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 | 一位中国哲人

一位中国哲人

王尔德/著谈瀛洲/译

一位著名的牛津神学家曾经说，他对现代进步的唯一反对意见是它是向前的，而不是向后的——这一观点曾使某位有艺术气质的大学生如此振奋，以致他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发前人所未见的论文，指出思想发展和普通海蟹的爬行之间的相似之处。我敢肯定，即便是《言者》杂志最热心的朋友，也不会怀疑它主张这种危险的倒退邪说。但我必须坦白，我发现在博学的庄子的文字中，包含着一段时期以来我所读到过的对现代生活的最尖锐的批判。赫伯特·伽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翟理斯）先生，女王陛下在天水（编注：原文是Tamsui应该是台湾淡水）的领事，最近把它译成了英语这种粗鄙的语言。

普通教育的推广无疑使大众对这一伟大思想家的名字已相当熟悉，但为了少数过分有文化的人的关系，我还是有责任确切地说明一下他是谁，并概述一下他的哲学的性质。

庄子的名字，必须小心地不按它的拼法读出来；在耶诞前四个世纪，他出生在黄河边，一片布满鲜花的土地上；这位了不起的哲人坐在玄想的飞龙上的图画，仍然可以在我国最受敬重的坐落在郊区的许多宅子里，在造型简洁的茶盘和令人愉悦的屏风上找到，拥有宅子的诚实纳税人和他的健康家庭无疑曾经常嘲弄这位哲人穹隆般的前额，哂笑他脚下的风景的奇特透视法。

聖君賢臣全身像：庄子，台湾故宮博物院

要是他们真的知道他是谁的话，他们会发抖的。因为庄子一生都在宣传“无为”的伟大教导，指出所有有用之物的无用。“无为而无不为”的教训，是他从他的伟大导师老子那里继承下来的。把行动化解为思想，把思想化解为抽象，是他调皮的玄学的目的。如同古希腊早期晦涩的思辨哲学家，他信奉对立面的同一性；和柏拉图一样，他是个唯心主义者，并和所有唯心主义者一样轻视实用的体系；他和狄奥尼西、斯格特斯·埃里金纳、雅各布·伯麦一样，是神秘主义者，他和他们还有斐洛一样认为，生活的目标是消除自我意识，和成为一种更高的精神启示的无意识媒介。实际上，可以说在庄子身上，集中了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的几乎所有欧洲玄学或神秘主义的思想倾向。在他身上还有一点寂静主义者的味道；就他对无的崇拜而言，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中世纪时代那些奇特的梦想家的先驱。他们，比如托勒和埃克哈特，崇拜“虚空”和“混沌”。

正如我们所知，我们的繁荣，如果说不是我们的文明，完全归功于我国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可能会对所有这一切耸耸肩，并且不无道理地问，对立面的同一性关他们屁事，他们为什么要消除自我意识，这正是他们的主要特点。但庄子不仅仅是个玄学家或精神启示的信奉者。他试图毁灭我们所知的和中产阶级所知的社会；可悲的是他把卢梭式的热情洋溢的雄辩跟赫伯特·斯宾塞式的科学推理结合了起来。在他身上没有一点感伤主义者的味道。他可怜富人甚于可怜穷人，如果说他还会可怜人的话。对他来说富足和穷困一样可悲。在他身上没有一点现代人对失败的同情。他也没有建议我们基于道德原因，总是把奖品发给那些在赛跑中落在最后面的人。他反对的是赛跑本身；至于积极的同情，它在我们的时代变成了这么多可敬人物的职业，对此他认为试图使别人变得善良的工作和“击鼓而求亡子”一样愚蠢。这不过是一种精力的浪费。不过如此。至于一个充满同情的人，在庄子看来，不过是一个总是试图成为另外一个人的人，于是失去了他自身存在的可能仅有的理由。

是的；尽管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位有趣的思想家感叹地回顾着某个“黄金时代”，那时没有竞争性的考试，没有令人厌烦的教育制度，没有传教士，没有给穷人办的便士餐，没有国教，没有慈善组织，没有关于我们对我们的邻居的义务的烦人训诫，完全没有关于任何题目的乏味说教。他告诉我们，在那些理想的日子，人们相爱却并未意识到慈善，或写信给报纸谈论它。他们是正直的，却从不出版论无私的著作。正因为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知识缄口不言，所以世界逃脱了怀疑主义的诅咒；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美德闭口不谈，所以没人去管别人的闲事。他们过着简单而宁静的生活，“甘其食美其服”。“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没有谈论智者，也没人称颂仁人。令人难以忍受的义务感是不为人知的。人类的作为不留下任何记录，没有愚蠢的历史学家来使这些事迹成为后人的负担。

在一个不幸的时刻，仁人出现了，并带来了“治理”的有害观念。庄子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各种形式的治理都是错的。它们是不科学的，因为它们试图改变人类的天然环境；它们是不道德的，因为通过干扰个人，它们制造了最富侵略性的自私自利；它们是无知的，因为它们试图推广教育；它们是自我毁灭性的，因为它们制造混乱。他告诉我们说：“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我们的哲学家继续说，“人心排下而进上”，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其结果都是不幸的。尧使人民太快活了，结果是“不恬”；桀使他们太痛苦了，结果是“不愉”。于是所有人都开始讨论补救社会弊病的最好方式。他们相互说：“显然，我们必须有所作为”，于是大家都争着去追求知识。结果是那么地糟糕，以致当时的政府不得不引入“强迫”，这祥做的结果是“贤者伏处大山嵁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然后，当一切都处于混乱之中，社会改革家登上了讲台，开始宣传如何才能从他们和他们的制度引起的病症中得救。可怜的社会改革家！“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这便是庄子对他们的断语。

元周東卿魚樂圖

这位长着一双杏眼的哲人，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并且和亨德曼先生一样雄辩地讨论了资本的诅咒。对他来说财富的积累是邪恶之源。它使强者变得狂暴，使弱者变得狡诈。是它创造了鼠窃狗偷之徒，然后把他关到竹笼里面。它创造了大盗，并让他们坐在白玉雕成的宝座上。它是竞争之父，而竞争是能量的浪费和毁灭。自然的秩序是休息、重复和安宁。厌倦与战争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之上的人为社会的结果；这个社会越是富有，它实际上就越是捉襟见肘，因为它既不能充分地奖赏善人，也不能充分地惩罚恶人。还有一点必须记住——这个世界的奖赏和这个世界的惩罚同样侮辱人。这是个崇拜成功的腐败时代。

至于教育，真正的智慧既不可能被学到也不可能被传授。智慧是一种状态，只有与自然和谐地生活的人才能得到。如果我们把人类已知的跟未知的相比较的话，就显出知识的浅薄来，而只有无法认识的东西才有价值。社会产生了恶棍，而教育使一个恶棍变得比另一个更聪明。这是地方教育委员会的唯一结果。除此之外，当教育的结果不过是使每个人与他的邻居不同的时候，它还可能有什么哲学上的重要性呢？最终我们陷入了意见的混乱，怀疑一切，并形成了争论的坏习惯；而只有那些智慧上的迷途恙羊才会争论。看看惠子吧。“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他说“卵有毛”，因为小鸡身上有毛；“犬可以为羊”，因为所有名称都是随意的；“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黄马骊牛三”，因为分开看它们是二，合起来它们是一，一加二就是三。“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

当然，道德是另外一回事。庄子说，当人们开始说教的时候，道德就不流行了。人们不再自发地根据本能行动。他们变得做作和一本正经，并且盲目到在生活中有一个确定的目标。随后出现了政府和慈善家这两种时代的瘟疫。前者试图强迫人们为善，结果破坏了人天生的善良。后者是一批过分积极、好管闲事的人。他们蠢到会有原则，不幸到根据它们来行动。他们最后都没有好结果。这证明了普遍的无私和普遍的自私结果一样槽糕。他们“蹩躠为仁，踶跂为义”，为了礼乐而引起许多无谓的纷扰。作为这一切的结果，这个世界失去了平衡，从此步履蹒跚。

那么，对庄子来说，谁是至人呢？他的生活方式是如何的呢？至人所做的，不过是静观宇宙。他不采取任何绝对的立场。“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对外在的事物他顺其自然。没有一样物质的东西能够损伤他；没有一样精神的东西能够使他感到痛苦。他的心智的平衡使他获得了世界的帝国。他从来不是客观存在的奴隶。他知道，“至言无言，至为无为。”他是被动的，并接受生命的规律。他在无为中休息，静观这世界自然地为善。他不“刻意尚行”。他从不浪费自己的精神。他不为道德的分别烦心。他知道事物按其本性发生，并会有其应有的结果。他的心是“天地之鉴”，永远处于宁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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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当然是极其危险的，但我们必须记住，庄子生活在两千多年前，从未有机会看到过我们举世无双的文明。但如果他能复起于地下，并来访问我们的话，他可能会和巴勒弗尔先生谈谈他在爱尔兰的高压政治和勤勉的失政；他可能会嘲笑我们的某些慈善热情，并对我们的许多有组织的救济活动摇头；地方教育委员会不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对财富的追求也引不起他的钦佩；他对我们的理想可能会感到惊奇，并对我们已经实现的部分感到悲伤，也许庄子还是不能回来的好。

同时，由于伽尔斯先生（Mr. Giles）和夸里奇先生（ Mr. Quaritch）的功劳，我们有了他的书作为安慰。它显然是一部极其令人着迷和愉悦的书。庄子是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之一。他把人的起源一直追溯到微生物并且看到了人与自然的一体。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也是极其有意思的。他以一个英国皇家学会的讲演者的精确性，描述了我们原始的树栖的祖先，他们因为害怕比自己更强有力的动物而生活在树上，并且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Chuang Tzu：Taoist Philosopher and Chinese Mystic

和柏拉图一样，他采纳了对话作为他的表达方式，并告诉我们说他“以寓言为广”。他是个令人着迷的故事叙述者。对可敬的孔子访问盗跖的叙述是极其生动和精彩的。这位成功的强盗，无情地揭露了这位圣人的陈词滥调的说教之空洞，使我们不能不对他最终陷入的狼狈境地而发出大笑。即便在他的玄学里，庄子也是极其幽默的。他把他的抽象拟人化，并使他们在我们的面前演戏。比如“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鸿蒙方将拊脾雀跃而游。”这时云将说：“叟何人邪？叟何为此？”鸿蒙“拊脾雀跃不辍，对云将曰：‘游！’”因为一切活动都是无休无止的。云将继续说：“朕愿有问也。”鸿蒙用不赞成的口气说道：“吁！”接着就是一场有趣的对话，和福楼拜奇特的剧本里的斯芬克斯和客迈拉的对话不无相似之处。在庄子的寓言和故事里，会说话的动物也有它们的一席之地。通过神话和诗意还有奇想，他的奇特的哲学得到了音乐般的叙述。

当然，被人告知有意识地为善是不道德的，而且不管做什么都是最糟的无聊，这是很可悲的。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观点，即没人可以去管与他无关的事，那么数千名优秀的、确实认真的慈善家就得完全靠税收过活了。一切有用之物的无用的教导不但会威胁我国在商业上的霸权，而且会给小店主阶层的许多殷实、严肃的成员脸上抹黑。我们的受欢迎的传教士、埃克塞特教堂讲演者、客厅福音主义者们怎么办呢，如果我们用庄子的话，对他们说：“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杰然？”而且政府和职业政治家又会遇上怎样的命运，如果我们得出“不闻治天下”的结论？很清楚，庄子是个极危险的作家；在他死后两千年，他的著作译成英语出版，显然还为时过早，并且可能让不少勤奋和绝对可敬的人身受许多痛苦。庄子的生活模式的目的和哲学模式的基础，是自我修养和自我发展的理想；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时代，多数人都急着教育教育自己的邻居，以致没有时间教育自己，他们也许真的需要一点这样的理想。但这样说明智吗？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一旦承认庄子的任何一种毁灭性批评意见的说服力，我们就必须在英国喜欢自吹自擂的习惯上自制一点；人类从做蠢事中得到的唯一安慰，就是他为此给自己的称赞。但是，可能还有少数人厌倦了那奇怪的现代倾向，即让狂热去做智力的工作。庄子将受到这些人，还有和他们相像的人的欢迎。但是让他们阅读他，却不要谈论他。在晚宴时庄子会惹人心烦，在下午茶的时候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他的整个一生就是对站在讲台上说教的抗议。“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些就是庄子的原则。

译注：

此为王尔德1890年2月8日在《言者》Speaker杂志（第1卷，6期，第144—146页）上发表的书评，评论由Herbert A.Giles翟理斯翻译的《庄子》（Chuang Tsu）。文中有王尔德直接引《庄子》译文的，以《庄子》原文译出；有不照译文阐述、发挥《庄子》的，则意译成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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