
武汉长江大桥  图片来源：网络
1950年代在长江大桥前期论证工作中间，李文骥在三十年代进行的前期工作资料被评为“技术上有可行性”，这当然没有否定他的工作成绩，但是工程选址需要多重方案对照优选之后，才能够获得最后的可行方案。后来的大桥线路选择，是在五个路线钻探资料基础上进行优选的，他最初钻探的那条线路也是备选方案之一。这说明，技术作为“硬本事”也往往只是门槛条件，最终的技术实施方案则需要巨大资金投入去获取基础数据，然后加以优选才能够获得可行的技术方案。
也就是说，个人的技术素质只是门槛条件，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条件，这对于那些达不到门槛条件的科技人员而言，他们的素质是“好的”。但是，在门槛条件之上的条件才是决定性的，项目最终实施方案的选择，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去获取大量数据作为比选基础，经过这样的前期投入之后才能够获得数据优选结果和最终实施方案。如果没有大量投入的支撑，任何可行的技术经济方案是无法产生的。不仅长江大桥如此，其实每一个重大工程论证都需要巨大的前期资金投入。
李文骥有着高过门槛条件的素质，也有着数十年如一日的高度事业心，但是，终其一生却未能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他去完成一个可心的工程。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资金筹集的门槛条件已经达到，但李文骥真的是“冯唐已老”天不假年了，他在自己去世之前的几个月，虽此时身体状况极差但依然一心扑在长江大桥事业上，这真的可以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在此，需要对李文骥先生的事业心和执着，给以由衷的敬意。
民国年间最高投资年份的资本投资比例也没有达到过国民生产总值的5%，新中国成立之后，资本形成率过低的现象得到了根本逆转。投资占比例短期内提高到20%以上，大量的工程和工地迫切需要技术人员，但民国的大学教育又严重准备不足，由此，1950年代出现大量的“低才高用”状况。这是人才市场上的特定需求关系所决定的：需求极端殷切但供给却严重不足。需求殷切的原因没有任何别的奥秘，就是大量投资推动的海量工程项目，现在特别缺乏技术人才去掌握，这与李文骥毕生找不到建桥资金的状况，发生了根本逆转。
由此，新中国的许多大工程往往由初出学堂且毫无经验的“小萝卜头”去主持，例如1949年开始的治淮工程，钱正英（本科毕业的小丫头）就在那里担当工程技术部副部长，她资格浅和级别低所以是副职，但技术上是她当家。几十年后淮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家们回顾“钱正英当家”的过程，说她还是干过一些蠢事，例如某个分洪区建设中间她竟然推荐了人力挖掘土方去降低地平面的方式，以增加蓄洪量，这个选择投资耗费极大但却收效甚微。当然，学徒工阶段干点蠢事还算正常，大家也没有怎么计较她。而另外一个小萝卜头潘家铮，28岁就主持新安江水库（千岛湖）工程设计，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一个人有了这样的高起点，只要不是缺乏门槛素质或者特别不敬业，毫无疑问会在自己三四十年的职业生涯里，交出格外靓丽的成绩单的，最后，作为全中国顶尖人才评选标志的两院院士选拔，大概不会遗漏这样的人和他们的成绩单。
钱正英和潘家铮以“小萝卜头”主持巨大工程，而李文骥毕生孜孜以求的长江大桥项目，付出数十年的努力，连前期论证资金都找不全，这种巨大的差距，有力地说明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支撑，除了门槛技术条件之外，最重要的是国家或者私人的项目投资能力带来的机会，有了这样的机会才有个人职业生涯的成绩单。如果没有投资能力在背后支撑，哪怕是具备了门槛技术条件，因为得不到练手的机会，其职业生涯的高度就会很有限。
从这简单的案例分析中间可以知道，对于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门槛素质是重要的，这往往与大学教育有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机会与人才数量的对比，而这个背后就是投资能力在起作用了。李文骥具备门槛素质，但是毕生没有遇到足以施展其才华的机会，怀着高度事业心而度过空落落的一生。后来，钱正英和潘家铮等人，遇到了海量投资造成的机会，以较低的门槛技术素质和低得多的事业心，就已经成就了其职业生涯的许多亮点，几十年后获得肯定和高评并当选为院士。
三
民国年间毕业的工科毕业生，在1950年代遭遇到新中国的巨大投资能力，很多幸运者被“低才高用”，累积下来的职业生涯亮点就很不少，这会在两院院士评选中间占据了极大的优势。而后来的年轻一辈哪怕初始技术水准远高于他们，也往往被贬低去从事琐碎的技术细节工作，白白靡费青春时光而没有做出一件大业。
在工程之外的自然科学研究中间，虽然不是如工程项目那样机会完全是由“钱堆出来”的——机会与投资的关系没有那么绝对，但也在较小程度上与投入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毕竟，无论哪一个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推进，都离开不长期有序的资金支持。与民国年间相比，新中国投入“两弹一星”和其他基础研究方面的人力物力资源，无疑数十倍于从前，而相关科研机会却同样是由一个相对小的科研共同体使用的，只要这群人具备“及格型人才”的初始门槛条件，长期有序的投入和协作努力，肯定能够“堆出来”靓丽的职业生涯成绩单的。
据老田访问中科院地理学所陈传友教授得知，1958年国家部署大规模对青藏高原的科考，学者们从国家银行金库里提出银洋，自己用箩筐挑着走上青藏高原，开始了此后持续数十年的大规模研究工作。因为当时西藏尚未展开民主改革工作，很多牧民还不知道有共产党执政这回事，他们卖东西还只认银洋。对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大规模研究，进行了十多年之后，文革后期开始大量发表成果，引起海内外极大重视和肯定。当时的研究工作，不象今天那么急功近利，年年月月都要报项目找课题经费，然后再结项或者各种考评填表，而是完成必要性与可能性论证立项之后，大家分工协作干下去直至完成就好了，这暗地里吻合了“板凳要坐十年冷”真功夫投入要求，所以既没有引起“过度行政化干预”也很少“恶性竞争和人为造假”的弊端，高原科考短期内就较为顺畅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地学部很多院士都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做出了杰出成绩的人士。
从这个简短的分析中间，可以看出职业生涯的亮点，确实与门槛技术素质有关系，但这个不足以证实大学教育的成功，仅仅能够说明大学培训了一定数量的“及格型人才”，但及格型人才遭遇到海量投资造成的海量机会之后，才会带来“极高起点”的职业生涯，从而在一个人三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间，留下远超朋辈群体的亮点和高评，最终足以支持其当选为两院院士。而这种“极高起点”的职业生涯之所以存在，恰好是大学教育严重不足决定的——这是大分子除以小分母以后肯定会得出的大商数。也就是说，较大的商数决定于两个因素：新中国提供的大分子和民国决定的小分母，舍弃任何一个条件，大商数都不会出现。
西南联大毕业生，意外地遭遇到一个投资迅速膨胀的阶段，才会出现大商数——“低才高用”的时间段——这相当于是给极低数量的备选人才，突然赋予海量的极高职业起点和成功机会。也就是说，新中国投资能力大增带来的机会（分子增大），远远超过民国大学教育能力积累下来的及格型人才储备数量（分母过小），这个大商数，是历史和政治的突变和质变造成的。在一切正常社会中间，殷切的社会需求往往会同步甚至预先催生大学教育的扩张，人才数量储备总是远大于社会能够提供的机会数量，也就是说，大分子和小分母的对照，是历史遭遇到革命性的突变时期，才偶然造成那样一种特殊的人才供求状况。
图片来源：王绍光教授“观天下”讲座PPT
而1950年代的“低才高用”时间段，是与革命后共产党执政能力大幅度提升，把社会经济剩余转化为资本的比例迅速得到提高，由此造成了海量投资带来的施展机会。同时，由于民国大学教育的过分落后，具备门槛条件的“及格型人才”数量过少，才会带来一个具体的抽样样本集合中间，相当高比例的及格型人才都获得“低才高用”机会，从而带来了西南联大毕业生中间两院院士达到百分之五（理工科毕业生超过百分之十）的反常状况。这不是说明教育成功的好例子，恰好相反，这是说明历史质变带来的“低才高用”的极端偶然性案例。
四
时至今日，虽然“基建狂魔”发力，“铁公基”项目超多，但是候补人才数量更是数十倍百倍地增加了，也就是说，虽然分子增加了但分母增加得更快，结果商数大幅度下降了，今天只及1950年代的几十分之一。结果，今天就算是研究生毕业生哪怕是远超门槛素质，如果本人不是足够优秀，要进去铁道部大桥局设计院谋一个职位，都有不小的困难。
1950年代的“低才高用”状况，早已经历史性地终结了且基本上不可能再现，今天的普遍状况是“高才低用”，一个人哪怕自身再优秀，想要在今天这种机会结构中间创造出足以评上院士的职业生涯成绩单，难度不辄是增加了数十倍之多。最后的结果，总还是有人获得最顶尖的成绩单，但肯定不会过分集中于某所高校就是了，哪怕这所高校的教育再成功毕业生再优秀，都无法逆转机会结构“小而分散”的分布特点。
西南联大学生中间院士比例极高的状况，还有一个个人生命周期方面的特殊状况，最终有助于形成这个空前绝后的高比例。西南联大1937年8月创办（初在长沙），1946年7月停办，其毕业生年龄到1950年前后，算是一个人生命周期中间创造力最好的时期，所以能够在新中国长期占据技术领导岗位，并且能够把自己的科技研究事业与国家的高投入，长期实现最紧密的结合。因此，这一批毕业生才能够超越前辈学长，担负更多和更长时间的技术性领导工作（具有体力和精力优势），也能够压倒后续的学弟学妹霸占住技术领导权——把学弟学妹贬低为技术助手，从而成就最靓丽的职业生涯成绩单，这批人真所谓“生逢其时”。
在这里，机会与个人的相对商数很重要，如果人均机会过少——商数过小，人们就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争取机会，如同李文骥那种争取方式，或者更多地花时间与同事同行竞争那个几分之一的机会，恶性竞争甚至会引发各种旁门左道竞争手法，损害事业心和从业体验。在机会大把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够更多地把时间花在正事上，少受各类“机会竞争”必须有的拉人事关系的牵缠，集中时间和精力投入主业做到更快出成果。也就是说，机会少的时日，还得花费大把时间精力去竞争机会，个人有限的时间需要在从事技术业务与从事竞争事务之间进行分配，机会越少竞争越是激烈，就越是会显著增加“非技术业务”投入的时间。特殊时期，机会多而竞争少，会造成一种另类的成功条件——能够大量减少个人投入在“竞争机会”上的无效消耗。
说到这里，忽然想到，很多“黑五类子弟”出回忆录抱怨说在共产党中国，从没有得到过公正待遇，职业生涯总是陷在投入多收益少的不利处境中。但西南联大毕业生的职业生涯亮点和两院院士比例，相当于是用大数据说明了一个相反的事实：在人才市场上供求关系即便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也是起作用的。也就是说，那么坏的反右和文革，都未能破坏特殊时段的供求关系，以及由这个特殊供求关系造就的人类历史上最反常的职业生涯成绩单。以此而论，经济规律的作用，实在是太强大了，相当于是超过了政治力量不合理干预的最高能力，这才有了一大批“剥削阶级子弟”（民国年间的大学生基本上不会有普通工农子弟）在新中国长期担负技术领导岗位，并最终获得靓丽成绩单而评上两院院士。
据说，反右专门迫害知识分子，文革除了迫害知识分子之外还专门打压“黑五类”，不过从两院院士比例看，这两个时期的坏，还未能从根本上损害这一批旧统治阶级子弟的“低才高用”状况，由此，才遗留了一些人最津津乐道的“民国出大师”状况。应该说，全中国顶尖技术人才的两院院士集中于一个狭小的样本群体的状况，在整个的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也肯定是绝后的。那群人的职业生涯成绩单之靓丽，是历史特殊阶段投资能力忽然海量增加之后造成的反常状况——投资能力支持的职业机会数倍超过了高等教育的累积能力，这种状况在此后的中国和全世界，都不具备再次复制的条件。
五
社会科学方面的情况较为复杂，旧时代的社科精英学者，其所遵循的“旧研究范式”，与中国革命造就的新精神状况，其间有着较大的不可通约性，很少有人顺利地完成了“范式转换”和由此要求的“深度再学习”过程，从而未能在新中国的精神生产领域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相反的例子也有，但留下的社会印象更为恶劣，因为遭遇到历史的两次一百八十度转折，结果那些人就因时因地随时变换立场和褒贬标准，最后自己也可能不太好意思了，就自己创造出一个“两头真”的人才分类概念，用于自况。“两头真”的意思是说：他们在蒋政权时期是真的，毛时代是假的，邓时代又成了真的。
电影《无问西东》表达了对民国、毛、邓时代大学教育的暧昧批判
今天回顾，善变的是聪明人，每一个时代都吃得开，很多人既没有完成真实的范式革命，也不善变。大多数旧的社科精英，未能在政治革命后的范式革命要求下，主动跨越过内在的“不可通约性”鸿沟，正因为他们自己的不主动，所以遭遇到行政压力硬性驱赶其进行被动“范式革命”（或称“思想改造”）的各种状况，这带来很大的心灵苦痛和精神冲击。等到革命被告别之后，那些老的社科精英有些人又出来说话，采取的方式是简单出一口恶气，硬说“老子从来都是对的”“错的是革命本身”，时代质变引发的范式革命要求和不可通约性，都被他们说成是假的和不存在的。旧精英采取此种粗暴方式去总结精神生产的曲折历史，近年来呈现出高开低走且差评日增的趋势。
应该说，老的社科精英出一口恶气，不承认范式革命以及不可通约性的存在，把过去的精神生产领域的曲折历史，简单归结为坏人打压好人的情绪化叙事，这不仅不是学术的，甚至还是反学术的。这种“出一口恶气”的历史总结方法，基础是心灵创痛积累下来的记忆和情绪，在表达上不超过土改时期“老贫农诉苦”的学术含量，也很难说有着更高的道义基础。
更为严重的是，从此种“出气历史叙事”衍生出来的对社科研究的负面影响，反而被日益放大。大体而言，此种“出气历史叙事”带来两个方面的负面后果：一是过度肯定民国年间不成熟的学术框架以及外来学术，二是过度否定或者轻率地处理历史和政治过程形成的经验材料，结果在社科研究中间，不管是对经验材料进行考辩甄别，还是对材料进行学术梳理，都受到“出气历史叙事”的显著扭曲，这不利于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进程和自主性提升，也有害于社会科学的真正进步。
社科精英在社会结构巨变时期的表现和问题，似乎就是过分执着于文化资本积累和存量，未能及时跟上结构变化，大体上也算是个人姿态与社会关系摆放错位的结果。当然，这也反应认识进步远远滞后于实际的规则，就如同黑格尔那句名言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到黄昏才起飞”，而强硬的思想改造相当于是要求猫头鹰在清晨就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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