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自杀与抑郁症青年:我把活着喜欢过
记者:黄之芊
 编辑:李颖迪 江婧怡 
(曹学燕对本文亦有贡献)
22点37分,陆白(化名)服下今天新开的药,准备开始又一次与睡眠困难的“交锋”。“基本上一整天都在睡觉,每次醒来就跟从坟墓里爬出来一样,整个人像濒临死亡后苏醒的感觉。” 陆白这样形容他的一天。
但对于他来说,清醒的时候更为痛苦,他要对抗一个比睡眠障碍更强大的敌人,即如影随形的自杀倾向。 
这是陆白上大学的第2年,也是确诊抑郁症的第2年。独在异乡求学的他,几个月来接受了数次自杀干预,不断地与抑郁症带来的自杀倾向抗衡。“自杀是一种对自我权利的过度索求,尤其是当你还有家人、责任时”,陆白说。
因此,在得知有人通过QQ群相约自杀时,陆白感到关切,也感到不解。
“你好,一起死吗”
在一个关键词为“抑郁症”、“想死”、“解脱”的QQ群里,成员“秋殇别恋”在群里宣布:“我已经买好了安眠药了,做好死的准备了。就是想找一个一起相约自杀的。”接着,成员“再也回不到从前”问道:“你要烧?你是哪里的?”,而成员“轻舞飞扬”发言说:“有多少颗啊!分我点”。
这是一个“春风吹又生”的“网约自杀”QQ群。
群介绍截图
在运营商屏蔽多个类似的QQ群后,“抑郁症、想死解脱”群群主用“从来没被封过”的关键词新建了这个“实验死群”。从2016年12月7日建成那天算起,仅一周时间,该群人数增至283人。根据群成员信息显示,群内近半数成员是“90后”。
2016年11月,《现代快报》报道了一起发生在南京的轻生事件:两个来自安徽的大学生因为心理问题,在 QQ 群内相约到南京的酒店里,以烧炭、喝酒的方式自杀。警察发现,这两位学生生前曾加入一个自杀主题的 QQ 群,两人也是因此相识并相约自杀。
随后一个月,中国青年网、新华网、扬子晚报等媒体先后对各地的网约自杀事件进行了报道,运营商开始介入,并将有关“网约自杀”的QQ群强制解散。
面对强制解散和媒体曝光,“抑郁症、想死解脱”的群成员开启了“游击战”。为了避免“外人”加入,他们更改群聊关键词,将群升级为“付费群”——即要求申请者绑定银行卡或其他网上支付账户,所付费用一般直接转账给群主。
“殇”、“死”、“鬼”是昵称出现频率较高的文字,“地名+想死约”作为一种常见的昵称备注格式。
群共享中有三本电子书:《完全自杀手册》、《完全自杀手册之烧炭自杀》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它们详细地介绍多种自杀方法和可能的后果,甚至给出了自杀 “失败案例”。除了分享与自杀有关的资料,还有成员展示自己自残的照片。
一旦有新成员加入,立即就会有群成员与加入者私聊,第一句话很可能是,“你好,一起死吗?”
“我加了时间不短了,只是很难遇到真心走的。很多人只是随便说说,真要走了都不来。”“轻风”是抑郁症、想死群的管理员之一。他谈到,自己“走到这一步”的原因是抑郁症:“我父母没带我(去医院接受治疗),就是他们带错地方了,毁了我。他们带我去精神病院。”但随着谈话进行,他又表示“原本是好好的,只是青春期特别不听话,被医生给整出病来了”。
“心理医生不错,但是精神病院就是个地狱,要去三甲医院”,他说起还没“走到这一步”的自己,阳光、有很多女孩儿追求,“唉,我智商很高。”
这个声称自己24岁的男孩儿说“这辈子帮助了很多人,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活着“是个废物”,或者拖累父母。
“为什么要这样的结局?”对话框里的他看上去十分悔恨和苦恼,紧接着又回到了谈话一开始的主题,“咱们一块儿死吧,好吗。”
群聊部分截图
在这个群里,对于“死亡”,一些人用词直白,一些人偏好对它进行修饰:地狱、天堂、鬼神……自杀在这里变成了“通往天堂的列车”。
群里的活跃成员通常十分明确他们意图自杀的理由。除了抑郁症外,家暴、遭遇拐卖等悲惨的人生境遇也是导致他们产生自杀念头的原因。自称罹患精神疾病的群成员往往回避是否得到医院确诊的提问。为什么想要自杀,看起来并不需要明确的回答,活跃的群成员似乎只是在群里寻找相约自杀的同伴。而保持“潜水”的余下成员的状态则更不为人知。
12月17日上午11点27分,该群被运营平台解散。解散前3天,群主“画扇”在群里提醒群成员:“走前大家记得删除聊天记录、群通话记录。” 
愚公移山般抗争
近几十年来,青少年自杀率呈现上升趋势。据中国卫生部2009年的统计,15到24岁青少年死亡原因中,自杀从58年前的第5位上升到第3位,仅次于意外事故。
涂尔干的《自杀论》中谈到,家庭、友谊等社会关系、信仰等都可能对自杀意念起到分散缓解的功能。100%的自杀意念是不存在的,陆白无法理解为什么网约自杀QQ群里的这些青少年有着如此坚定的自杀意念并会相约轻生。
尽管对于很多抑郁症患者来说,“自杀”的念头也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解脱感和期待感。每一天,陆白从睁眼到起床要3个小时,“今天早上就有这样的感觉,好希望早点把刀插进身体里。”
他原本的爱好是烹饪,但烹饪的频率随着病情的加深大幅下降。根据医生的建议,陆白准备把家里的厨具全部送给朋友,因为“每每拿起刀都想捅自己”。
“抑郁倾向98%,暴力倾向94%,我这学期就没考过这么高的分。”陆白把对抑郁症的自嘲比作愚公移山,“其实我根本无法移走这座山,只好在山下假装推山的动作,这至少看起来比不推要容易点。”
除了抑郁症并发的神经性暴食使陆白的体重从180斤飙升至240斤,在其它方面,陆白看上去似乎非常正常,甚至出众:智商测试分数达到131;就读于热门的金融专业;口才好,言语幽默风趣;是知乎的热门答主,关心时事政治,回答内容从“北京各区县口音有什么区别”到“歼-20与美国四代机比较是什么水平”,从“中国电影的硬伤”到“中医是否可以治疗幽门螺杆菌”。
自2015年以来,陆白的病情反复,时好时坏,坏的时候更多。“我最明显的特征是对‘绝大多数’事物失去了兴趣,甚至是曾经喜爱过的东西。”
第一次发觉自己心理出现问题是前年年末,甚至包括之前最爱的打游戏,持续时间最多超不过5分钟就“心烦意乱”。生活中很多的反应从计划性变成了应激性,“感觉时光过的飞快但自己什么事都没干还特别难受的情况”,制定计划健身、控制饮食都变得困难。“叫做行尸走肉并不过分。”陆白说。
对陆白来说,有时候外因带来的痛苦比疾病本身更大,这种痛苦多半是来自社会和周围的人的偏见,尤其是家人的不理解或不支持。
2015年6月,经过“灾难的”两个学期,陆白回到中国修养。陆白服用西酞普兰的副作用之一是“非常容易睡觉”,因此在国内期间,“在家就是卧床的状况。这让我爹非常不满意,毕竟一个25岁的大好青年天天在家躺着并不是好事。”
他的父亲甚至“分不清自闭症和抑郁症的区别”,横加指责其临床表现就是“懒”。父亲虽然说“生病了没事,有家里呢”,但陆白心里明白,实际上父亲并不知道抑郁症意味着什么。
在服用药物不宜饮酒期间,父亲曾经要夺走药盒,要求陆白立即停药,“还一天给我开一听德国啤酒让我喝”。“因为在他的知识范围里,他无法识别这个病症,自然也就无法去采取正确的行动”。
以10分为满分,陆白给父母对自己患病的反应打6分,“其中3分是对我爹低学历的修正。”在北京,陆白尝试了中医,与朋友聊天聚会,父母也鼓励他多出去转转,缓解内心的不快,“毕竟比起在家躺着他们更愿意我有点活力”。
看到朋友们在追求各自的生活,陆白有一种年少的梦重新回到身边的感觉。“再加上老中医的中药,说真的心情好了很多。”8月,他前往美国继续学业,直到秋假之前,是他认为最接近痊愈的时光。
“好像重获新生一般,回忆中都是阳光”,但症状缓解的余晖没有持续多久。在11月,陆白又回到之前的状态。
寒假回到家,家中住了几位姑娘,不付房费而帮忙生活起居和日常打扫。这却让病情进一步恶化,他躺在床上或地上,“能生生躺一天。”一天早上陆白醒来,心情低落无比,“完全是生无可恋的样子”,躺在客厅的地上,两眼发直。姑娘看见陆白,想搭话,陆白只记得自己说了这么一句:
“给我个痛快点的吧。”这是当时的陆白,真实的写照。
拯救?
成为知乎热门答主后,有许多人通过互联网向陆白寻求帮助,或是简单地通过聊天寻求慰藉。陆白希望外界的误解能够通过他在知乎平台上的回答得到消解,从而正确地,为身边可能存在的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但由于自身病情也不稳定,陆白没有一一回应他们的请求。
陆白曾在题为《患抑郁症是怎样的体验,到底能让人多痛苦》的帖子中提到了自己对抗自杀冲动的过程。每周或每隔几周,陆白都要做自杀倾向评估,向学校的心理咨询师报告自己目前的情况,如果他没有在预定的咨询时间来访,医生就会打电话确认他的安危。
有自杀意念的人也通常是矛盾的,这被认为是自杀干预实施救助的机会所在。
陆白觉得,网约自杀群里的青少年面对消极情绪,没有选择寻求救助,而是了结生命,可能是因为不了解精神疾病的有关知识,或者患有精神疾病而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根本不知道自身的消极情绪其实带有患病的可能性。
有专家表示网约自杀群应该予以关闭,理由很现实,即类似QQ群这样的虚拟社群,会强化人的自杀倾向,促进有自杀倾向的人将想法付诸行动。
在“抑郁症、想死解脱”群,活跃成员会交流自杀方式,有时他们讨论“每个人选择的死法都不一样”、“看过玄幻小说的是不是都想死后变成男主角”。当成员“自由人”表示自己“还没见过鬼”时,两名成员几乎同时回答“等你死了你就见过了”和“那等我死了,你会见到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相约自杀QQ群的功能,在于一种“社会动员”。通过分享自杀的原因、顾虑、方法等信息,促使整个社群形成一种迷恋死亡、迈向死亡的氛围。
福州铁路运输法院民庭审判长卢敏认为,相约自杀行为目前在法律上还很难做出明确界定。但从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到,在个案中若出现了相约自杀,自杀未遂的一方极有可能要为对方的伤亡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但如果单纯的以QQ群等形式传播有关自杀的信息,或通过言语怂恿、鼓励自杀而导致悲剧,目前在刑法中还找不到直接的处理依据。”铁路运输法院刑庭审判长黄涵认为这可以算是法律的空缺,因为这种现象已经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
“国内的青少年在遇到心理障碍或精神疾病时,确实很难获得帮助,可能是家人不支持、不理解,或者经济条件限制,导致无法及时接受心理治疗。更重要的是,国内对青少年的自杀干预机制,其实还不算完善。”陆白记得,自己曾经在学校进行心理咨询的时候,学校诊所一开始以为是失眠,因为失眠和早醒同时发生。
医生开了一种国内目前没有的安眠药,医生称是“以治疗抑郁为目标研究,但是对失眠却有奇效的药物”。服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陆白的作息趋于规律,“感觉世界都光彩照人了不少”。直到第二个星期三的晚上,服药过后他彻夜未眠,“一种熟悉难受的感觉又回来了”,于是早上赶忙又去了校诊所。
这一次,医生怀疑是抑郁症,让陆白在心理咨询处做了测验,结果显示陆白有严重自杀倾向,他被确诊为抑郁症,医生给他开了最少计量的西酞普兰。但这种药需要增加剂量到一定程度才会起作用。伴随的副作用也使陆白对周遭的一切有感知而无法做出反应,陆白所在的城市偶发地震,服用此药后他知道是地震,“但没有反应,依旧面无表情躺在床上。”
“在这种情绪不强时,我还可以学习,或者尝试积极处事。”相对国内那些没有得到及时救助的患病青少年,陆白得到的治疗比较系统,就这一点来看,他是较为幸运的一个。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表明,约70%的自杀死亡或自杀未遂者从来没有寻求过任何形式的帮助;全国的综合医院每年有200万急诊自杀未遂患者,但在其急诊治疗期间,接受过精神科评估或治疗的不到1%。
武汉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李茜老师表示,有关青少年自杀和自杀干预的问题需要向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士求助,如果不是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普通的心理咨询老师可能无法给出解答。在美国或欧洲,从事正规的心理咨询和心理干预的人员必须接受严格的咨询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的专业训练,通过资格考试之后才可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干预工作。
“约三分之二的企图自杀者有可观察到的征兆,即可以从他们所说的话及所做的事来加以判断,但在学校中面对庞大的学生数量,很可能因疏于观察或缺乏专业人士的帮助和实施途径,错过有效干预的时机。”从事高校德育方向研究的学者潘宏凯等,在《高校突发事件处理机制研究》中论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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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努力面对的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件事的 ‘努力’有多艰辛。”对陆白来说,这是一种物理上不可见,但比物理上的困难更难以应付的状况。他做了两个比喻:像自己的影子,你越强大,影子也越强大;像盘山公路,每一步虽然都在往山顶走,但实际上坡度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但陆白并没有体现出完全的消极。明天,他要去试试新的医生,他相信科学的治疗和及时的帮助能带来积极的影响,也支持恰当方式的自杀干预。“如果这个病最后能好的话,希望可以业余时间当个志愿者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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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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