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校园媒体|记者手记|特稿
【按】上个月,汶川地震10周年的时候,我的朋友圈被一篇题为《记者们的震后十年 | 那些坚持的、离开的和不能忘却的》的文章刷屏,资深媒体人们对这篇文章交口称赞。尤为令人赞叹的是,这篇文章并非出自专业的机构媒体,而是出自武汉大学的学生媒体“新视点”,主笔是刚满18岁的大一学生。
武大新视点是中国大学校园媒体中的翘楚,诞生过不少好报道,走出过许多成功的媒体人。此前,曾有朋友给新闻实验室留言,希望我能够邀请新视点的朋友谈谈自己的经验。因此,我邀请这篇地震纪念文的作者张颖钰分享她的采写过程和对校园媒体的思考。希望她的经历和思索能够激励更多的校园媒体人。
——方可成
∙ ∙ ∙ ∙
作者:张颖钰
发完稿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整个人仍然处于恍惚之中,和去年结束高考时的状态有些相似。两个多月来的经历像是一场大梦,采访到深夜,担心选题做不好的焦虑,因为失眠而彻底乱掉的生物钟,听到和“地震”相关的字眼时出现的条件反射,以及改稿时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的懊丧……我甚至有点不敢相信这就结束了。
艰难的选题过程
接下地震的选题,是在学期初的“新视点”选题会上。

周四开选题会是新视点的惯例,记者提出选题,大家再一起讨论是否有价值。我们衡量选题价值的标准是:关系到公共利益、具有新闻性和可操作性。
大一刚进入新视点参加培训时,前任主编学姐就告诉我们:眼光不要局限于校内新闻,不要因为校媒的身份限制住自己。新视点以深度报道为主,关注点更偏向社会上的新闻事件。武汉面馆杀人血案、武理研究生坠楼事件,我们都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进行报道。一些值得被关注的人群和问题也会进入我们的视野,比如《与艾滋擦肩而过的医生们》聚焦艾滋病的职业暴露问题,主笔记者完全是通过在知乎上发私信的方式找到了采访对象。
汶川地震十周年属于重大的时间节点,而且对地震十年的纪念属于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议题,自然成了新视点的重要选题。但是,从哪个角度切入地震十周年纪念报道?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定论。我很想趁清明节去汶川看看,十年过去,我想知道那里现在是什么样子,但出于成本、安全和时间等各方面因素的考虑,这条建议最终没有被编委会采纳。
恰好那时冰点周刊推出了一篇名为《震后生长》的特稿,讲述何江萍在益童之家收养、照顾地震孤儿的故事。记者写到孤儿阿周二十多天没见何江萍,他叫道:“我天天站在山上喊你,全世界都听见了,就你一个人没听见!”读到这句话,那孩子的神情和动作一下子出现在我眼前,我像是被什么东西刺中了一样,深深地疼。
这个故事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我和编辑陈浩学长商量:能不能找一个好故事做一篇特稿?他建议我先在微博知乎贴吧等平台上查找,看有没有打动人心的细节故事。我搜索“汶川地震”“地震十年”等一系列关键词,但找到的很多故事都比较平淡,或者是已经有媒体报道过的。我没有找到满意的结果,选题眼看着就要被毙掉。
约访的技巧与坚持
在多次寻找角度失败后,我突然想到:在汶川地震中,幸存者、志愿者、救援人员、政府官员、记者都可以算地震的亲历者。一场灾难中的报道,同样令记者难忘,为什么不可以从记者这一角度切入呢?
讨论之后,我和编辑在三月中旬终于定下了这篇稿子的基调:从汶川地震中记者的报道经历写起,通过十年间他们的坚守或转型反映新闻业十年的变化。
新视点没有固定分组,对某个选题有兴趣的记者可以自愿加入。地震组共有六人,我们在三月底筛选采访对象,每个人都列了一份15人的采访名单。初始名单非常粗糙,基本上按照个人喜好来,没有确切标准。后来我们把采访对象分成四类:第一批进入汶川的记者;调查揭露校舍问题的记者;写过杰出特稿的记者;统筹整个地震报道的编辑。
稿件发出之后有读者留言说,应该多找一些四川本地媒体的记者。其实在二稿写完之后,我就收到了这样的建议。但当时已经临近512,来不及再去补采重写,这也成了这篇稿子的遗憾之一。现在回想,如果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确定思路,先列出在地震报道中表现杰出的媒体,再去选择采访对象,效果应该会好很多。 
约采访是我收获很大的一个环节。一开始,我编辑了一个一百字左右的申请模板,大致内容如下: 
XXX老师,您好!我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XXX,也是学生媒体《新视点》的一名记者。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关于汶川地震十周年的新闻选题。之前看到您的《XXX》报道,作为后辈,对您在报道地震中作出的贡献印象深刻,也对您作为记者所表现出的耐心与勇气甚为敬佩。非常希望能借此机会和您聊一聊,不仅是关于十年前的地震故事,我们还想通过这篇报道反映出十年来新闻业的变化,当然更希望能得到前辈对我们的一些指教。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呢?如有冒犯,请多包涵!
最终列出的采访名单有20人,我找到以前在新视点工作、现在已经从事新闻行业的前辈要了一部分记者老师的电话号码,然后让组里每个人负责联系3-5个采访对象,没有电话号码的就在微博上发私信。
申请发出后,有7位老师非常爽快地同意了,但还有一些申请没有得到回复。重新发申请的时候,我把这些老师在汶川地震中写的报道都找出来看了一遍,给每位老师发了一封长申请信。这次,每一封申请信都得到了老师们的明确回复,只有5位老师因为实在没有时间婉拒了采访请求。
约访申请信是记者给采访对象的第一印象,申请信写得如何,关系到这个题能否顺利进行。一份合格的采访申请,除了包含真实姓名、校媒介绍、做题思路等基本信息,更重要的一点是尽可能多的对采访对象的了解。以这个题为例,我在重写采访申请信的时候会加上老师们在汶川地震报道中的经历,以及他们的报道中最打动我的地方。群发式改个名字就发的“万金油”采访模板,怎么说都是诚意不足的表现。
在列出来的采访对象中,我其实没有想过可以采访到李海鹏老师,因为我觉得他不会接受我们这样的校媒采访,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写了一封1000多字的采访申请。找前辈要了李老师的电话号码后,我每天发一次短信,但连续几天都没有得到回复。那段时间我被拒绝了好几次,发出的申请信又没有回复,我担心影响整个选题的进程,急到在屋里摔手机。
晚上睡不着,我躺在床上刷微博,无意中看见方可成老师在微博上写:“那个总能拿到独家消息的记者朋友,其实更多时候是被挂掉电话、再三推诿。其实被拒绝才是人生常态,但只有很少人能把所有可能的方法都尝试一遍。”
我告诉自己:第二天再发最后一遍,如果还没有回复就不再坚持。没想到,最后一次申请发送三分钟后,我收到了李海鹏老师同意采访的回复,这时距离我第一次发申请信正好过去了一周。
之前听很多前辈说,做记者的脸皮要厚一点,要不断地去“磨”。我一直不是一个自来熟性格的人,在刚开始做采访的时候还会有些紧张和拘谨,直到现在这也是我很难改变的弱点。以前总觉得,发出的采访申请石沉大海比被直接拒绝更可怕,但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在采访对象没有明确拒绝的时候,厚着脸皮多坚持一下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意外的收获与些许的遗憾
最后,我们一共采访了15位记者老师,于4月底结束采访。
《南方人物周刊》的卫毅老师是我采访的最后一位记者,他当时刚刚发了川震十年回访文章《5月12日里的十年》。采访那天我状态很差,持续低烧并且嗓子生疼,特别担心状态不好会影响采访。本想换一个采访的时间,忽而想起之前有前辈说不认真准备和爽约都是对采访对象的冒犯,就还是硬着头皮打电话采访了。
没想到,最后采访的效果出奇的好。从十年前的地震经历到十年间的回访历程,我问的每一个问题,老师都会特别详细地回答,足足聊了4个小时。最后老师说:“刚刚写完稿子,还没有回到编辑部说,也还没有人来找过我聊这个话题,你们是最早的,我也是第一个和你说的。”
现在复盘,没有因为个人问题爽约是一个多么正确的决定,倘若调整了采访时间,采访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大部分采访都是用电话采访的方式,这是让我感到有些遗憾的部分,因为面采得到的信息是更为立体的。我认为一篇特稿应该有丰盈的细节,而一些关于人物神态、动作的细节很难通过电话采访获得。在读《南方周末》记者老师们的地震采访手记时,我看到南周当时提出的口号“无现场,不新闻”。这句口号不仅适用于汶川地震报道,在今天也同样适用。
写作与修改的得失
趁着五一三天假,我写好组稿提纲,大致定下了整篇稿子的结构。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千方百计进入汶川”写记者进川;“废墟之上的真实”讲述记者在灾区的见闻与经历;“不能忘却的纪念”写十年的回访;“十年:转型还是坚守”作为收束全文的部分。
写初稿的时候,我在图书馆泡了四天,对着三十万字的采访资料挑选素材、交叉验证。桌上摆着厚厚的一摞关于汶川大地震的书:《汶川地震168小时》《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灾难如何报道》《精神不死》等。写累了我就翻一翻书,从中找点灵感。
我上学期写过一些小的讲座稿和通讯稿,操作这样的长稿件却是头一回,担心写得不好会把选题砸手里。我的编辑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做题的过程中没少批我“采访提纲写得不行”“这个细节为什么不追问啊”。写稿的那四天,我情绪非常低落,太多人的“高度期待”反而让我有些手足无措。一向嫌弃我做事慢的编辑却给我下了这样的指令:不着急,好好写。我也就心安理得地磨着。交初稿是5月6日晚上,距离512十周年纪念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编辑读完初稿说“总体上挺好的,语言问题不大”,然后给了我一堆密密麻麻的批注和修订。被批注最多的就是“平淡”“不够打动人心”。写赵佳月老师来到聚源中学的那部分,我写道“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编辑在旁边批注“换成‘震住了’是否更好?”我重新代进去读了一遍,感觉确实不同。写到“教学楼的预制板中只有细铁丝”,编辑又问“有多细?细到怎样的程度?”对细节的刻画在稿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缥缈的观点和概述是不足以撑起整篇稿件的,真实的故事和细节才是文本的力量所在。
前期修改一直没有动结构,只在语言、过渡和选材这些细微的地方作调整。二稿征求了一些前辈的意见,有前辈提出记者十年间的转型是与整篇文章脱节的,建议我们要么把这部分拿掉,要么推倒重写,把记者在地震中的经历作为明线,把十年间的转型变化作为暗线。我和编辑都舍不得把这部分删掉,而且第二天就是512,若是这时重写就发不成了。最后,我们在结构上作了微调,把十年间新闻业的变化放在回访这一部分之前,读起来比二稿更为顺畅,但“脱节”的问题依旧是存在的。这也是这篇稿子给我最大的教训:处理结构一定要慎重,语言和细节这些小问题可以微调,结构一旦垮了就要推倒重来。
本文作者在工作中
校园媒体的视野和品质标准
目前这篇稿子的阅读量达到17000+,稿件发出后,我收到了很多媒体人老师的认可和鼓励。感谢老师们的帮助。和十年前相比,时代已经变化了太多,记录这个宏大的议题本身就是一件让人产生成就感的事,我们所做的,仅仅是忠于现实地记录而已。
前主编李颖迪学姐在《此间的南周》中写过曹筠武老师的一句话:“就像一个姑娘21岁嫁了一个人,到33岁再看她,一定是过去十多年塑造的她,南周塑造了今天的我。”
我很喜欢这个细节,一定程度上,新视点也塑造了现在的我。一年虽然短暂,但足以让我变成一个具有新视点气质的人。借一位前辈的话评价新视点的话来说:“他们赋予理想国以生命,热爱自由与批判精神;视稿件质量为生命,严谨到每个标点,并以此为荣。”
在新视点这一年,我得到的不仅是关于新闻实践和操作方面的基本规范,更多的是切实的经历与感受。我去过武汉面馆血案的庭审现场,去过城市边缘的红钢城码头,见过两个底层家庭失序的碰撞,也经历过奔走各方信源而不得,最后选题被毙的绝望甚至痛哭……
我庆幸自己拥有这些闪闪发光的经历。哪怕做成一篇稿件需要经历太多的忙碌、焦虑甚至失望,我也认为回报是大于付出的,因为这些经历本身就是收获。倘若没有新视点,我对新闻的理解仅有书中空洞的理论却没有实践的支撑,四年之后我对新闻将仍然一无所知。我想校园媒体对于每一所高校的新闻学生都有类似的作用,它是新闻实操的天地,也会是情怀的寄放处和自我认同的支撑点。无论如何,在年轻的时候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怎么说来都是值得的。
有人认为,校媒的视野应该仅在校园之内,我不太认同这种观点。不能因为校园媒体的定位局限了报道的视野,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议题同样值得校媒关注。另外,也不能因为校媒的身份降低报道标准,从采访、写作和修改等多个环节,都要本着认真严谨的态度,向一些高水平的社会媒体靠拢。
每一家校媒都有自己独特的样态,或小而精,或大而全。我想,不论形态如何变化,严密的逻辑链条,严肃的工作态度,严谨的采写方式,以及对待新闻的热情和不息的生命力,应当是校园媒体所共有的“关键词”。
最后想和每一位校媒人说的是:虽然新闻环境和十年前不同了,但我们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没必要太早下了悲观的结论。写下这些和每一位校媒人共勉,愿我们一同前行,热血难凉,弦歌不辍。
严密的逻辑链条,严肃的工作态度,严谨的采写方式,以及对待新闻的热情和不息的生命力,应当是校园媒体所共有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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