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山 | 文化五身段

在写于1999年7月的《告别五千年》一文中，我提出了中华帝国史的五阶段说，大意是：

此文引起了不少国人共鸣，有读者说是“曾经读过的最好文章”，也有朋友说是“历史之手借张远山而书写下的当代文本。”说实话，这样的谬誉并未令我沾沾自喜，因为我未见其誉而仅见其谬。我丝毫不想唐突读者和朋友的善意，只想向读者和朋友道歉：由于我的不高明的误导，他们误把头脑、胸膛、腹部、胯部、膝部五个身段当成“比喻”了。每次听人赞扬《告别五千年》的比喻多么巧妙，我都哭笑不得，无地自容。因为这一误解的责任完全在我：为了对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加以嘲讽，我在文章开头连续两次故意卖了破绽：“我还是想用‘传统’的、‘东方神秘主义’的比喻。……本文所论与‘规律’无关，仅仅是比喻。”我自称“比喻”之时，本意是反语，原以为读者很容易就能看出来，但由于我的表达过于婉曲，这一目的没能达到，反而导致了“假作真时真亦假”。

我曾在《像明天就要死去那样活着》一文中说过，如果我哪天突然被车撞死，还剩最后一口气，路人问我有什么遗憾，我会说没有，因为我没有把想做的事放到未来，我每天都在做自己最想做的事。但我现在确实担心，假如明天出门被车撞死，这一沉冤就可能永无昭雪之日，因此我必须在出门之前对《告别五千年》做一些补充，以便“肃清流毒”，避免“谬种流传”。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08-1970）的“需求层次说”认为，人类这种生命几乎很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另一个欲望就立刻产生了。当基本欲望未满足时，更高级的需求并非没有，而是不太急迫，尚未成为当务之急；一旦基本需求满足之后，尚未满足的高一级需求立刻成为全部注意的中心，低一级的需求由于已经得到满足，就不再占据注意中心而处于“静止的、不起作用的状态”。

马斯洛提出，检验是否属于基本需求的测试条件如下：

马斯洛排出的需求顺序依次是：

马斯洛认为，六大基本需求是从低级到高级有序出现的，当最基本的第一级需求满足以后，高一级的第二级需求立刻就成为首要需求；第二级需求又满足以后，更高级的第三级需求又立刻成为最迫切的需求……。

但他又认为人类这种生命“几乎很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因此我认为必须补充的是，实际上需求不仅是有序的，而且是循环的，即最初只要求最低限度的基本满足，比如先求不饿，然后就要求相对比较安全，等到六大基本需求在最低水平上达到满足后，一个轮回完成，需求就会在更高水平上发生循环。这时就不仅是要求不饿，还会追求（注意“要求”和“追求”的区别）吃饱吃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稀有的山珍海味，吃禁食的鱼与熊掌，最后还可能畸型发展到用催吐剂把已经吃下去的食物吐出来再接着吃别的食物，以及饮茶、喝酒、抽烟、吸毒……茶、酒、烟、毒等大概不宜列入基本需求，更应该归入审美需求。可见，仅仅在吃这一最低级的基本需求层次上，人类就会争奇斗妍永不满足，使最低级、最简单的需求不断高级化、复杂化。同理，其它每一项基本需求都有类似的从低级到高级、最简单到复杂的几乎无止境的“追求”，因此人类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关于六大基本需求的立项及其顺序，我基本上同意马斯洛的概括，要增减项目乃至争论顺序当然是可能的，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的“四大自由”的顺序，就与马斯洛的“六大需求”的立项和顺序都不同。

不难发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与马斯洛的前四大基本需求正好大致相当。但两者最主要的区别是，马斯洛的排序是由低至高，而罗斯福的排序是由高至低。为了便于比较，不妨把马斯洛的前四项基本需求由高至低重排如下：

现在再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比较一下：

两者的前两项，均属于高级需求或高级自由，两人所排次序完全一致，马斯洛的“尊重需求”相当于罗斯福的“思想言论的自由”，马斯洛的“归属和爱的需求”相当于罗斯福的“宗教信仰的自由”，虽然两者因社会角色有别而措辞略有差异，但可以认为首项属于世俗性政治权利，次项属于超越性精神权利。

两者的后两项，均属于低级需求或低级自由，两人所排次序正好相反。作为政治家，罗斯福以社会群体为思维出发点，故认为政治家的职责以保证全体民众的生存为首务：（多数人的）生存第一（免于匮乏），（少数人的）安全第二（免于恐惧）。作为科学家，马斯洛以人类个体为思考出发点，故认为每一个体必然视避免不测事件为首务：（自己的）安全第一（安全需求），（自己的）享受第二（生理需求）。因为政治家的“政治正确”是保卫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即使不得不“丢卒保车”地牺牲少数人，也只能在所不计地顾全多数人的大局；例如，为了不让纳粹获悉盟国已经掌握了纳粹密码，以供更必要时之急需，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听任希特勒按“月光奏鸣曲”计划轰炸考文垂市，而未通知该市市民事先撤离或防范。但思想家的“思想正确”是研究每一个体的“生存策略”。那就是，首先保存自我及其亲人，因为自己这个“卒”，正是自己要保的最大之“车”。

不必对两者的惊人一致感到意外，尽管马斯洛的学说成熟于罗斯福初次提及“四大自由”的1941年1月6日致国会咨文（其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美国尚未加入二战）和1943年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发表的阐明“四大自由”的著名演讲（其时美国已加入二战）之后，但我倾向于认为，马斯洛在创立其学说过程中，并未受到过罗斯福“四大自由”说的启发。社会真理或人文公理，就是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就是一切理智健全者能够达成普世共识的基本结论。我也不知道在本文之前，是否已经有人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和马斯洛的“六大需求”联系起来进行过比较。

我还认为，罗斯福之所以没有列举马斯洛的“求知需求”和“审美需求”，没有把四大自由说扩充为六大自由说，并非他认为“求知”和“审美”不重要，而是基于下述理由：

一、他认为这两项已经包括在“思想言论”和“宗教信仰”两大自由中了。

二、作为政治家，他不仅不必像科学家那样严谨，还应该力避繁琐。

三、求知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自古以来就是欧洲文明不言而喻的自由，作为西方人，罗斯福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文明民族会对完全无害的求知和审美妄加干涉。

即便是在罗斯福的著名演讲所针对的纳粹法西斯所占领的土地上，求知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也基本存在，除了与犹太有关的。罗斯福是这样说的：

可见他认为不需要在纳粹法西斯占领的土地上恢复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求知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这两项自由即便在被纳粹法西斯占领的战时欧洲也基本存在。但他显然不知道，在被日本军阀占领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求知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从孔子的“恶郑声”到中古时代的声讨“亡国之音”到现代的批判“靡靡之音”，连无害的消极自由在专制的土地上也不存在。所以罗斯福把“纳粹法西斯”与“日本军阀”相提并论，只不过是顺便提到后者，并没有特别的针对性。虽然正是日本军阀的攻击把美国人拖入了二战，但日本军阀根本就没有“占领”美国国土。

马斯洛也许不会同意增减基本需求的项目，但他起码同意，在诸多因素影响下，需求顺序是可能改变的，比如在《动机与个性》（1954）一书中他强调了“个性”的作用。个性尤其在四大自由或四大需求之外发生作用，如求知需求和审美需求哪个更重要？在求知需求中还能细分，是科学真理还是人文公理更具吸引力？在审美需求中也能细分，是声之审美（音乐）还是色之审美（美术）更令人陶醉？这些都因人而异，而且主要是因天性而异。

另外，世事洞明的中华文明之父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基本需求的顺序在同一个体的不同生命阶段，其意义也有所不同：

“色”属于生理需求，它被孔子视为少年人的最迫切需求。“斗”属于尊重需求，它被孔子视为壮年人的最迫切需求；“得”属于安全需求，它被孔子视为老年人的最迫切需求。不难发现，这三大需求同样没有越出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和马斯洛的四大需求，又决非偶然地正好没有罗斯福因文明人普遍都不缺乏而忽略的两项自由：“求知”和“审美”。

但真正发人深省的是，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和马斯洛的四大需求中，孔子唯一没有涉及的偏偏是罗斯福、马斯洛同样视为次高级的“归属和爱的需求”、“宗教信仰的自由”。理由一目了然：中国是无神论的国度，而这与孔子创立的儒学具有极大关系。孔子本人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需求，顶多只是装模做样地“祭神如神在”，与后世善男信女以烧香拜佛为名，行踏青郊游之实完全一样。中国人不考虑“归属”问题，并非没有归属问题，而是没有选择归属的自由。因为考虑归属问题，必以有选择自由为前提。既然中国人之全体，除庄子等极少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道家人物外，都归属和依附于帝王，归属需求和信仰自由问题，根本就不允许提出，也不可能提出。另外，“爱”在儒家中国也从来不是一个可以提出来的问题。性对中国人来说只有传宗接代的世俗意义，而不可能升华出精神超越的形而上意义。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儒学礼教禁锢下，中国人几千年不知爱情为何物——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懂得。

绕了一大圈，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证明《告别五千年》中的“五身段说”决非比喻了。我认为基本需求的项目和顺序不仅依人的个性（如马斯洛所言）、年龄（如孔子所言）、性别（无须举例）而有所不同，还会依民族文化的根性而有所不同（如罗斯福所忽略），正如每个人的个体天性可以归纳为“个性”，每个民族的群体特性则可以归纳为“民族性”。为了避免种族主义之嫌，不少人主张族群没有一般倾向。但种族主义者强调民族性是指差别的先天性，我强调民族性则是指差别的后天性，即文化特性和传统特性。种族主义者认为：族群有先天的特性。但我认为：先天的特性只存在于个体之中，不存在于族群之中——存在于族群中的先天共性是全人类的先天共性，无须强调。此族群与彼族群不同的共同特性，一定是后天的、环境的、文化的、传统的。个体的天性有更多的先天成分，很难用外力加以强行改造，也没有必要用外力加以强行改造——至于个体主动自发的自愿改造，则纯属其个人自由。但群体的共同特性有更多的后天成分，因而不仅可以改造，对有进取心的落后民族而言则必须改造。但改造民族性应该是全体国民达成共识后的自觉努力，而非以个别政治领袖的主观意志为标准加以强行改造。总之，个体的先天特性，应该“上帝的归上帝”；但群体的后天特性，却不能“恺撒的归恺撒”——因为现代文明的普世公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恺撒合法地存在。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告别五千年》中探讨了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的后天特性或曰传统特性。“五阶段说”正是我长期思考中华文明衰亡史后做出的概括，采用肢体标志称为“五身段说”，是为了使这篇面向大众的哲学随笔中的思想得以形象化，既非随意的比附，更不是无意的巧合，而是“以人为本”的实证主义。任何理论，如果不以对象的客观存在为据，必是凿空之谈，虚妄之说。“五阶段说”或“五身段说”，其实就是我的“五大需求说”或“五大自由说”，因为我把生理需求进一步细分为食（腹部）、色（胯部），但我在一天之内写出《告别五千年》一文时，根本没有想到过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说，马斯洛的“六大需求”说，以及孔子的“三戒”说。

从实证主义角度来看，人的基本需求必定与人的身体构造一一对应，正如音乐之审美对应于耳，美术之审美对应于眼，因此把“五阶段说”称为“五身段说”，并非信马由缰的文学想象，而是坚实缜密的哲学思考。若非如此，我宁愿放弃形象化的表达，使用抽象枯燥的概念。因为对哲学来说，准确表达是第一要义，形象化可求则求，不可求则不应强求。以下我将分别把五个形象的身段，还原为五个抽象的概念，并与罗斯福和马斯洛参照。这五个抽象概念，正是当代国人应该努力追求的五大需求或五大自由，它们在中华帝国的不同历史阶段，曾经依次成为最迫切的基本需求——按时髦的说法叫“时代精神”或“时代主题”。另外必须注意，我的排序从高至低，与罗斯福的排序相同。但我的后三项——即马斯洛、罗斯福的后两项，却与马斯洛相同而与罗斯福相反，理由非常简单，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我一贯旗帜鲜明地引庄子为同道，我是天生以个体为思维出发点的道家者流。

在拙文《告别五千年》中，“头脑”代表超越性精神发展的需求，相当于罗斯福列首位即最高级的“思想言论的自由”和列第二即次高级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又与马斯洛列第三即次高级的“归属和爱的需求”、列第五的“求知需求”、列第六的“审美需求”相当。先秦时代是中国人的头脑最发达的时代，而头脑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这一时代的民族英雄是“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庄子和具有中国人几乎不可能有的逻辑头脑的公孙龙。

“胸膛”代表世俗性意志发展的需求，如权力、尊严等。这一需求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中没有恰当的对应物——这可能与民主国家元首很难满足领土野心且不能公开张扬权力意志有关，但部分相当于马斯洛列第四即最高级的“尊重需求”。然而在秦始皇之后的中华帝国，只有帝王一个人可以有这种需求，因而先秦以后的中华帝国实行的是只有一个人享有为所欲为之无限自由的普遍奴隶制，其它人则完全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1]。由于中国帝王的“尊重需求”在帝国疆域内已达到顶峰，因而“追求”进一步满足的唯一路径就是要求异族的“尊重”，即扩展版图或要求朝贡。中国臣民的“尊重需求”被压抑之后，这一植根于人性的“基本需求”当然不会消失，荣誉感强的中国人就非常符合家奴身份地把主人即帝王的“尊重需求”移情为自己的“尊重需求”，因而渴望“为王前驱”、“修齐治平”。这一愿望在战时往往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化装满足，这就是汉之卫青、宋之岳飞直到今天仍受到国人高度崇敬的原因。我并非不崇敬他们作为个人的优秀，但必须质疑的是：为什么先秦以后中华帝国再也不出“头脑”型民族英雄[2]，而只出品种单一的“胸膛”型民族英雄？中华帝国史的胸膛时代自秦汉始，至隋唐终，终结于汤因比《历史研究》所说的“第二帝国”。这一时期的中华帝国已经没有“头脑”型民族英雄，因而只能从《山海经》的神话中找一个没有“头脑”仅有“胸膛”的民族造型：“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刑天。[3]

顺便一提，真正的民族英雄一定是腰部以上的民族英雄，腰部以下纵有长技，只堪做民族造型、民族耻辱乃至民族败类。而只有头脑英雄才可能是丰富多彩的，胸膛英雄不过是简单重复，徒增数量记录而已。唐中叶以后，在中华帝国的天空下，连帝王也不再有“胸膛”，况且“天下一家”别无分店，因而再有豪气的臣子如辛弃疾辈也无处可借“胸膛”。以武曌践位、禅宗创立和安史之乱为界，中国人进入腹部时代。

“腹部”代表食欲，相当于罗斯福列第三即次低级的“免于匮乏的自由”之一部分，也相当于马斯洛列首位即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食、色）之前一半。如果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始于中华帝国的养父孔子，那么到了宋代以后这一倾向才真正达到了荒谬的顶峰。这是当代中国诸多失去理想的孱弱知识人愿意托生宋朝的重要原因。无法想象有头脑和胸膛的人会愿意生活在那个朝代。“杯酒（腹部）释兵权（胸膛）”[4]，哈！历史老人竟如此黑色幽默，连偶然的历史细节也在近乎凑趣地证实我的五身段说。然而这一疯狂满足“生理需求”的时代，人民却并没有“免于匮乏的自由”——数亿中国农民至今都未能充分享有这一“自由”。这一时期的中国人不仅不再有头脑的超越精神，而且也不再有胸膛的世俗气魄。这一时期最恰当的民族造型可以从已没有任何超越精神，与“归属需求”毫不相干的中国式佛教中找到：捧腹傻笑的大肚弥勒。

降至元明，随着首遭异族全面征服，中华帝国的历史进入“胯部”时代。“胯部”代表性欲，相当于罗斯福列第三即次低级的“免于匮乏的自由”之一部分，也相当于马斯洛列首位也即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食、色）之后一半。许多民族都是在被异族征服后皈依上帝的，如罗马帝国铁蹄下的“外邦人”都皈依基督教，蒙古帝国铁蹄下的中亚人都皈依伊斯兰教，西班牙帝国铁蹄下的印第安人都皈依天主教，犹太人则在失去祖国后固守犹太教。但中国人在蒙古帝国的铁蹄下，只是进一步向更低级的基本需求下坠：床笫之欢。元代的中国人不仅不可能重新具有宗教信仰，甚至连“上帝”的替代物“皇帝”都没了，只有“皇帝”的替代物“大汗”，还谈什么归属感？于是元明以后的中国人把“色”这一较为低级的基本需求视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与“食”相比，“色”尽管多一点精神性，但也更具毒瘾性和腐蚀性。对此唯一的解释是中华民族的整个上半身已经彻底瘫痪。顺便一提，《告别五千年》发表后，一个当代诗派打出了“下半身”的旗号。不知这些后生小子是受到拙文的启发而索性“循名责实”地把我的批判性理论付诸堕落性实践，还是被我的哲学预见不幸言中了。这一历史时期因五大身段已被腰斩，因而无论在真实人物、神话人物还是佛教偶像中都找不到合适的民族造型，我只好在春宫淫具中找一件有人之名、无人之实的象征物：妇女专用的性工具——角先生。

明亡以后，随着第二次遭到异族全面征服，中华帝国进入膝部时代。“膝部”相当于罗斯福列第四即最低级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和马斯洛列第二即次低级的“安全需求”。但“免于恐惧的自由”只属于自由人，作为奴隶，膝部越是被充分使用就越是恐惧，而非免除恐惧。但除了“哀其不幸”，我无法做到“怒其不争”，而只能“恕其不争”，因为先秦以后的儒家冬烘“头脑”从未论证过“膝部”有权抗争。明代以后的中国人充分发挥了膝部易弯的功能：首先是汉人在专制极权达到顶峰的本族帝王面前五体投地，继而汉人在异族征服者满人面前五体投地，最后是满汉全体向洋人五体投地——颇具象征意味的是，英国公使马嘎尔尼不肯向清帝下跪，而此后中国人蔑视洋人的一个理由是“洋鬼子膝部不会弯”。到了中华帝国史的最后阶段即二十世纪，中国人终于先后在满人、洋人面前站起来了，然而不幸的是又在“大救星”面前跪到了历史最低点。呜呼我的同胞，我真要放声一哭！既然“男儿膝下有黄金”，不能向妇女下跪[5]，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向另一个同样生于天地间的须眉男儿下跪？“安全需求”固然是基本需求，但如果把安全需求视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头脑和胸膛）加以满足的至高需求，那么这种需求就叫做奴性——所谓“贱骨头”，指的大概就是膝下那块骨头吧。这一时期的民族造型，连找一件有人之名、无人之实的象征物都不可得，只好找一件既无人之实也无人之名，但为中国历史下半时所独有、中国妇女下半身最底部的国粹来代表：三寸金莲。

综上所述，无论是“五身段”或“五阶段”还是“五大需求”或“五大自由”，当代中国人首先应该得到满足的是“头脑”即“思想言论的自由”、“求知需求”和“审美需求”，其次应该得到满足的是“胸膛”即“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尊重需求”，以上两项对中国市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来说最为迫切，对非知识分子尤其是农民来说并非不需要而是并非最为迫切。再次是满足“腹部”和“胯部”即“免于匮乏的自由”和“生理需求”，这对占人口最大比例的广大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口来说最为迫切。但民族根性中缺乏超越性精神追求的中国人非常容易无止境地沉溺在食色大欲之中，让生理需求“单极独大”并使基本需求的良性循环发生恶性停滞，勇于自省的国人应该走出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困境。当生理需求在较低层次上得到满足后，必须进而追求其它更高级的基本需求和基本自由；在同一层次上满足基本需求的一个循环前，不能像停摆的自鸣钟一样指针永远向下，因为沉溺于低级需求而不追求高级需求的人叫做“低级趣味”，而更注重高级需求的人即便同样满足低级需求，却不叫做“低级趣味”。一架运转良好的自鸣钟，其指针必然有一半时间位于腰部以上。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身心和谐地健康发展。

另外，如前文所述，《告别五千年》与罗斯福相同的是从高到低排序，假如像马斯洛那样从低到高排序，则是：

我认为人有五大基本欲望：

在目前的历史阶段，中国人应该首先追求个体生存的平等和自由（膝部），其次追求男女情爱的平等和自由（胯部），再次追求经济领域的平等和自由（腹部），再次追求政治领域的平等和自由（胸膛），再次追求思想言论的平等和自由（头脑）。支持我这一排序的是佛学。佛教戒律正是从下盘开始戒起的。自下而上，首戒种姓歧视（膝部），故主张众生平等；次戒色欲（胯部），故主张剃度出家；再戒杀生（腹部），故主张茹素苦行（前两项合为戒“贪”）；再戒“嗔”即戒生气（胸膛），故主张慈悲行善；最后戒“痴”（头脑），故主张破除愚、智两方面的我执。修行至此，即成正果。佛学大要为：去贪、嗔、痴三毒，得戒、定、慧三宝。但我只是吸收佛学精华，并把佛学加以哲学化，并不主张宗教式的绝对禁欲主义和绝对素食主义，而易之以更合乎人性的现代阐释。

以上对排序的说明，基本立足于民族性和时代性。如果撇开民族性和时代性，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或者说当中华帝国已经完成了现代转型，中国已经从非自由社会成功转型为自由社会，那么我的“五大需求说”即为我的“五福五蠹转化说”：名、利、食、色、权。拙著《人类素描》曾说：“此五者，适度是养生之‘五福’，过度为伐性之‘五蠹’。”[6]原先的排列“名、利、食、色、权”，没有考虑先后顺序，而只依汉语习惯考虑顺口，若依“五身段说”即“五阶段说”，则应依次排列为：利欲（膝部）、色欲（胯部）、食欲（腹部）、权欲（胸膛）、名欲（头脑）。考虑到“民以食为天”，不妨以腰线为满足五欲的轴心或坐标原点，先满足腹部：食欲（0），然后一方面沿腰线向下，依次满足两项较低级的基本需求：色欲（–1）、利欲（–2），另一方面沿腰线向上，依次满足两项较高级的基本需要：权欲（+1）、名欲（+2）。这就是每一个自由人必须终生努力的最高目标：只有五福俱全，才算功德圆满；只有不死不休地谨守中道，不使五福变成五蠹，方能终成正果。

我对《告别五千年》的补充就是这些——现在我可以放心出门，即使被车撞死，也死而无憾了。

2002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