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 / 陈才俊：价值体系的重建与人类文明的重构——关于“人类文明建构”的对话（上）

陈才俊：章先生，您好！作为当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与教育家，您在自己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很早就关注人类命运与世界文明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您将自己的更多精力投入到思考人类价值体系的重建与精神文明的重构问题上。尤其是在20世纪末，您在不同国度、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中坚持不懈地呼吁全世界有识之士，应该不分民族、不分国界、不分信仰、不分主义，携起手来，吸取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资源，共同重建新的人类文明。

章开沅：这与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有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乃至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不同的文明与价值体系彼此冲突，相互博弈，并引发巨大的动荡；全球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价值观的公民表现出大异其趣的心态，其中更多的是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忧虑。而另一方面，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全世界又都或多或少以一种期待的心情盼望着世纪大party的狂欢，享受所谓“世纪盛宴”。1990年8月，我辞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之职，应邀前往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讲学与研究，在美国工作了三年。从这个时期开始，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一些有关人类命运与世界文明发展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展开对20世纪这一百年的反思。

反思20世纪，我们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现代物质文明，提高了全球公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在精神文明与伦理道德层面，人类社会却没有取得相应的进步，甚至走了回头路，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两次世界大战，连绵不绝的局部武装冲突，尤其是高科技用于现代战争，造成的人类生命财产损失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恐怖时代。这一百年，人类对自然环境与精神文明的破坏，在规模与危害程度两方面均史无前例。

20世纪末，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单纯的物欲追求导致的许多社会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食品危害、信仰迷失、道德沦丧，甚至吸毒、自杀等人类自残行为也急剧增加，暴力犯罪更是日益猖獗。人类正在毁灭自己，这并不是悲观主义者的危言耸听。我不是悲观主义者，只是一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唉声叹气，无所作为，而我则是愿意有所作为的。我当时就不厌其烦地广泛呼吁，人类已经到了必须挽救精神文明、挽救人类自己的危机时刻。

陈才俊：世纪之交，往往给人以憧憬、期盼、遐思乃至臆想。而这个时候，只有那些有识之士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发出不同的声音。以中国而言，早在20世纪初，章太炎（1869—1936）便对他所身处的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情状与文明征象提出过警示。当时，进化论在中国风靡一时；知识界趋之若鹜，附之者众。1906年9月5日，章太炎在《民报》第7号发表《俱分进化论》一文，对中国的“进化论热”予以审视。他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可取，自标吾论曰‘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实际上是对西方现代文明进入中国后会产生积极与消极作用的一种戒告。

章开沅：章太炎是我非常崇敬的思想家、史学家、国学大师。20世纪初，他就对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文精神建设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并对舶来的西方现代文明持有独到的批判见解。他的《俱分进化论》并非全盘否定“进化”，而是告诫人们不可盲目迷信“进化”，把“进化”视为一种绝对的信仰。他认为：第一，进化终极未必能达于“尽美醇善之区”。第二，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进化“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第三，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知识与科技水平的提高，善恶、乐苦亦将不断同步增长。“曩时之善恶为小，而今之善恶为大；曩时之苦乐为小，而今之苦乐为大。”当然，章太炎对现代文明弊端的批判，或多或少是受到日本维新思想家的影响的。

陈才俊：1968年，年近八旬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与不惑之年的日本哲学家、思想家池田大作（1928— ）进行“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汤因比指出：“近代初期的乌托邦理论，几乎都是乐观的。这是因为，没有明确地把科学进步和精神上的进步，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他们错误地认为，累积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会自然地累积精神上的进步。”显然，汤因比当时已经对现代科技所引发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严重缺失，表达了深沉的忧虑。

章开沅：汤因比也是我非常敬重的史学大师。我对他的思想有过较为全面的了解，不仅获益良多，而且深受影响。汤因比对人类文明前途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观察维度。但他曾自我剖析，承认其观察视角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影响，相信20世纪注定人类要目睹“西欧的没落”。所以，作为西欧人的汤因比，曾经寄希望于东亚精神文明的复兴，能借以弥补人类现代文明的严重缺失。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或先或后也走上了重科技而轻人文、重物质而轻精神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且其负面影响所造成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可能是汤因比当时所始料未及的。

陈才俊：据此有人认为，章太炎、汤因比等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太悲观了。悲观主义者往往认为负向价值的不良影响是巨大的，而正向价值的积极效应却是非常有限的，故产生消极的人生观。悲观主义显然不利于人类文明的积极建设。

章开沅：恰好相反。章太炎、汤因比等一批先贤并不是悲观主义者。他们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一直是站在潮流的前面，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发挥思想先导作用。他们并非盲目地排拒现代文明，而是清醒地看到现代文明日益暴露的弊病，并且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前途感到忧虑。这是一种深沉理性的思考，而不是悲天悯人的消极应对。如果说他们是悲观，那就是一种深沉的悲观；而深沉的悲观比肤浅的乐观，在思想境界上至少要高一个层次。

陈才俊：汤因比有关现代科技发展会衍生现代文明弊端的预言，显然得到了验证。半个世纪过去了，现代文明的弊病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扩散越来越广，势头愈演愈烈。我认为，现代科技是由人发明的，目的也是为人类服务，给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活，所以，现代文明的弊病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类过度的物质欲望而引致的。

章开沅：《管子•牧民》中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存在决定意识而言，礼义足固然需要仓廪实作为基础，但仓廪实并非必然导致礼义足。因为“实”与“不实”是相对而言的，所以，人的物质需求难以得到完全满足。如果缺少良好的制度与机制，特别是缺少良好的思想教育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就有可能出现饱暖思淫欲乃至物欲横流的严重社会病态。个人利益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加以规范，没有健全的机制加以调节，没有正确的道德风尚加以导向，则建立在贫富悬殊基础上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势必愈演愈烈，而所谓社会稳定也就缺乏起码的保障。

今天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市场经济已然成为绝对的主导形态。但市场经济毕竟是以个人利益为主要驱动力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拜金主义和损人不利己行为的泛滥。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两个杠杆：一个是社会需求的增加，另一个是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而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一般说来，社会需求总是不断增长的，因为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永无止境，加上各种各样的诱惑与刺激，形形色色所谓高消费的奢靡导向，很容易造成物欲横流的现象，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贪污腐化等社会病态。但对于许多见利忘义的投机者来说，这却是发财的大好时机；他们并不在乎自己发财的后果究竟是为社会造福还是造祸。于是，这些人变成金钱的奴隶，而更多的人不仅饱受金钱匮乏之苦，还要经受这些金钱奴隶的巧取豪夺之痛。为满足社会需求增长而提高的生产力水平，其福祉并未真正为社会所共享。我这样说绝非提倡平均主义，而只是对于贫富悬隔造成的社会严重不公平提出警告。揭露社会病态并非都是理想主义者的道德说教。

陈才俊：所以，在21世纪初，您就撰文大声疾呼：历史与现实都清楚地表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仿佛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二者缺一不可，单纯依靠科学技术决不能建立合理而完善的社会。现今的人类社会，自然还不能说是缺一轮或缺一翼的社会，但至少可以看作是跛足的或倾斜的社会。如果任其恶性发展，也许有一天人类将走上自己毁灭自己的道路。重科技轻人文与重物质轻精神的短视功利主义恶性泛滥，将会导致社会伦理的急剧低落乃至人性的渐趋泯灭。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发生在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能源供给问题、教育不公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均未得到有效的控制与改善，导致不少地方社会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章开沅：根本原因在于人文精神的缺失。时代呼唤人文精神，精神文明亟需健康发展，而关键仍在于人类的自我完善、人类的健全发展。所谓健全的人，首要则在认识人的价值与人的尊严，而这种价值与尊严又是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体现的。汤因比非常强调生命的尊严，把生命的尊严看作是一种绝对的最高的价值，或者“普遍的价值基准”，不容许任意侵犯。作为个体的人，只有在没有私心的、利他的、富有怜悯的、有感情的社会群体中，才能体会到自己真正的价值与尊严。我认为，人类只有真正认识到人的价值与尊严，才能自我完善，才能更好地重塑人文精神。

陈才俊：自2005年岁末开始，您又与池田大作进行“世纪的馈赠”的长时段对话，一起“思考和探索那些当前人类的重要课题，或者那些必须深究的若干终极课题”，并共同展望22世纪。《世纪的馈赠：章开沅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一书在日本、中国出版后，引起思想界的广泛热议。

章开沅：面对当今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而是必须有所行动，有所表达。我们应该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当今人类文明的缺失，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重构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也许有人认为历史学家只晓得回头看，习惯于怀旧保守。其实，真正的历史学家总是力求把自己定位为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我们当然会回头看，但同时也会向前看，特别是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未来。即使回头看，我们也不仅仅是从现代看过去，而往往是从未来看现在，从世界看中国。这是一种时空的超越，也是深层次理性思考所必需的。

陈才俊：当今中国，人文素养缺乏与人文精神沦丧已成为社会诸领域不可忽视的现象；就连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同样是人文知识匮乏、人文修养浅薄、人文关怀缺失、人格道德偏差。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

章开沅：一个民族或者国家，如果丧失人文精神，就会失去未来。这已成为当今世界一些有识之士的共识，且已引起不同层面的广泛关注。

人文精神从宏观来讲，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存在价值的关怀，它凝结为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从微观而言，则是一个人的本质体现，因为人不仅是一种事实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存在。所以，我们不仅要了解人“是什么”，还需要知道人“为什么”。科学的意义在于“发现事实”，而人文的意义则在于“追求价值”，彼此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科学与人文往往是对立的，表现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这显然是有害的传统，因为科学是人创造的，目的也是服务于人的生活。同样，人文也不能脱离科学，否则会走向神秘主义。人文精神的认知基础是人文知识，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经典人文学科知识。人文精神是人文文化的精髓，是求善而止于至善的境界，并推动着人文知识、人文思维与人文方法等的发展。

所以，为了复苏人文精神和纠正人类文明偏差，就应当融会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于一体，以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努力发掘一切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中有益的精神资源，营造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文化，扭转社会人文精神的颓衰。

陈才俊：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人文精神的建构，既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催化，社会转型即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社会转型是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就是一部社会变迁的进步史。社会变迁是一个缓慢的“量变”过程，而社会转型则是社会变迁当中的“质变”，是从原有的发展轨道进入到新的发展轨道。您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领域研究的倡导者与开拓者之一，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转型与中国人文精神的关系？

章开沅：就中国而言，跨世纪就意味着社会转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全面转型的发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则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内，进行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更为深刻的转型。尽管前后两种社会转型的性质、基础、环境、机遇与终极目标不同，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应该如何积极而又恰如其分地确定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各种社会力量又应该如何积极而恰如其分地确定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促成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仍可从前人的历史经验中汲取若干有益的东西。同时，社会转型必然促使文化革新，固有的文化必须革新调适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但是，文化并非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环境变化。在历史上，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思潮与文化革新，又往往是社会转型的先导与催化剂。何况，我们所理解的社会环境，已不再是庸俗社会学者所设定的仅仅是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它也包括人文环境。如果进一步探究，民族文化心理乃是社会结构更深的层面。

陈才俊：由此看来，文化转型乃是社会转型的内核。忽略文化转型，便不是完整的社会转型，当然也就不可能是成功的社会转型。因此，我们在关注社会转型的同时，更要重视文化革新；重视文化转型正是为了突出精神层面的重要，也是为了呼唤人们在社会转型时期更加重视人文精神。在文化转型中，无疑涉及到“吸纳”与“排拒”问题。您曾提出“离异”与“回归”的理念，借以阐述文化转型中交替出现的两种趋向。

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是人类文化史上经常交替出现或相互伴生的两种趋向。特别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大都有离异与回归两种趋向。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西欧是一种类型。那里的离异，主要表现为对中世纪的批判与背离；那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希腊、罗马古代精神文明中寻求人文主义的力量源泉。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跨越时间的离异与回归。长期沉睡于中世纪落后状态的东方又是一种类型。这里的离异，首先表现为模仿、学习与趋近西方近代文明；这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先进的西方文明同化。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跨越空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

就近代东方国家而言，离异主要表现为趋向于西方近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脱离，从总体上来说是进步的历史潮流。然而，由于强弱贫富差距悬殊，东方国家也很容易产生民族自卑感，乃至产生全盘西化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至于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情况则相当复杂。顽固派的守旧复古，对抗新的潮流，自然是一种倒退趋向；一些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往往也向传统文化回归，则主要是由于担心独立的民族精神的丧失和防止被西方文化完全征服与同化。后者的回归自然包含某些合理的、必要的积极因素，但由于旧传统年深日久、盘根错节、惰性太大，新的社会力量在有限的离异之后很容易经由回归走向复旧。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离异与回归都要适度，即“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

陈才俊：近代以前，中国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以自我为中心，盲目文化自信，多拒排外来文明，所以“离异”与“回归”两种文化趋向在近代中国并不明晰，更谈不上对中国社会转型有多大影响。

章开沅：“离异”与“回归”这两种文化趋向对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影响，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19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不存在文化回归的现象，有的只是大量出现的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排拒，而离异更是微乎其微，以致很难引起众多的注意。60年代以后，随着维新思想的发展与洋务事业的兴办，出现了与传统文化比较明显的离异。虽然还仅仅是开始，但是已经引起旧势力比较强烈的反应，关于同文馆与修建铁路的争论，就是离异引发回归、回归阻止离异的具体表现。但是，真正具有相当规模的回归现象，则出现在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在戊戌变法全面展开以后。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杏贞，1861—1908居太后位）的政变以及由此引发的1900年“庚子事变”，是对戊戌变法的全面反动。民国建立后，全国出现许多新事物、新气象，民族生气又有所振作。但是，在顽固守旧势力看来，这却是旷古未有的奇变与灾难。他们煽起一股又一股思想上的复古风潮，并带出一次又一次政治上的复辟逆流。辛亥革命有限的胜利成果也就逐渐丧失殆尽。

陈才俊：谈到社会转型与文化革新，必然关涉到现代化与全球化问题。以现今中国而言，文化发展日新月异，繁荣似锦，然而各种问题也林林总总，与日俱增，典型表现是：新旧并存，雅俗交错，光怪陆离，瞬息万变。其结果是使人难以理解，难以把握。

章开沅：这是处于全球化大潮中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中国文化现在实际上是前现代、现代化与后现代混杂并存。这不仅是指时间序列，而且体现于文化版图（从地区而言）。具体表现为，主流是现代化，但苦于发展不足，前现代依然大量存在；又由于现代化本身的缺陷与外来的各种影响，后现代的问题与反应已经迅速彰显。当前的文化创新与文化产业研究，不能不面对这些严酷的现实，不能不认真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前现代并不意味着落后，相反还包含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所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并发扬其精华，仍然为文化创新所必需。现代文化当然是主体，但现代化本身就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因为市场经济毕竟是以个人利益作为主要驱动力，功利主义、拜金主义诱使文化走向庸俗乃至病态堕落，这是全球性通病。中国虽然标榜走自己的路，但仍然无可避免地为现代化付出沉重代价。什么是我们需要的时代精神与时代风貌，仍然是一个亟需深入探讨并实践的难题。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积极因素是揭示现代化存在的缺陷并进行反思和清理，但破坏性也愈益萌生，其具体表现就是“解构”的滥用，把颠覆固存文化视为最大乐趣，甚至作为沽名钓誉的登龙之术。如何正视后现代面临的严重问题，并把纠正现代化弊病的诉求引导到正确的、健康的建设性方向，乃是文化界与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共同责任。

值得指出的是，现代与传统并非截然两分，创新与守旧本应相生共存，否则创新便会成为一种浅薄的时髦，甚至流于单纯的形式创新乃至空洞的话语创新。

陈才俊：现今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中，文化革新面临着对固有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二重抉择。众所周知，文化有强势与弱势之分，文化交流也更多是以强势影响乃至潜化弱势。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文化创新也面临新的挑战。

章开沅：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我们必须对自身的精神思维态势予以反思。如果把现实的各种失误和挫折全部归咎于传统文化，那就未免失之偏颇，等于是自己没有出息反而责怪祖宗。传统永远在发展变化，它作为自在之物，无所谓优劣，后人应该以强者（优越者）的姿态来对待传统文化；不是肩负传统包袱，而是超越传统并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来选择传统中的积极可取部分，摒弃消极有害部分。按离异与回归的模式来说，离异须抗拒其惰力，回归则须认同其活力。

对于西方文化，我们也有接受者主体自身的精神思维态势问题。应该用强者（优越者）的开放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即使在两相较量中遭到失败，也要善于利用“失败者的优势”，在精神上转化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强者，放手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部分，改造革新自身的传统文化，并在两者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整合、发展本民族的新文化。所谓西方文化或西方文明，其包含内容之广泛与内部差异之悬殊，与中华文化相比较，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西方文明，大抵都是美国文明或美国式的文明。美国虽然得天独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它的文明并非西方文明的原型，而是英、法文明在美洲新大陆的支脉，也是各国移民带去的形形色色文明的综合。所谓西方模式，其统一性是相对的，它统一于许多国家的千差万别之中。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可能把这一模式简单化、绝对化，以致闭塞自己的视野，堵住自己的思路。

文化创新是人类文明重构的基础。我认为，文化创新既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又要有现代化的理性，更要有未来化的眼光。

陈才俊：人类文明的重构显然不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民族的事情，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所以离不开全球化。今天，全球联系不断增强，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人类的活动以全球为空间，人类的生活也以全球为领域。然而，整个地球又是由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民族或者国家构成，所以，全球化必然引发全球文明对话。

章开沅：是的，世界早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区域整合乃至全球合作已经成为无可阻挡的总趋势。孙中山曾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者亡。”顺逆之间，何去何从？明智之士，一眼可知。其实，孙中山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看得很清楚，他认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更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高瞻远瞩的天才预见，已经为当今亚洲乃至世界一切国家之间的重大纷争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思路——正确处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不过时至今日，“恢复从前失去的民族主义”，对多数国家与地区来说已经不再是头等大事，反而是民族主义的过度“发扬光大”，加深了世界各国的冲突与纷争；少数发达国家更是假借世界主义之名推行霸权主义之实，任意侵犯弱小国家的主权，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毁损。我们要小心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抬头。

陈才俊：汤因比认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一种把恶劣的人类集团力量作为崇拜对象的宗教，是产生悲剧的温床。显然，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悖逆全球化、悖逆文明对话的。

章开沅：虽然全球化是世界未来发展无可阻挡的总趋势，但是，现今构建人类社群的最重要载体仍然是各种形式的民族国家。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主观上并不认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但当所谓的国家利益出现纷争时，则又往往容易湮没执政者甚至民众的理智，所以纷争与反抗尚难有一日停息。

诚然，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正当、合法的国家利益理应受到必要的尊重与维护；但是毋庸置疑，国家利益的排他性也客观存在，更何况许多国家的利益之争乃是历史的负面遗产，“剪不断，理还乱”，很难在一两代人之间化解。然而，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超越国界的严重人类公害，却等不及一两代人的拖延。所有国家的政府及人民必须迅速联合起来，共同磋商，解决分歧。用费孝通的话讲，只有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有实现“天下大同”的可能。

陈才俊：全球化是极限的时代。在有限的自然与生态环境中，无限大的现在意味着无限小的未来，一部分人无限大的获取意味着另一部分人无限小的留存。正因为如此，以往的种族、民族、国家、阶级、集团矛盾的冲突正在演变为更具综合性的文明冲突。今天，和平与发展虽然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动乱与战争依然存在，人类仍然在自相残杀。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增长、政治对抗与人性施恶三者纠结所产生的恶果已经遍及全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用您的话说，人类正在毁坏自己生存的环境，从而也有可能最终毁灭自己。

章开沅：因此，用历史来教育人民，唤醒亿万人民反对战争并努力消除战争根源，乃是我们理应承担的时代使命。我多次强调：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绝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用以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我们要反对一切霸权主义，一并清除以自己和国家为中心、本国利益凌驾于地区和全世界利益之上的霸权主义的思想基础。

我常说，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我们不应该过度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而应该看到光明的一面。之所如此，是因为人类文明在恶化的同时也正在进化，而进化正是出于对恶化的清醒认识。就现今世界的严酷现实而言，环境的破坏与资源的浪费已经成为全球一体化的最大公害，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都不能置身其外。只有通过全球一体化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求得改进与化解之法。我把这些人类共同利害关系比喻为“最大公约数”，它们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也是人类的最大凝聚力。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正在认真考虑如何正确处理人类整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长期被视为神圣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必须经受全球一体化的人类公理的重新评判，才能有助于人类公害的去除与人类公利的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