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马 | “天极”和“地中”

周日去报社值班，“读书会”提前到了周六。这周的议题，是讨论腾讯现场直播的“最中国”之辩，即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两位考古学家何努与许宏，近日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之邀，以“二里头遗址还是陶寺遗址，谁是‘最初的中国’？”为题进行的一场辩论。

何努先生是现在陶寺遗址发掘的主持者，许宏先生是二里头遗址发掘的主持者。对一直关注这两处重要遗址发掘的我们“读书会”来说，他俩的辩论其实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硬材料，但考察上古文明发展的一些思路无疑被理得更清晰了。依我看，他们两位也基本形成了共识：陶寺是早期邦国中已明确发现具备较完整的太阳历历法知识的邦国；二里头看来是目前已知的最早具备向外辐射影响的王国，已有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及礼仪。陶寺是“满天星斗”时代“最亮的一颗星”，到了二里头已是“月明星稀”。

虽然两位考古学家都是“考古本位”，尽量避免依照未必是完全可靠的古文献记载来硬套考古成果。但实际上现有的成果还是脱不出古文献记载已清晰描绘的大框架。《晋书·律历志中》记：“逮乎炎帝，分八节以始农功，轩辕纪三纲而阐书契，乃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造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斯六术，考定气象，建五行，察发敛，起消息，正闰馀，述而著焉，谓之《调历》。” 很明显，陶寺最重要的考古成果大致能对应这个记载。不管它是不是就是尧都，立表和带夏至刻度的圭尺等发现，证明其时已掌握了太阳历历法。

对我来说，讨论天文历法的演进是考察上古文明最关键的一条线索，这关系到古人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只有把这个弄明白了才可能对考古发现进行更合理的释读。我现在头脑中已比较清晰的线索是：人类最早是依北斗斗柄指向定四时四方，然后再分八节。可能也很早就有了观朔望的月亮历，一个回归年月亮只能是十二次圆缺，这在观天时代应不难被发现。北斗八卦历和月亮历也许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的出现有了精分历法的需要，发明圭表测日影，发展出了太阳历。最早是十月太阳历（应是源于十个手指计数方便），这就是十天干的起源。月亮历则是十二支最早的起源，也是十二之数作为坐标的起源。太阳历部族在和月亮部族结盟时又产生了阴阳合历即十二月太阳历。太阳黄道也开始分为黄道十二宫。史籍多记载阴阳合历完成于黄帝时代，最晚不迟于帝尧。陶寺遗址可以对应。

在彝族古书中保存下来的“遮佐”（意为“罡煞”）图，表达天极领北斗四象分四时四方再分八卦。

凌家滩玉版的“四象生八卦”。

《晋书》所记，羲和占日即测日影定太阳历，常仪占月即观朔望定太阴历，伶伦造律吕、大挠造甲子代表已是十二月阴阳合历。伶伦是黄帝时代的乐官，十二律吕用来配属十二月令，六阳律称律，六阴律称吕，以黄钟律配冬至，必已知阳历；“甲”代表十月太阳历的十天干，“子”代表十二月月亮历的十二支，大挠以“甲子”合用纪年，也说明其时已知有阳历；而荣成综合这些知识“述而著”的《调历》，应即最早的阴阳合历，“调”即“调合”之义。

古籍中多记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造律，有释“大夏”即“巴克特里亚”，我的脑洞也曾一路开到古巴比伦。当年郭沫若研究甲骨文时，就曾考十天干源自本土，十二支很可能源自古巴比伦。郭沫若“释干支”时，“西来说”还是学术时髦，如今考古材料更多，对古籍的释读也会更还原其原义。李零教授在新著《我们的中国》中释“夏”是指“夏地”，即二里头，是对应天文观测的“地中”；远山兄考《山海经》中常提到的“昆仑之丘”是指上古的天文观象台。如此，“夏之西”可能只是指中原偏西的黄河中游仰韶、天水一带，即发明圭表测影最早建太阳历的伏羲族故地。伶伦“自夏之西、昆仑之阴”造律吕，很可能有月亮历部族黄帝族和太阳历部族伏羲族融合的背景，反映的正是“阴阳合历”的历史进程。

西方上古文明史我并不熟悉，但大致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文明还是月亮历，而古埃及的所谓“人类第一部太阳历”，其实是与月亮历结合的天狼星历，把天狼星和太阳一同升起的那天作为元旦。古埃及真正的太阳崇拜也许要到阿肯纳顿法老的“阿顿教”改革。阿肯纳顿原名阿蒙霍特普四世，信“阿蒙教”，但他受到来自东方的太阳崇拜影响，将原本多神崇拜性质的“阿蒙”崇拜改为具有早期一神教性质的“阿顿”（太阳）崇拜。这个改革很短命，他死后不久年轻的图坦卡蒙法老就复辟了。图坦卡蒙原名图坦卡顿，改为图坦卡蒙说明他的信仰从崇拜阿顿回到了崇拜阿蒙。此后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很可能就是代表当时已受到更先进历法知识影响的古埃及改历派。阿肯纳顿法老时代（约前1362至前1332年）距今3300多年，比陶寺观象台距今4100多年要晚800多年。过去一直说黄道十二宫星座之说源自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最早是隋唐时随佛经翻译传入中国的。黄道是表示太阳一年中的运行轨迹，黄道十二宫必是阴阳合历后的产物。在没有发现比陶寺遗址更早的太阳历历法确凿证据之前，我们有理由暂定太阳黄道概念最早是从中国传出去的。

右为陶寺观象台遗址，测量点即在阳鱼极心。

远山兄排卦的十二支分名值月图。

远山兄排卦的归藏历24节气太极图。

上古历法明显是从观天的北斗八卦历发展而来的，“天中”即地球自转轴正对的北极天心，是较早发现的。因地球在逆时针自转，所以天象看起来都围绕着这个“极心”在顺时针旋转，这自然会让人产生“天极崇拜”。北半球星空最好认的座标是北斗七星，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子夜，北斗斗柄分别指向东南西北，人类因此而定四象（四时四方），再分八卦，后又发明用圭表测日影，细分历法，定阴阳五行。东西南北无疑最早是依“天极”和北斗而定。早期文明只有“天极”概念，对应“天极”的“地中”可以是任何一个点。光明兄曾作过一番研究，虽然古籍记舜时已有四方祭天，但《尚书》中却只提到四岳，并没有“中岳”。早期的四岳可能也非后来定的四岳，覆盖范围并没那么大。洛阳附近的嵩山被定为中岳，是在较晚出的文献记录里才出现。

良渚玉璧无疑是天极崇拜。

周公测影台最早应是土圭木表，现存的石圭石表是唐建的。

“地中”概念肯定是参照“天极”概念而来，北极天心是“上帝”所居，“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转轮王”也要居于“地中”。陶寺时代的天文历法知识，使得测定“地中”至少可保证能有一些“天道”依据。应该是尧舜稍后的大禹时代，派出了天文官在神州大地遍测日影，参考实际能影响控制的邦国范围及其它各种因素，终于确定了二里头这个“地中”。有了这一稳定的中央概念之后，“禹贡九州”才能划分，“中国”概念才正式形成。李零教授说“夏”不是指朝代而是指“夏地”二里头，有一定道理。“地中”主要是依夏至正午日影尺寸而定，对应以冬至为起点的太阳年的“日中”。二分二至精确测定后的“夏至”，甚至可能就是“夏后”族名的由来，古籍中多有上古先有“春秋”然后才有“冬夏”之论。总之，夏启开三代。

西周早期的何尊铭文中，有了现存最早出现的“中国”二字。

太阳历的出现无疑是人类上古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陶寺遗址的重要性自不必说。何努先生表示因不断有新的理解在刷新以前的结论，所以完整的考古整理报告一直在推后定稿，严谨的考古学家们无疑是想把考古证据做得更扎实一些。但在我们更为天马行空的“读书会”上，脑洞早已越开越大。远山兄自诩开创了“伏羲学”，论证了最早的太阳历是从大地湾就开始的，在龙山后期的陶寺达到顶峰。前不久我和收藏良渚古陶的班头兄一起赴济南，拜访大汶口古陶民间收藏大家行者兄，并细读了山东省博物馆新馆陈列文物。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大汶口中后期突然开始出现的袋足鬶，这个让人印象如此深刻的器型一定代表出了一件大事。我大胆提出，这可能是三个都接受了太阳历的大部族表示结盟的祭天礼器。袋足来自西北方的草原部族，太阳历来自沿黄河东扩的农业部族，鸟崇拜来自本土和南方部族影响，袋足鬶就是后来表示太阳崇拜的“三足乌”原型。大汶口时期的古东夷，就已有了各种上古文化的初步融合，其后上千年，一直在争斗、拉锯、融合。行者兄对此颇为认同。远山兄认为大汶口晚期莒县陶罐上著名的“日火山纹”，是从大地湾和仰韶彩陶上的“连山纹”、“舞蹈纹”、“谷神纹”、“日神纹”演变而来，是东扩伏羲支族的族徽标志。是不是这回事我还不敢断定，从太昊、少昊名称里的太阳崇拜暗示来看，似与太阳历的传播有关。“日火山纹”是表示在山顶举火迎日出的解释，非常强有力，至少能较明确地说明大汶口晚期已有了太阳崇拜。

在本次“读书会”上我总结的思考是：上古文明最早是天极（北极）崇拜，然后随着太阳历的产生，太阳崇拜兴起，而后太阳崇拜的话语权掩盖和误释了许多天极（北极）崇拜的源头文章。但如果顺着北斗八卦历、月亮历、太阳历、阴阳合历这一演进路线，则不难缕清上古文明演化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