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山 | 反道德的道德高标

反道德的道德高标

——子贡赎人

张远山

鲁国的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为他们赎身，可以到国库中报销赎金。

子贡为在外国沦为奴隶的一个鲁国人赎身以后，拒绝了国家补偿的赎金。

孔子批评说：“端木赐，你这样做就不对了。你开了一个坏的先例，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你收回国家补偿的赎金，不会损害善行的价值；你拒绝国家补偿的赎金，就破坏了鲁国那条代偿赎金的好法律。”

后来子路救了一个溺水的鲁国人，那人送了一头牛表示感谢。子路想起孔子的教导，于是欣然接受。

孔子赞扬说：“从此以后，鲁国人一定都愿意救溺水者了。”

孔子之所以批评拒绝赎金的子贡，赞扬接受赠牛的子路，是因为能够洞见事理的细微之处，观照教化的长远效用啊！

（译自《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1]

子贡是最为富有的孔门弟子[2]，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在商业营运中周游列国，有机会也有经济实力赎出在外国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他又受到了孔子的道德感化，所以拒绝收回国家补偿的赎金。他大概以为孔子会表扬他，没想到孔子竟批评他。

孔子认为，大多数人没有子贡这么巨大的财力，无法不在乎这笔赎金，因为白付赎金可能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而如果不能收回代付的赎金，那么即便看到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机会救同胞出火坑，大多数人也会放弃为本国同胞赎身。即便有人经济实力不弱，白付赎金也不影响自己的生活，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如此之高的道德水平，因此大多数人仍会由于不能收回赎金，放弃为本国同胞赎身。

也许子贡会这样自辩：别人没有我的财力，或者虽有财力却不愿损失赎金，完全可以从国库中收回赎金，不必像我一样拒绝。我拒绝收回赎金，应该不至于使他们放弃行善吧？

子贡可谓鼠目寸光，正如《庄子》对孔门后学的批评：“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3]。鲁国那条代偿赎金的法律，立意极好，目的是让每个鲁国人只要有机会，就可以惠而不费地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善事。即便自己拿不出预付的赎金，也应该借钱为同胞赎身，因为你不损失任何东西，只需要付出同情心。道德的目的不是要人做损己利人的牺牲，而是做无损于己、有利于人的善事。

由此可见，子贡的“道德”行为是反道德的。首先，他把原本平淡无奇、大多数人都能达标的道德，超拔到了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高度[4]。既然“道德”标准如此之高，那么原本符合道德的代偿赎金然后收回，现在就变成“不道德”了。因为“道德舆论”会对收回赎金的人说：你什么也没付出，算是做什么善事？与子贡相比，你太自私自利了！读者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做了一件为奴隶赎身的好事以后，将会得到“自私自利”的苛评；如果你做了一件合乎道德的善事以后，将会得到“不道德”的恶名，你还会做吗？你当然不会做，而是像“道德舆论”那样胡说。因此子贡式的“无私道德”，最终使“道德”变成了只说不做的纯粹高调。

子贡的“道德”高标，如同设定跳高的世界记录二米三十四，然后宣布只有跳到这一高度，才算具有跳高才能。这样的话，小学生运动会，中学生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一切低水平运动会，都不必开了，因为这些运动会的跳高冠军大都跳不过二米。也就是说，运动员们一身臭汗忙了半天，得到的只有耻笑，得到的只有“不配跳高”的恶骂。与此相似，过高的“道德”标准，使绝大多数人都沦为“不道德”。所有追求道德的人，得到的只有耻笑。他们的高尚努力，只被用来证明自己的“不道德”。在这种“道德高压”之下，人们的唯一选择是：永远只说“道德”的话，永远不做“道德”的事。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并且心安理得。过高的“道德”，不仅没能推广道德，反而推广了不道德。推广不道德有没有好处呢？有的，但是仅对那个达到“道德世界记录”的人有利：他成了绝对的道德偶像，至高无上的圣人。

道德世界记录，绝对不能成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

首先，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应该符合大多数人力所能及的道德潜能，使愿意成为有德者的大多数人胜任愉快。也就是说，道德标准应该是大多数人能够达到的一条及格线。自我道德要求高的人，不妨去拚一百分，争第一，但是大多数人只要及格，就不该打屁股。如果一种教育不让考不到一百分的大多数学生及格，学生就会丧失求知进取心，自暴自弃，这种教育就是失败的。如果一种道德不让善良而不杰出的大多数人感到自己有希望做个好人，人们就会丧失道德进取心，自暴自弃，这种道德就是虚假的。大多数人达不到的过高道德，就是伪道德。鼓吹伪道德的唯一结果，就是败坏道德。伪道德越是成功，越会导致道德大滑坡。鼓吹伪道德的人，决非热爱道德，而是自诩道德圣人的自恋狂或自虐狂。真道学正是这样的自恋狂和自虐狂，假道学则是眼红真道学之成功的小人。假道学虽然自恋，却不是自恋狂。因为假道学决不自虐，而用沽名钓誉得到的利益，满足其世俗欲望。

其次，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应该相对恒定，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准此而行。如果道德世界记录做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那么世界记录就会被道德自恋狂一再刷新，被精神自虐狂不断打破，那么大多数人必将无所适从。因为一种正当行为，昨天的道德狂尚未斥为不道德，今天的道德狂却会斥为不道德。道德狂热的比赛永无止境，不到家破人亡，国毁种灭，永远不会罢休。

任何人做道德之事，如果仅仅为了证明自己是打破和刷新道德世界记录的天下第一人，那么他就不是真爱道德，而是狂恋自己。打破跳高世界记录，是人类的光荣，不能跳得如此之高的其他人也分享这一光荣。打破道德世界记录，是个人的荣耀，不能跳得如此之高的其他人不仅分享不到荣耀，反而承受了极大的负罪感，蒙受了巨大的羞辱。

可以设想，子贡的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5]，必将迫使有些人在收回赎金或行善获酬以后，公开表示“自愿”放弃本该收回的赎金，公开表示“自愿”捐献本该得到的酬金，于是“道德舆论”大加赞扬。这种公开而且“自愿”的“道德”行为，若非迫于“道德”高标的压力，就是放长线钓大鱼的沽名钓誉。因为真正道德的慈善捐助，应该是匿名捐助。署名捐助有两大坏处：一是用“道德”行为抬高了自己，在物质不平等之外，加剧了精神不平等。二是贬低并羞辱了受助者，使之成为对捐助者感恩戴德的精神奴隶。然而除了感激天地和伟大先人，任何人都不应对一个与自己平等的活人感恩戴德。索取感恩戴德的物质施舍者，只是精神乞丐，与道德毫不相涉。

若干年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绝对道德高标，导致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发生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滑坡，滑到了两千年来的历史底谷，以致在这一口号停止使用三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无法恢复到文明社会的正常水平，很多国人更是沦为“利己必损人”、“损人不利己”的道德败类。如此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人和全人类都应深刻记取。

道德是人类文明的大地，而非人类生活的天空。让所有人都在恒定坚实的道德大地上自由舞蹈，是人类文明的目标。人类的智慧，不该用于打破道德世界记录，而该用于打破科学世界记录和艺术世界记录。科学成果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艺术成就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真正的道德，就是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想用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的道德高标来彰显自我的人，是贪天之功为己有的狂徒，是把大多数人赶入道德深渊的历史罪人，是把大多数人打入精神地狱的文化恶棍。

子贡的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开创了“道德”有权不服从法律的不良先例。为了不开这种不良先例，原本可用支付罚金、接受放逐两种方式逃避死刑的苏格拉底，拒绝不服从法律而苟活。子贡的“道德”，表面上是不服从合理的法律，实际上是不服从合理的道德，至少想标榜道德高于法律。然而合理的道德，原本不该与合理的法律有实质性冲突。法律是建立在永恒道德大地之上的暂时道德建筑。人类居住在立基于道德大地之上的法律建筑里，从事科学与艺术，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创造，享受独立自由的幸福生活。

从法律是道德的语言物化而言，时代的合理道德不应反对时代的合理法律。从每一时代的法律体系是人类文明某个历史阶段的暂时道德形式而言，法律建筑可以随着文明进步和社会变迁，随着人类对永恒道德与普遍人性的认识深化，时时加以修缮，不断加以扩建。然而无论多么巨大的建筑，只能占据广袤大地的一小部分，法律也只能覆盖人类生活的一小部分，人类还有更大一部分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将会走出暂时的法律建筑，在恒定坚实的道德大地上自由舞蹈。

道德本该比法律更宽容，而非更无情。道德的根本目的不是束缚精神，而是解放精神，道德就是自由的同义语。真正的道德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真正的自由是不践踏他人的自由。只有当永恒道德与暂时法律和谐兼容之时，人类文明才有可能进入高级阶段。

法律合于理，道德通于情。理可变，情不可变。今天的理可能反对昨天的理，但是今天的情却不可能反对昨天的情。理日明，情日深，深情与慈悲是道德的永恒目标。情是理的基础，理是情的提炼。违反常情、悖逆人情的伪道德，是世上最为邪恶的东西。所谓魔鬼式傲慢，正是伪道德家的傲慢。法律的公正无情，就是上帝的公正无情。道德的无知傲慢，却是魔鬼的无知傲慢。无知、傲慢和矫情，正是真假道学家的共同特征。

从法律立场来看，如果你的理是错的，就要无情地反对你。从道德立场来看，如果你不够深情，就更要深情地感化你。道德感化只能用爱，不能用恨，而伪道德彰扬的正是恨。以为伪道德的“道德高标”会有巨大的“道德感召”，仅是道学家的自我意淫。爱的道德感化，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恨的伪道德感召，是狂风暴雨，雷霆震响。真道德的“感化”，是我来主动亲近你，提升你；伪道德的“感召”，是强迫你来符合我，崇拜我。人们愿意亲近充满爱的真道德感化，正如愿意亲近春风雨露；人们竭力逃避浸透恨的伪道德暴虐，正如竭力逃避雷劈电击。

世上最愚蠢最反动的事，莫过于不顾实际效果的道德叫嚣。道德应该符合普遍人性，而普遍人性是全人类相通的，因此道德原则也应世界通用。所以孔子把最高道德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称为“恕道”[6]，基督教也把最高道德原则“你愿他人如何待你，也要如何待人”称为“金律”[7]。如果说这一永恒道德原则还需要有所补充，就是“己所欲者，勿强加于人”。没有这一补充和限制，就会滥用道德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变成反道德原则“己所欲者，滥施于人”，那么有德者就会变成强制者，道德败坏的强梁者就会以道德的名义窃取权力，并用窃得的权力对民众实施强制。虽然法律的强制有时是不得已的必要手段，但是一切强制都不符合永恒道德。

总之，一切大多数人做不到的道德，都是伪道德，哪怕这种道德是未来时代的大多数人都能做到的超前道德，在现时代也是伪道德。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类生活的日常家什，不需要超前消费。合理的法律如同饭菜，吃一辈子都吃不腻；合理的道德则如同空气，不仅呼吸一辈子不会厌倦，而且厌倦了都无法不呼吸。不好的饭菜可以不吃，不好的空气却不得不呼吸。人们曾经理直气壮地反抗不合理的坏法律，但是很少有人敢于反抗不合理的伪道德。越是丧心病狂的道德高标，人们越是不敢反对。人们顶多说，这种神圣道德对是对的，只是太难做到了。殊不知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道德高标绝对是错的。因为道德的目的是让大多数人成为善人，而伪道德使大多数人成了罪人。伪道德对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最大伤害。真正的道德就像空气那么重要，又像空气那么平常。让人感觉不到存在的空气是最好的空气，让人感觉不到存在的道德是最好的道德。认为道德与法律不该太平常的道学家，是厌世者和恨世者，他们简直就想停止自己的呼吸，或者一天到晚挖空心思把人类的精神空气弄得污浊不堪，使人们难以畅快地呼吸，直到大多数人的精神都窒息而死，成为行尸走肉。因此道学家是人类的最大敌人，文明的最大敌人，道德的最大敌人，更是生命与爱的最大敌人。

最后我想顺便谈谈孔子在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价值。孔子的中庸思想，在这一故事中得到了极为出色的体现。孔子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因为他是真正的有德者。有德者宣扬道德，不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令人敬仰及至令人膜拜的道德圣人，而是为了让道德引人向善，给人间带来祥和与幸福。只要有利于道德广布天下，真正的有德者不惜被道学家诬为“道德叛徒”。

孔子之所以反对“以德报怨”，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8]，正是因为反对道德高标，主张道德中道，所以孔子绝对没有圣人气，更没有道学气。把孔子捧成圣人和道学家，是儒家后学对孔子的最大背叛。孔子的思想非常平实中肯，没有任何唬人成分。

孔子确有不少地方令人难以恭维，比如过分注重实际效果，导致他的道德原则缺乏宗教的超越性。更由于过分注重实际效果，又因时代局限而无法分清法律与道德的不同辖域，导致他从所处时代的实际效果出发，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9]，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未必完全没有道理。尽管以现代人文公理来看是十足的愚民政策，并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影响极坏。但这一方面是孔子的历史局限，另一方面也是儒家后学过度彰扬的结果。儒家后学没能继承发展孔子思想的诸多好的方面，却发扬光大了孔子思想的某些坏的方面。后者是孔子不必负责的，因为任何思想家都有局限。如果后人错误地把某位伟大思想家吹捧为永远不会出错的“一句顶一万句”的圣人，随后又把他的局限之处和思想糟粕发扬光大，那么伟大思想家就会成为历史的替罪羊。评价孔子功过，一方面不能为孔子的愚民思想辩护，另一方面必须实事求是，知人论世，把远非完美无缺的真实思想家，与后人歪曲重塑的道德偶像区别开来。

不幸的是，孔子最杰出的弟子颜回死后[10]，剩下的多为子贡这样的蠢材，他们以道德代替法律，以强制代替自由，对科学全无兴趣，对艺术毫无会心，徒然只剩无止境的伪道德叫嚣。两千年中国历史，就被这些真道学和假道学鼓吹的伪道德毁掉了。以至于中国人没啥东西可以夸耀，只能吹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世界第一。然而一个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平，与个别道德自恋狂和精神自虐狂的屡破道德世界记录不仅不成正比，反而适成反比。何况夺取道德世界记录的锦标，原本就是道德狂的自恋痴念。真正的道德从不与人争胜，而是与人为善。真正的有德者从不进行无法验证的道德裁判，而是仅以可以验证的科学真理与人辩难。

真正的道德大地，为全人类共享。各民族在各自不同的历史道路上，营造了不同的法律建筑体系，发展了不同的思想艺术体系，探索着同样为全人类共享的科学真理的广袤天空。由于孔子之后的古代中国人误把伪道德奉为天空，却把科学真理乃至法律民主践踏在脚下，于是古代中国人成了倒立在天花板上跳舞的奇怪民族。

[1]《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2]端木赐（前520－前450）：字子贡。卫国人。孔子弟子。

[3]《庄子·外篇·田子方》：“温伯雪子曰：‘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4]《庄子·外篇·骈拇》：“枝于仁者，擢德搴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

[5]〔北宋〕欧阳修《纵囚论》：“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6]《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7]《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8]《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9]语出《论语·泰伯》。

[10]颜回（前521－前490）：字子渊。鲁国人。孔子最为喜爱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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