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可成
一部讲述新闻业经典报道案例的电影,大多缺不了这些元素:勇敢坚定、锲而不舍的记者;脾气暴躁、咄咄逼人、但在关键时刻力挺记者的主编;受良心驱使、冒险将内部材料交给记者的深喉;令人同情的个体受害者;试图打压媒体、阻止消息传播的反派(政府、企业或其他有权势的人和组织)。当然,还有激荡人心的理想主义情怀和严肃细致的专业主义操作。
曾获得201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聚焦》(Spotlight)就是这类电影的代表作,它详细呈现了《波士顿环球报》调查天主教神父性侵儿童丑闻的过程。近期在美国上映的《华盛顿邮报》(The Post)是另一部这样的作品,它再现的是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报道。
比起《聚焦》,电影《华盛顿邮报》对报道具体过程的着墨较少,但它着力呈现了一个独特的元素:一个在关键时刻作出了英勇决定、坚持刊发报道的出版人。更重要的是,这位出版人的形象是复杂和立体的:她在做出那个载入史册的决定时,声音是颤抖的,内心是惶恐的。
但正是这样的惶恐和犹豫,反而更加真实。它比荡气回肠、义无反顾的英雄时刻更加动人。


凯瑟琳·格雷厄姆:家庭主妇、上流名媛、报社出版人

五角大楼文件的全名是《美国-越南关系,1945-1967:国防部的研究》,它是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报告,其中包含的最关键信息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这四位总统,都曾对美国卷入越南政治军事活动的必要性公开撒谎。也就是说,那么多被送上战场的美国年轻人,可能是在被欺骗的状态下丢了性命。
1971年,在美国军方担任分析师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将这份几千页的文件泄露给了媒体。《华盛顿邮报》面临的选择就是:是否公开报道这份机密文件?是否披露这桩政府丑闻?
当时,《华盛顿邮报》还是一份家族报纸。1933年,凯瑟琳的父亲、金融家尤金·迈耶(Eugene Meyer)在一场破产拍卖中买下了它,并担任出版人。1946年,迈耶被任命为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第一任主席,于是他将报纸传给了自己的女婿、从哈佛大学毕业的菲利普·格雷厄姆(Philip Graham)。

菲利普和凯瑟琳
对于这样的安排,凯瑟琳·格雷厄姆欣然接受。丈夫成为出版人,她则当起了家庭主妇,或者更准确说,是上流社会的名媛。出身优渥的她,和政界、商界、文化界的名流有着广泛的接触,她的朋友圈就是美国首都的上流交际圈,她和几任美国总统都有不错的私人关系。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豪宅、她和各界名流的合影,以及在家中频繁举行的高端聚会。
然而,这种名媛生活在1963年戛然而止。当年8月,饱受心理疾病困扰、并且和女记者闹出一段绯闻的菲利普开枪自杀。悲剧之后,凯瑟琳决定接手这份报纸,成为它的第一位女性出版人。
也就是说,凯瑟琳·格雷厄姆是个半路出家的出版人,她并不是天生的新闻英雄、媒体领袖。对她而言,最熟悉也最舒适的场合还是名流之间的觥筹交错。当五角大楼文件被摆到她面前的时候,她的反应甚至有些惊慌失措,难以承受这样的重压——演员“梅姨”(Meryl Streep)将她的状态刻画得非常到位。
凯瑟琳面对的是双重压力:
一方面,这是一份政府机密文件,对其进行公开报道,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不仅可能被总统用各种方式打压,还可能被关进监狱。
另一方面,这份文件公开之后将要影响到的人,有一些是她自己的好朋友、家庭聚会中的常客,比如参与了越战政策制定全过程的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倘若进行报道,她可能面临“众叛亲离”的后果,
影片中,《华盛顿邮报》主编本·布莱德利(汤姆·汉克斯扮演)是一个最坚决要求发表报道的角色,他甚至一度对凯瑟琳的犹豫感到失望。但是他的妻子提醒他:万一出了什么事,你换一份工作就是了,没有什么损失,而凯瑟琳可能会失去的是她的一切——她的公司、她的资产、她的朋友。
所有的重担最后都落在了凯瑟琳一个人身上,拥有最终拍板权力的也只有她。做决策的那个晚上,她身边的报社高层是清一色的西装革履的男性,大家给出的倾向性意见是不发表,以免招来官司、影响公司上市、毁掉报纸前途,但凯瑟琳回想父亲和丈夫办报的理念,她说:发表报道当然有很大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监督权力,我们的报纸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最终,她穿着睡衣在自己的家中颤抖着作出了决定:“我们发表它!……现在我要去睡觉了。”
她的坚决当中,包含着相当多的不确定。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选择当然是正确的,糟糕的后果并没有发生,反而是为报纸和凯瑟琳个人赢得了无上荣光。但是回到当时的具体情境中,这绝不是一个一目了然、水到渠成的选择。只要略微多一点点的恐惧和怀疑,或者对报纸服务公共利益的理念有一点点的犹豫和退缩,历史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样子。
这就是真实的、复杂的世界,它从来不是英雄振臂一呼那样简单。


《华盛顿邮报》:“捡了便宜”的地区报纸

真实的世界中不仅有这样艰难的选择,还有改变历史走向的机缘巧合。
实际上,《华盛顿邮报》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曝光五角大楼文件的机会。当时,这份报纸还只是一张地区报纸,影响力和《纽约时报》不可同日而语。也正因为这种原因,曝料人首先选择的独家曝料媒体就是《纽约时报》。对这几千页文件做了几个月的详细分析之后,《纽约时报》在1971年6月13日发布了第一则报道,震惊了美国。
这份文件的内容非常丰富,《纽约时报》本准备连续进行多期报道。但很快,尼克松政府进行了强力打压。司法部发来电报,要求《纽约时报》停止报道五角大楼文件,被出版人苏兹贝格拒绝。其后,司法部又告上联邦法庭,法官发布禁制令,虽然并没有完全禁止《纽约时报》报道五角大楼文件,但是法官命令报社暂停刊登,等待进一步听证。
如果没有司法部的强力反扑和法官下达的禁制令,《华盛顿邮报》是不会获得五角大楼文件内容的,他们只能做一个跟随者,对《纽约时报》披露的内容进行跟进报道和解读,充当“二传手”。但现在《纽约时报》被绑住了手脚,《华盛顿邮报》的机会就来了。
通过副总编巴迪千方百计的努力,他们联系到了曝料人,拿到了几千页的全文,并迅速在得到文件的第二天就开始进行报道——他们只用了几个小时,而不像《纽约时报》那样有充足的几个月时间。
当然,说《华盛顿邮报》只是一个捡了便宜的媒体,是不公允的。当时,美国新闻界和《华盛顿邮报》差不多地位的地方性报纸还有很多。《纽约时报》被限制之后,大家都有机会成为跟进报道的领军者,而最终胜出成为行业领头羊的,是最孜孜不倦联络深喉、投入最大热情和精力、最有勇气发表报道的那一家。
《华盛顿邮报》承担了风险,也获得了回报。五角大楼文件报道之后,它不再被视为一份普通的地方报纸。第二年的水门事件报道,更进一步奠定了它的地位。今天,它和《纽约时报》是公认的两家领军媒体。


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保护

从《华盛顿邮报》这部电影中,我们还能思索很多和新闻业相关的问题。
比如,如果当时的《华盛顿邮报》不是一份家族报纸,而是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那么凯瑟琳·格雷厄姆就没有了最终拍板的权力,而规避风险的资本很可能引导这份报纸作出谨慎、保守的选择。媒体所有制(ownership)对内容的影响,在这个案例中有最直接的体现。
再比如,媒体之间当然是竞争关系,但在关键时刻,应该是一个团结的共同体。一家报纸被禁,要有更多的报纸站出来。如果只有《华盛顿邮报》一家报纸跟进,那么它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但如果许多报纸都跟进,那么风险就被分散了,媒体这边的力量也会被放大。影片中,主编拿着一摞做了跟进报道的各地报纸,将它们一一放到凯瑟琳面前的桌上,那一幕令人动容,也让人感受到共同体的力量。
当然,在报道之后对媒体发挥了最关键保护作用的,还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
《华盛顿邮报》在跟进报道的时候,面临着真实的法律风险——当时,法官的禁制令不仅禁止《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报道,也禁止其他媒体从《纽约时报》获得文件信息进行报道,还禁止其他媒体从与《纽约时报》相同的信源获得文件信息。
在这种案例中,曝料人往往只有一个,两份报纸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是从同样的信源获得了五角大楼文件。严格来说,《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和主编可能因此被安上“藐视法庭”的罪名,被关进监狱。
好在这样的结果并未发生。该案被一直上诉至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最终以6:3作出了支持媒体报道权的决定。
大法官Hugo Black在意见书中写道:“媒体是为被统治者服务,而不是为统治者服务的。(The press was to serve the governed, not the governors.)”
这句话和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决定一样,成为被后世津津乐道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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