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omgnews.today
“职业道路一帆风顺的明星们没有理由在性骚扰这样的敏感议题上发声，而那些不够红的艺人，他们何必自找麻烦呢？”
作者 | Coral
编辑 | xd
美编 | 黄山
微信编辑 | 侯丽
去年从美国燃起的#MeToo（我也是）运动这把火已经烧到了东亚，且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
今年3月8日妇女节当天，韩国出台了“最严反性侵法”，韩国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因性侵落马。次日，韩国知名演员赵敏基不堪性侵丑闻自杀。4月19日，日本财务省二把手福田淳一和新潟县知事米山龙一因性骚扰、性交易指控落马。日本摄影师荒木经惟、韩国导演金基德、演员曹在显等也纷纷深陷性侵指控中。在日韩，一个接一个政界和文艺界中响当当的名字在性侵丑闻中倒下。
虽然日韩的#MeToo运动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但其在实际中的发展究竟如何，日韩的女性运动会因为遍及全球的#MeToo而有所改变吗？
被认为是下一任总统热门候选人的安熙正因被其秘书（右）指控性侵，随后辞职
在媒体的狂欢背后，实际上有更多的数据显示日韩的女性依然饱受性别不平等之苦。
日本经济新闻在4月24-26日期间对一千名职业女性进行了线上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4%经历过性骚扰的女性选择举报或将自己的经历告诉别人，而60%表示她们“忍忍就过去了”。2016年日本厚生劳动省进行的同类调查中，表示会保持沉默的女性甚至还不止60%。法务省的数据表明，只有三分之一的强奸案进入诉讼程序，即使获罪，刑罚也不重。在去年因性侵被告上法庭的1678人中，只有285人（也就是17%）获刑三年以上。根据《南华早报》报道，一项最近的调查也表明在公开数据下有许多隐藏的受害者。接受调查的749名女演员、女作家和职员当中，62%表示经历过和男性同事非自愿的肢体接触。
虽然在最近几个月中，#metoo在日韩大城市的一片示威声中似乎在艰难地打开局面，身处#metoo漩涡之中的日韩年轻人，却一点没有“当局者迷”——在笔者采访到的两名韩国年轻女性心中，只有对目前韩国#metoo和女性运动清醒而批判的悲观主义。在她们心中，也许媒体对女性运动的进展还是太过乐观了。
只有青年人在战斗
“我对#metoo运动的观点可能跟大多数人不一样，”在采访之前，刚刚大学毕业的念熙提醒笔者。
念熙曾经在韩国一所知名大学攻读文学，马上就要去美国深造。在美国和加拿大生活过的她，对于#metoo运动有深入的思考，但她得出的结论是作为年轻一代，她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掀起风暴。
“我觉得，在我自身的条件下，我只是一个学生、没有太多社会上或政治上的力量，我不觉得自己一个人去愤怒或行动会产生任何改变，除了会把我和世界的关系弄得很糟糕，而且让自己陷入抑郁之外。”念熙说。
但是同时，她也很清楚她的同龄人们大多持有比她更激进的看法。念熙的一位朋友认为她们需要一场变革。要想人们团结在一起，她们必须有一个持鲜明立场的核心群体，这些人要对运动起指导作用。同时，她们还需要一些有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支持者，这样运动才能有机地往下进行。念熙的另一位朋友喜慧并没有积极地投身于女权组织当中，但她也常常参加学校举办的宣传和游行等。“（我参与活动）主要是为了提高社会的重视，性别平等问题的确需要更多工作和支持。”喜慧对笔者说。
韩国首尔妇女节的#MeToo抗议运动 图片来源：Associated Press /Times Free Press
虽然在念熙和喜慧的同龄人中间，认可#metoo和平权价值观的占多数，但是一旦横跨年龄层来看，#metoo在韩国的主力军还是年轻人，努力希望得到平等对待的也是年轻人。这是一场来自青年、属于青年的战斗。
念熙曾经和妈妈聊起南北韩停战的近况，她觉得如果半岛真的能够解除军事对立，韩国就不再需要现在的义务兵役系统，这样男性就会少了一块为性别不平等辩护的筹码：
“现在大部分男性，他们说女性没有理由说现在的性别状况不公平，因为男性为保家卫国牺牲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但一旦冲突停止，男性没什么理由再那样说了。我觉得那会让我们在性别平等方面更进一步。”
这时念熙的妈妈只淡淡说了一句话，“对呀，那是会有帮助，但没法解决所有问题。”念熙说对。于是她们的谈话到此为止。
喜慧说，她从没有听说自己身边上一辈的人亲身投入女性运动或#metoo运动当中。“过去，他们没有真正接受性别问题在社会上真实存在。当#metoo兴起、媒体对这些运动有所曝光之后，他们才开始客观地看待性别问题，我觉得他们也在尝试理解更多，”喜慧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理解，但他们确实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存在。”
韩国中年一代对#metoo的集体沉默让这个运动极难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资源：具有社会地位、名望和财力的女性。事实上，在日本情况也十分类似：法律界、金融界的女性对性别话题也倾向于避而不谈。她们最大的恐惧，还是怕因此断了自己职业发展的道路。
大阪大学性别研究教授牟田和惠表示，大多数女人有工作，但几乎所有高层和老板都是男性。对于一些女性，尤其是需要陪男性线人喝酒的女记者，性骚扰更是她们工作中的常态。
“在韩国，没有这回事”
在日韩，除了这些成功的职业女性，哪些女性最害怕自己的前途被性侵的阴影笼罩？答案是，女艺人。
“职业道路一帆风顺的明星们没有理由在性骚扰这样的敏感议题上发声，”韩国一名歌手的经纪人对《韩国信使报》说，“而那些不够红的艺人，他们何必自找麻烦呢？”
念熙发现，名人效应不够可能是#metoo在韩国屡屡遭遇障碍的原因之一。与现在美国娱乐圈的女性集体发声、有组织地推进反性侵运动相比，日韩娱乐圈的女性对性侵的态度则是畏惧和退避。在东亚娱乐圈，“潜规则”一词常常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殊不知这一婉言的背后实为性侵和性骚扰。
“我觉得在美国，社会上对明星的声音和价值观存有一定的尊重，他们发声后会对人们产生影响，启发大众采取行动，”念熙说，“但是在韩国，明星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他们（明星）的意见可能并不重要，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们没受过良好的教育。”
在韩国，艺人大多作为娱乐产品而存在，他们更多被当作媒体吸引眼球的工具和经纪公司的印钞机。就算有性侵或性骚扰新闻被曝出，也不过是小报上的花边新闻，很少有人真正在体制和性别结构层面思考这类事件。
“大众不想看到这些‘产品’自己发出出格的声音。”韩国庆熙大学教授李泽光说。
韩国不是没有艺人在性别议题上挺身而出，有的甚至是以生命的代价。早在2009年，韩国新秀女演员张紫妍在家中上吊自杀，去世时留下了7页手书遗书和50封、230页的信件。遗书中，她描述了2005到2009年间被迫向31人提供100余次性服务的经历，并且记录了接待场所以及客人的职业，当中涉及知名企划公司、金融机构及广播公司高管等。
韩国女演员张紫妍自杀事件 图片来源：青岛新闻网
“每当换穿新衣服时，就是必须跟新男人陪酒陪睡的日子。”张紫妍在遗书中说，而当她稍有不从，就会遭到金姓经纪人殴打。她还透露除自己之外，同一个经纪公司的其他女艺人也遭此强迫。
但是这封绝笔书公布后，这起自杀案的结果却令人心寒。韩国警方在调查案件时，一度认为该遗书是有人模仿张紫妍笔迹伪造。最后判决时，因“证据不足”仅判决该金姓经纪人赔偿24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而张紫妍所指控的媒体高管无一受到惩罚。
张紫妍已经不在人世，但大多数勇于站出来指控性侵者的艺人们还需要面对更残酷的二次伤害：断送职业生涯的风险和社会上对受害人的指责。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41岁女演员近期将导演金基德告上了法庭，原因是金基德曾强迫她拍摄剧本以外的床戏，并对她使用暴力。她的律师曾警告过她假如要继续起诉的话，她可能无法继续在电影行业工作了。“她在90年代后期就出道了，现在已经做了20多年的演员。但她还是得拿前途做赌注，来打这场官司，”这名演员的律师说。
这名女演员说她非常清楚这个后果。“世界巨星们都在参与#metoo运动，但在韩国，没有这回事。像我这样弱小的女演员一定会碰到天花板，”她说。
在日本，对受害女性的指责、“荡妇羞辱”也被深深印在了社会文化中。
荡妇羞耻（slut shaming）表示使一个人，尤其是女性，为自己的某种性行为或性欲感到羞耻或低人一等的行为。
今年4月举报日本财政次官福田淳一的是一名朝日电视台的女记者。《周刊新潮》爆出福田对她说过“我可以摸你的胸么？”“预算案通过后我们能搞外遇么？”“我可以亲/抱你么？”等露骨话语。
因性骚扰而自行辞职的日本财政次官福田淳一 图片来源：美联社
她的媒体界同仁对她可能面临的批评声音感到忧虑。“公司可能会觉得她带来了麻烦，把她调到另一个部门。作为受害者，她也很有可能被国内的批评声淹没，说这一切都是她的错，说不定是她主动勾引了对方，”一名日本媒体从业者写道，“我希望朝日电视台能从始至终保护她。”
在福田被指控性骚扰后，一贯以出格言论而闻名的日本财相麻生太郎暗示这一指控可能是对福田的“陷害”，还说“不存在什么性骚扰罪”。
而在日本掀起#metoo浪潮的女记者伊藤诗织则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苦战。伊藤在2015年被日本TBS电视台华盛顿分部主管山口敬之酒后性侵。当她报案之后，警察并不愿意立案，并告诉她，如果还想要追求新闻事业，必须得放弃自己不切实际的维权幻想。而在后来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她被要求躺在地板上，面对着三四名带着相机的男性侦察官，让他们把人形玩偶放在自己身上还原现场，并拍摄照片。伊藤说，这是她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最耻辱的一次经历。
在后来，她在医疗系统以及强奸干预中心处理创伤时，这些机构对她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并设置了重重阻碍。
但更令人发指的是，当她站出来公开性侵经历、并开始活跃地为女性权益发声后，对她的“荡妇羞辱”却纷至沓来。
“有很多针对她的仇恨言论，指责，骚扰，所以对她来说，那是一段很困难的时期。尽管非常难过，但我不建议女孩们站出来，这也是#metoo运动进展极其艰难的原因，”日本人权律师伊藤和子说。
在日本掀起#metoo浪潮的女记者伊藤诗织 图片来源：Huffington Post
社会对女性受到的侵犯行为表现冷漠、乃至恶意，这让女性越来越不愿意捍卫自己的权益。而同时，有些人也认为，在东亚文化中，女性过于高调本身就违背了伦常。女人们在家相夫教子、三从四德、守妇道，这才是正常的。
“（荡妇羞辱）就好像告诉一个足够勇敢站出来说‘我受够了’的人继续在沉默里忍受痛苦。女性运动没有发展起来，是日本社会并没有真心致力于解决性骚扰和性暴力的证明。”牟田和惠说。
念熙在韩国上学时，也深深感受到社会氛围并不鼓励女性发表自己的观点。“老师会教导说所有性别都平等，”念熙说，“但我们的儒家文化背景默认了男性有更多的话语权。”
在大部分女性无法公开发声维权的情况下，一些女性转而寻求间接、低风险的解决渠道，比如购买保险。日本三大保险公司公布业绩称去年性侵或性骚扰保险产品的销量飙升。东京海上保险公司数据显示，2017年签下的骚扰问题保单有3.7万个，比2016年的2.3万张多了60%。选择这一途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更多女性希望维护自己的权利，但又可以保持低调。
社会文化不仅让女性受害者本身发声遇到困难，更让整个女性运动遭受污名化。喜慧提到，许多不支持#metoo运动的韩国男性认为这只是女性侮辱男性、埋怨社会的一种手段，仅仅美名其曰“女性主义”或“女性运动”。人们认为，女人爱抱怨，但是她们的实际能力比不上男性。
社会意识无法接纳女性主义思想，这在日韩这两个亚洲经济、技术发展领先的国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喜慧说，#metoo在韩国举步维艰不仅仅是因为男尊女卑的文化意识，还和过去几十年社会的巨变有关。“因为社会如此迅速地发展，不仅是性别方面，还有经济、社会、政治方面，我们还没时间用我们自己的节奏适应这一切，”喜慧说，“社会的所有方面我们都想和西方看齐，但正因如此，性别议题没有很好地被韩国的方式消化和接受。”
念熙还认为，由于日韩社会不如欧美社会多元化，人们对性别平等、性少数、甚至种族问题等话题不够熟悉，所以社会接受度不高、女性运动也很难和其他社会运动组成联合阵线。“我们不禁想，不符合常理的就是错误的。”她说。
下一步，平等意识的苏醒？
在韩国，“#metoo已经不新鲜了，”韩国性暴力康复中心主席李美京说，“2003年开始，我们每年都开展活动，让受害者分享自己的经历。她们都在那儿，陈述她们的痛苦，大声呼救，但社会还没准备好聆听她们的故事。”
在2009年张紫妍自杀后，韩国政府也表示会推出“张紫妍法案”消除娱乐圈潜规则，但目前还未看到实质进展。
来自欧美的#metoo为日韩女性运动带来了新的动力，近几个月内在东京和首尔各种示威活动频发，而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对#metoo公开表示支持。
“不管多尴尬或痛苦，我们应该抓住机会把现实情况呈现出来，并找到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文在寅在一次内阁会议中说。“我们不能只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改变我们的文化和心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过去的几年在大力推进“女性经济”计划，希望改善女性就业和薪酬情况，但反响寥寥。安倍暂时还未就国内#metoo运动形势和福田淳一等人的辞职做出表态。
日本的#MeToo运动 图片来源：PRI
虽然念熙和喜慧两名年轻人从不同角度看待韩国的#metoo运动，但她们观点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metoo运动遇到的困难不是韩国或东亚独有的，而是出于某种更广义、更本质的社会问题。
说到儒家文化对于韩国#metoo的影响，喜慧虽然觉得韩国本土的语境对#metoo生根发芽有所影响，但她很快表示，西方的#metoo运动也遇到了他们的瓶颈：
“这是一次世界范围内性别观念的进步。但确实，我们用文化原因把这些运动分隔开，不过是因为这样的解释比较显而易见。”
念熙则觉得，#metoo反应的实质问题是人们对于差异的不接纳。“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些措施，媒体上报道的那些东西，都只是浮在表面上而已。在性别平等问题的表象下，实际上是一个人类永恒的问题：我们很难接受差别，无论是性别、性倾向或是其他。”
那么，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更多女性应该走出去，在社会上做出很棒的事情，这样她们就会有地位和话语权，”念熙说，“她们的这些努力不只是为了自己。对女性来说，这个话题很重要，但对男性也一样。社会要发展、要走向下个阶段，对全人类来说，承认所有人生而平等是唯一正确的事情。”
而喜慧则想把她的理念继续推广下去，让所有人首先意识到性别不平等是一个问题。
“它应该走向政治舞台，它需要继续扩展到全社会，不仅是性别不平等，还有其他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喜慧说，“我觉得，一旦我们接受了问题的存在，政策的制定和实质的行动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念熙和喜慧为化名）
本文首发于土逗公社
转载请联系土逗获得内容授权
喜欢这篇？
扫码赞赏
漫画：发条
阅读原文，赞赏“土逗”~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