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山 | 狗肉铺前示众的羊头

《列子》是托名于道家真人列御寇的晋代伪书[2]，原本不该在专论先秦寓言的本书中提及。但是这一寓言在“文革”时期被“古为今用”，因此我也将错就错，拉来一议。

略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孔子被尊为圣人是孔子死后的事。孔子生前，世人不以他为圣，何况两个无知小儿？可见这是《列子》作者为了丑化孔子而故意编造的寓言。意思是说，你这位生而知之的圣人，连两个无知小儿的问题都回答不出，还鼻子里插葱装什么象呢？

在“文革”时期“古为今用”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大批判家们捡到鸡毛当令箭，把这一道家后学嘲笑儒家祖师的虚构寓言，当作史实大肆宣扬，弄得妇孺皆知。夸大儒、法之争的历史烹调师们，不从“儒家的对手”法家那里寻找批判武器（其实俯拾皆是），却到与“儒法之争”无关的道家那里求援，可谓不学无术之至。无独有偶，大批判家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另一个嘲笑孔子的故事“柳下跖痛斥孔老二”，也非出自法家，同样取自道家著作《庄子·盗跍》。其实儒、道之争才是史实，儒、法之争虽非虚构，却是小题大作。所谓儒、法之争，只能算是恩爱夫妻拌嘴，偶尔闹闹离婚也是有的，但是毕竟白头到老了。法家始祖子夏，是儒家始祖孔子的弟子，儒家集大成者荀子，则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老师，所以儒、法是先秦从合到分，汉后从分到合的一家两宗。谭嗣同认为两千年国学皆荀学，我认为两千年国学皆韩学，其意相似而侧重不同。谭嗣同认为，儒学是唯一的“国学”。我却认为，传统所谓“国学”仅是官学，官学不仅包括儒学正宗孔、孟之道，而且包括儒学异宗，即法家的荀、韩之学。道家是官学的唯一对手，也是儒、法一家两宗的共同对手。大批判家们扬法抑儒，却又从道家那里偷运弹药，可知他们篡改历史实在非常技穷。不过大批判家们把儒、法一家两宗的内部矛盾，夸张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敌对阵营，确实符合当时“党内有党”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

先秦以后两千年中国政治，可以说是永远在朝的孔孟正宗与荀韩异宗的既联合又斗争，道家则是永远在野的反对官学的最大学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其实是“汉承秦制，王霸杂用”，所以在朝的儒生，名义上是儒家，实际上是法家，此之谓“佯儒实法”。儒生的仕途，必有宦海沉浮，虽然在朝之时是名义上的儒家，实际上的法家，但是在野之时常常暂时冒充道家，并且时刻准备重新上台，此之谓“内圣外王”。孔孟虽是名义上的国学，四书五经也被列于学官，但是仅有荣誉地位和意识形态的欺骗功能，实际政治操作，用的都是偷梁换柱的荀韩一套。

“孔孟之道”可谓宏观战略，“荀韩之学”可谓具体战术。战略上要重视人民，因此孟子说“民为重，君为轻”；战术上要藐视人民，因此韩非说“人民是需要鞭子的马”。无论是谁在朝主政，法家权术的一套永远不变。所以对于永远在野的道家而言，孔孟只是假想敌，荀韩才是真对手。然而永远在野的道家未必了解庙堂隐秘和政治内幕，因而常常误把荀韩法家的账，算在孔孟儒家头上，也因为法家确实打着儒家“亲民”、“明明德”、“爱民如子”的旗号。然而在朝主政者无不心知肚明，儒家只是招牌，孔孟圣人只是挂着招徕顾客“近悦远来”的羊头，荀韩酷吏才是令“四夷宾服”奸谋得售的狗肉。除了在野的道家有时弄错真正的敌人，那些在朝的道学腐儒，也非常弱智地自以为是执政党。他们自命为孔孟正宗的清流，与荀韩异宗的浊流势同水火。然而事实却是浊流永远主宰一切，对清流生杀予夺。只不过高瞻远瞩的皇帝要留着孔孟之道的招牌，所以浊流对清流无法赶尽杀绝，只能留下几个智商很低、能量不大的知趣腐儒撑持门面，做做太子太傅、翰林学士之类。

不过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和陶渊明以后，中国已经没有真道家，只有暂时在野的儒生冒充的伪道家。所以确实只剩永远在朝的孔孟正宗与荀韩异宗的既联合又斗争了，但那只是权力分割、利益分配和争夺话语权的两条路线斗争，并非谁是谁非的斗争，真理与谬误的斗争，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所以哪怕儒、法内部的狗咬狗确实存在，哪怕大批判家以法家自居，也没有任何伟大、光荣、正确可言。哪怕法家成了赢家，也不过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真理和正义毫不相涉。

说儒、法两家是狗咬狗，并非套用现成语，实有精确所指：儒家是牧羊狗，法家是狼狗。牧羊狗虽然不吃羊肉，但是从不反对主人或人主杀羊吃。牧羊狗牧羊有功，自以为主人离不开自己，所以常常忠告主人，要有计划地吃，名正言顺地吃，切忌滥杀滥吃。狼狗不仅不反对主人滥杀滥吃，而且雄辩论证，羊群天生就是供主人滥杀滥吃的。同时狼狗自己也偷偷地吃羊，对此主人睁一眼闭一眼毫不在乎，反正羊多得像天上的白云。主人虽然讨厌牧羊狗愚忠死谏的强项无礼和聒噪烦心的道德说教，但是鉴于牧羊狗远比狼狗更为忠心，更能迷惑羊群，所以留着他们摆摆样子，有利于占据道德高地，可以名正言顺地滥杀滥吃。总之，名不正言不顺的滥杀滥吃，固然需要法家狼狗的帮忙，名正言顺的长吃久吃，更加需要儒家牧羊狗的帮闲。

由于孔子被历代君主当了招牌，伪孔子成了摆样子的稻草人，所以近代以来天下恶名皆归之。从“五四”的砸烂孔家店，到“文革”的批林批孔，真是笑话三千，无奇不有。孔子从人格高尚的有德者，变成了要对中国两千年黑暗历史与不幸现实负责的替罪羊。当然，谁叫你的羊头被狗肉铺挂了两千年呢！

近年热闹非凡甚嚣尘上的所谓第三期儒学，再次妄想效法孟子、董仲舒、韩愈、朱熹之辈，试图以儒学救中国，看来孔子的羊头将被继续挂在城头上示众下去。其实所有的新儒学宗师，都与他们的所有先辈一样，是对现实政治完全无知和对实际操作一窍不通的腐儒，他们永远不会明白，儒学根本救不了中国。即便孔子重新转世，也会明白儒家官学仅是反对民主的虚幻过时的空洞说教，而非民主时代的政治消毒剂。把羊头打扮得再漂亮，描眉画唇也好，喷上巴黎香水也罢，仍然无法掩盖狗肉铺的扑鼻恶臭。

正如两千年前的孔子无法判断太阳远近这一科学问题，两千年前的孔子学说也无益于两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政治。两千年后的儒学信徒，同样可怜无补费精神。让孔子的灵魂安息吧，让他一言不发地走吧，免得那些小学时代就已明白太阳远近的小孩，两千年后再来骂他：“谁说你是最有学问的圣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