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鲍勃·迪伦：新的早晨

鲍勃•迪伦（1941－），美国民谣歌手、音乐家、诗人，对当代流行文化影响深远。在上世纪60年代，迪伦以抗议歌手身份成名，被当时一代青年视为民权和反战的代言人；之后凭借饱含深刻寓意的歌词与突破性的音乐创作，其影响力横跨半个世纪一直延续至今。而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名曲，如《像一块滚石》、《在风中飘荡》、《手鼓先生》等，至今仍在广为传唱。2016年10月13日，鲍勃•迪伦继1996年、2006年后，第三次提名并最终获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

新的早晨

我不知道别人的幻想是什么，但是我幻想能够朝九晚五地工作，在绿树成荫的地方有一所带白色栅栏的房子，庭园里盛开着粉红色的玫瑰。那会很好。那就是我最深邃的梦想。

我曾经遭遇一场摩托车祸并因此而受伤，但是我康复了。真相是我想退出激烈的竞争。生儿育女改变了我的生活，把我从身边的一切人和事中分离了出来。在我的家庭之外，没有什么能让我保持真正的兴趣，我开始用不同以往的眼光来看待每件事物。即使是报纸上那些骇人听闻的新闻，比如肯尼迪被枪杀，马丁·路德·金被枪杀，马尔克姆·X被枪杀……我不是将他们看成被枪杀的领袖，而是更多地想到他们的家庭失去了父亲，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创伤。我出生在美国，并在美国长大，这是个自由、独立的国度，我一直珍爱平等、自由的价值和理想。我决心用这些理想来培养我的孩子。

几年前，“织工”乐队的成员之一罗尼·吉尔伯特（Ronnie Gilbert）在一次新港民谣音乐节上这样介绍我：“他就在这儿……拿去吧，你们认识他，他是属于你们的。”当时我没能从中读出不祥之兆。埃尔维斯从来没有被这样介绍过。“拿去吧，他是属于你们的！”这听起来多么疯狂！操他的。据我所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属于任何人。我有妻子儿女，我爱他们胜过这世界上其他的一切。我竭尽全力为他们奉献，不让他们受到什么困扰，但最大的麻烦是媒体总想把我当成话筒、发言人，甚至是一代人的良心。这太可笑了。我所做过的就是唱歌，这些歌直截了当，表现了巨大的崭新现实。据说我替整整一代人发出了声音，但我和这代人基本没什么相似之处，更谈不上了解他们。我离开家乡不过十年，没有大声表达过任何人的观点。我的命运就是随遇而安，这与代表任何一种文明毫不相干。真实地面对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事。与其说我是一个花衣魔笛手，不如说我是一个放牛娃。

人们以为声名和财富可以转化为权力，以为这能带来荣耀、名誉和快乐。也许这是真的，但有时却不是这样。我发现自己身陷伍德斯托克，易受伤害，还有一个需要保护的家庭。但如果你去看报纸，你会发现关于我的种种描述，却唯独没有这些。烟幕如此深重，简直令我吃惊。似乎这个世界总是需要一只替罪羊——一个带领大家抵抗罗马帝国的人。但美国不是罗马帝国，必须另有别人挺身而出，自告奋勇。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迷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现在我的名声已在我面前炸开，正笼罩在我头上。我不是一个表演奇迹的传教士。这能让任何一个人发疯。

起初，伍德斯托克曾经对我们非常友善。在搬到这里来很久之前，我其实已经发现了这个地方。有一天晚上，参加完一个表演之后，我驾车从锡拉丘兹市（Syracuse）离开，对我的经纪人谈起了这个镇子。我们一会儿正好要经过那儿。他说他正想找个地方买一幢乡村别墅。我们的车子经过伍德斯托克时，他看到了一幢喜欢的房子，当场就买了下来。我后来也在那儿买了房子，好事者开始日夜闯入。气氛几乎立刻开始紧张起来，难得安宁。这个地方一度是安静的避难所，现在却不再如此。全国各地肯定都有指向我家的路标，辍学者和嗑药者纷涌而至。这些流浪者最远来自加利福尼亚，从那儿开始了他们的朝圣之旅。蠢货们每时每刻都在打扰我们的生活。一开始，不过是些无家可归者试图破门而入——这个倒也没什么，但是后来寻找抗议王子的流氓激进分子开始抵达——个个看起来都是不负责任的角色，奇装异服的女孩，衣衫褴褛的家伙，寻欢作乐的游荡者，他们把食品储藏室洗劫一空。我有一个唱民歌的朋友彼得·拉法基（Peter LaFarge），他曾经送给我一支单射连发的考特手枪，我也曾把一支自动上膛的爆破式温彻斯特来福枪放在身边，但是一想到这些枪的用途就让人觉得可怕。镇上的警官（伍德斯托克大约有三个警察）曾经告诉我，一旦我开枪打人甚至开枪警告，去拘留所的人就得是我。不仅如此，那些爬到我家屋顶上的人如果跌落下来，甚至还可以把我告上法院。情况是如此令人不安。我真想放一把火烧这些人。所有这些擅自闯入、神出鬼没、非法侵入、煽风点火的人打乱了我的家庭生活，我却不能叫他们滚开，否则他们就会起诉，这一事实对我来说实在没有乐趣可言。每个白天黑夜都过得艰难。每件事都是错误，这个世界如此荒诞。我似乎被逼入角落。即使那些亲近的人也不能提供安慰。

在一个疯狂的仲夏时节，我和罗比·罗伯逊（Robbie Robertson）同乘一辆汽车，他是后来叫做“乐队”（The Banel）的乐队的吉他手。我觉得自己还不如搬到太阳系的其他地方去。他对我说：“你想带它去哪儿？”

我说：“带什么？”

“你知道，整个音乐界。”整个音乐界！车窗摇下来大约有一英寸。我又把它往下摇了摇，感到风吹拂到我的脸上，等待他说的话慢慢消散——这就像是一个阴谋。没有地方足够遥远。

我不知道别人的幻想是什么，但是我幻想能够朝九晚五地工作，在绿树成荫的地方有一所带白色栅栏的房子，庭园里盛开着粉红色的玫瑰。那会很好。那就是我最深邃的梦想。然后你就知道了，隐私可以出售，但是一旦售出，就无法赎回。伍德斯托克已经成为一个梦魇，一块嘈杂之地。为了找到一线光明，现在是杀出重围的时候了，我们确实这么做了。

文字来源：《编年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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