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司马推送的第 745 个与众不同的人
母亲是同性恋者，社会最底层，辍学生，性侵受害者，黄惠侦身上有很多标签，有人看了片子，说“这片子太猛了”。的确，这些元素杂糅在一起，随随便便，就能挑动媒体的神经。
黄惠侦却不想煽情，回避励志，好像用最生猛的食材，清蒸白灼，上了一碟最寻常的家常小菜。
那碟清清淡淡的小菜，不同于任何家国天下历史浩荡的纪录片，那是一部私人纪录，扣问的，是“妈妈，你爱我吗？”三问三答，却如同向天而歌。“这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关系，是理所应当的。”
台湾放映结束后，黄惠侦在角落孤零零等着例行的导演问答，迎着观影结束时涌出的人群，迎着光亮，背影单薄，有观众，忍不住抱了抱她。
柏林放映结束后，一个日本男人跑去跟黄惠侦说，“抱歉在你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事，但是请你知道，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父亲那样的。”一连说了好几遍。
侯孝贤曾经连样片都没看，就告诉黄惠侦，“你只管专心创作，其他的我来。”
《日常对话》导演黄惠侦（右）与女儿一起出席电影试映会
于是，16个T的硬盘容量，150个小时的影像素材，从1988年拍摄到2016年，剪成了88分钟的纪录片。
于是，这部片子提名台湾金马奖，问鼎柏林国际电影节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评语是“充满力量，具有普世价值的勇气之作”，但是，你可能永远都无法在国内的影院看到它。尽管明天5月17日，就是国际不再恐同日。
它太私人了。“我的母亲是个同性恋者，我应该怎么面对？”“我的父亲性侵我，我应该怎么面对？”“我的母亲，到底爱不爱我？”
母亲“阿女”与黄惠侦的女儿在一起
然而这样一部触动了很多人的片子，
黄惠侦的母亲，阿女，
在片子仍是雏形的时候，并不认同。
“有谁要来看我的故事？”
——阿女——
从小到大，黄惠侦的母亲阿女，
生活在那样一个地方，
她习惯了和朝夕相对的亲人，做陌生人，
她也习惯了，不在乎自己。
从不往来的亲戚们
“你们知道她喜欢女生吗”，这个问题抛出来，
阿女在老家的亲戚们都是支支吾吾，
打岔得让人好笑。
“我不知道，知道这个也没用。”
视线不自在地转移，
“衣服要赶快洗一洗。”

没有一个人愿意直面镜头，谈起他们身边的同性恋者阿女，拍摄这一段时，距离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地区，仅有两三年之隔。
然而在台中嘉南平原上的云林北港，事情变化的速度很慢，留在这里的人们脑袋里的条条框框，几乎和50年前没有什么分别。
1956年，黄惠侦的母亲阿女，出生在北港。原名月女，阴柔温婉，她早年的模样，还有几分衬这个名字。
年轻时长发秀眉的阿女
阿女成长中，所获得的所有温情，都是来自家族中的其他女性。
住在邻村的外婆，每次阿女过去，口袋里都会多出几个叮当响的铜板。灶台上还会特意生火，给阿女煮一顿雪白的白面线。
阿女的妈妈会偷偷给阿女零花钱，不让她下田做粗活。她钓青蛙，打芒果，捉蟋蟀，惹得父亲暴怒，也是妈妈护着她，让她不被父亲打。
妈妈离世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阿女。
然而在这个家的大部分时刻，
阿女都是无足轻重的。
生前，父亲的零花钱只给这个家庭的三个男孩；
死后的墓碑上，他的名字旁边，
也不会镌刻女儿的名字。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罗大佑唱的就是1970年代的北港。这个以农业为主的保守小镇，像如今千千万万的城镇一样，人口长期负增长，镇上少有年轻的面孔。
阿女的二姐先行北上，独立赚钱，在她的坚持下，阿女有了机会读书，成为了全家唯一一个读完小学的女生。
也就到此为止了，继续读下去，不过徒增经济压力，还多了一分嫁不出去的风险。
1970年，阿女14岁，也来到了台北，成为中正路上纺织厂生产线上的一名女工。自己生产出的好看衣服，和她们没有太多关系；闪着霓虹招牌的电影院、大剧场，她们也没钱买到通行券。工厂附近庙口的野台歌仔戏，是阿女唯一的娱乐活动。

白上衣，扎进白长裤里，阿女总是精精神神地去看戏。一次落雨，台上扮相好看的演员，下来拿了把伞给她，后来她成了阿女的第一个女朋友。
演员身后不缺献殷勤的粉丝，一来二去，二人常常吵架。吵得最凶的一次，阿女把对方送的金戒指、礼物、衣服，一样样在床上排列整齐。一赌气，从台北回了北港。
这个决定，改变了阿女的一生。
像如今热衷“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一样，逃离后，在老家的生活常常陷入惯性，这惯性包括作息，饮食，也包括婚嫁。
21岁的未婚女孩，是70年代农村最该被担心的物种。”
相亲会上，妈妈，姑姑，兄弟，都对阿女面前这个大她5岁的客家人阿源满意。阿源矮胖，眼神凶得很，阿女并不喜欢，但最疼她的妈妈也没能护得住她。
这事就这么定了。
两人一同离开家乡，去了台北，住了一间落脚都局促的房子。
纪录片中，黄惠侦重回童年的这间小屋。
阿源是油漆工人，每天领到的日结工资，他通通奉献给了酒精、烟草、牌桌。使不完的精力，发泄在阿女身上：一面是当时不为人知的“婚内强奸”，一面是用拳头教会阿女听话。
从精神到肉体，阿源全面支配着阿女的身体。
阿侦和妹妹，在这场噩梦般的婚姻里来到人世。“如果可以，我不想结婚，也不想你们出生，来受苦。”
带孩子的阿女
多了两张吃饭的嘴，阿源并没有想要勤勉起来，家中的债务日渐沉重。为了让活人活下去，阿女决定亲近死人。
原先看歌仔戏时，台下有人招工，是做牵亡，顾名思义，牵引亡魂，是台湾特有的丧葬过程中的仪式，以超度死者。
阿女也报了个名，去了才知道，这份工作，要下腰、劈腿、翻跟头。因为工时短，可日结，拿到手的钱也比在工厂多，最能救急，阿女留了下来。

家中无人照看，月嫂太贵，阿侦自小就跟着母亲，见了一场场葬礼。
可能是耳闻目染，可能是阿女引导，已经没人记得事情是怎么发生的，6岁时，阿侦成了最年轻的牵亡歌阵演出成员。
当时阿女在的阵团满员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们要各自去台北桥和万华做工。为免波折，阿女用几万块，买了音箱、麦克风、扩音机、三弦琴、法器，花钱挖来别的阵团的法师和琴师，印好写着“阿女牵亡歌团及各式阵头”的名片。
28岁的阿女独立开工了。

以为自力更生，日子会好过一些。然而奔波一天，卸了妆，脱下演出服，带着阿侦、阿侦妹妹回到简陋的屋，等着阿女的没有一个字的好言好语。往往是拳打脚踢一顿，一天辛苦所得，一分不留。
一个问题，开始在阿女心头反复斟酌。是一个人走，带一个女儿走，还是三个人一起走？
牵亡歌阵，说到底也只是底层的工作。阿女担心自己并没有能力养活三个人。少一个人呢，或许还能负担得住，但是留下来的那个，会遭到丈夫怎样的对待？
最终她下定决心，死，也要三个人死一起。

台北的一个夏日午后，倒映在小阿侦眼中，真的像周杰伦歌中唱得那样，“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
活了三十多岁，阿女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了全盘的决定。
她翻出之前东藏西藏的几千块存款，一张配偶栏印着阿源的身份证，楼下招来一辆出租车，带着两个孩子，终于离开了这个“家”。
——阿侦——
黄惠侦后来在自己的书里说，提到“家”这个词，她第一个想到的还是童年那个仓皇离开的地方。
她说自己好像从没离开过
那里的达新牌衣柜，她喜欢自己整个躲进去。合上门，一道天光从缝隙里漏进来，包围着她的是妈妈层层叠叠的衣物，她感觉自己像这些衣服一样，是被好好收藏并且被爱着的。
水泥和瓷砖砌成的水槽，母亲在里头洗净菜蔬，点燃瓦斯炉，架好锅，一锅白水里普通的菜蔬翻滚咕噜，渐渐生发出一些食物的香气。像小时候外婆给自己做白米线一样，母亲不善言辞，只会沉默地做完这一切。
阿侦把那个厨房称为自己童年的“临时天堂”。

天堂之外，是一场接着一场的葬礼。
阿侦和阿女接活的葬仪店中央，摆着两具棺木。葬仪店老板的女儿，常常被放进棺木里睡觉、玩耍，朱唇红腮的金童玉女，是这些小人儿的芭比娃娃。
牵亡仪式上，持香祭拜完毕的家属们，转头就为家产吵得不可开交。灵堂前香烟落下的香灰，被这些争红了的眼睛死死盯着，想要看看是不是隐藏了亡者的指示。
老师布置了日记作业，别人的日记中是公园、博物馆、游乐场，黄惠侦却只能想起，这一幕幕荒诞剧。
长大后，阿侦才知道牵亡是底层才做的工作
在小学读书的状态也没有持续很久，因为从家逃出时，户籍没有迁出，母女三人一直是幽灵人口。好不容易由阿女的朋友说情才入了学，阿女要跳阵亡补贴家用，连连缺席，引起校方注意。
终于有一天，阿侦收拾书包离开了学校，开始了全职的牵亡生涯。

“小学就辍学，是怎么执导纪录片的呢？”不止有一人，问过黄惠侦这个问题。
她说自己有四所学校。
第一所，是她的一本小字典：路边招牌，塞在信箱的广告单，糖果饼干的包装纸，不认识的字她自己要通通查一遍。
第二所，是邻近的漫画出租店。恐怖漫画，倪匡的科幻，推理小说，和《日常对话》气质迥异的这些读物，是她逃避现实的小小避难所。
第三所，是二手映像管显示器组装起来的有线电视。阿侦在上面看了好多好多电影，看到逼仄现实外的人生，还有那么多种可能。
1998年，一个午后，阿侦和妹妹照常准备化妆扮相，都是熟人面孔的阵头中心，混进一张生脸，别人介绍说这是电视台的记者，要来拍一拍牵亡。
这个人其实不是记者，而是台湾重要的纪录片导演之一，杨力州。
杨力州问了很多问题，好奇的阿侦问得更多。临走前，杨力州给了一张广告单给她，顺着单子上的地址，她第一次走出自己的生活圈，换了两趟公交，抵达了位于敦南诚品的放映会，那里，她第一次看到了不同于电视上的纪录片。
“原来电影不都拍得是事业有成，凯旋归国，达官显贵，俊男美女。平平凡凡甚至坑坑巴巴的人生也可以被叙述。”
又转了好几趟公交回到家，阿侦满脑子都是一个念头，原来还可以这样，用纪录片，为自己说话。
——对话——
阿侦有一种温柔的行动力。
拍纪录片的想法，她没有滞留于大脑。
她报名去了芦荻社大，创办社大的人是心理学出身，在那里阿侦学习了拍摄的基础技巧，又不仅限于此，她开始重新打量他人，街上擦身而过的行人，牵亡仪式上的人，母亲，自己。这是她的第四所学校。
她要拍一部关于自己家庭的纪录片，解开自己心中的疑问。
为什么亲人却好像陌生人？
存钱买了第一台摄影机SONY TRV-900后，
从98年开始，她常常在家中，开机，
将镜头对准母亲和其他亲人。
七岁的时候，阿侦发现了母亲爱的是女人。
现在轮到了妹妹七岁的女儿问她，阿嬷是男是女？

这个疑问在十几年后有了回响。
已经长大的两姐妹重新面对这个问题，
一个能理解阿嬷，却说不清对同性恋的想法。
另一个大方对镜头说，“每个人都有权利相爱。”

阿侦对同性恋的起初了解，就是糟糕的，当时来了一个六十岁的阿伯，聊天时转了话锋，“你妈妈是同性恋，是变态。”
阿侦在意的，却从来不是母亲的性取向，而是深埋心底却没有问出的：
为什么你喜欢女生，却会结婚？
为什么你离我们这么远？
为什么关于你自己，你从来不说一个字？

阿女好交际，知道怎么对人好。
除了歌仔戏演员的第一个女友，
她陆陆续续又交了十几个女朋友。
后来阿侦去回访他们，
他们都笑着来回忆母亲。

牌桌上的母亲，也总是说说笑笑，
阿侦不明白，为什么在外这样好的母亲，
在家横亘在他们之间，永远是沉默。
好像父亲的幽灵在那里，从来没有离开，
他们从来没有从中和的旧屋走出来。
在外和在家中，阿女判若两人
拍纪录片，不是为了拿奖，甚至也不是为了直面同志议题，原因极其单纯——接近陌生的母亲。
阿侦发现，镜头对准母亲时，自己总是切很大的特写，细腻到皮肤、白发、皱纹。起初，阿侦并没有想好怎么讲述母亲和自己的生命故事，这么复杂多端，又冗杂沉重。
直到自己有了孩子，她才开始渐渐理解母亲。因为女儿的一点点生病受伤自责，多少，也体会了一点当初母亲的心情。
她说，如果20年前，就仓促把这部片子拍出来，可能会更锋利，和今天是两种面貌。
也不会有影片后半段，母女二人坐在餐桌两端，一场让观众心颤的对话。

实际在拍摄时，这场对话拍摄用了三个多小时。摄影师离场，留下三台机器，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然后就是漫长的沉默。
对两个笨拙的人而言，这次对话尤其艰难。同一屋檐下的母女，竟然都不确定，对方爱不爱自己。
阿女也没有信心。
阿侦说，我如果不爱你，当初离家，怎么会回来。
阿侦小声啜泣，问出了隐藏几十年的秘密。当时一墙之隔，父亲让我摸他的生殖器，你怎么从来没有问过我？
那时候晚上和他一起睡，为什么我会半夜跑回来，你都不想知道吗？
她笃信母亲知道这场童年中的灾难。
阿女嘴笨，只能一再重复，
你说的，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当年是这样，
我会更恨他。

很长一段时间，
阿侦都觉得自己不干净，
也以为是因为这件事，
母亲不爱她。

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
黄惠侦却温柔地不可思议。
她告诉母亲，你没有做错什么，
好像也在告诉童年的自己，
和其他受到性侵的女性，
“这不是你的错。”

她希望自己的母亲，
在这个家，
是开心的，
不要再被父亲的幽灵缠着不放。
虽然已经四十岁，
我还是你的女儿。
你心里的事情，
可以对我说出来。
拍摄结束后，阿侦和工作人员一起整理素材。旁人看得更清楚，告诉黄惠侦，如果你母亲不爱你，怎么会陪你在那里沉默三个小时？
她只是和太多传统父母一样，不善言辞。尽管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她早已“出柜”。但是在和最亲近的人相处时，他们永远好像都在“柜中”。
直到黄惠侦用摄影机破开这扇柜门。
阿女和阿侦的女儿
影片结尾，黄惠侦的女儿，也学妈妈，
拿了一个玩具摄影机，去找阿女玩。
“阿嬷，你爱不爱我？”
好像在替阿侦发问。
第一次，妈妈说“你这么坏我还爱你。”
小女儿直接被吓跑。

第二次，小女儿再问：“你爱我吗？”
阿嬷说：“你爱我吗？你爱我的话，我也爱你。”
小女儿跑到她的妈妈身边，
说，“阿嬷都听不懂我说的话！”
第三次，阿侦再让女儿去问，
小女儿问：“阿嬷阿嬷，你爱我吗？”
阿女说：“我爱妳。”

 小女孩笑得甜，
“阿嬷说爱我耶。”
拿起摄影机，
给她眼中的阿嬷留影。

“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一遍一遍地问，第三次，母亲才终于脱口而出——“我爱你啊。”
长达四十年，这对母女，终于走向和解。
金马影展上，黄惠侦特意把观众席的中央留给阿女，让她没法提前退场。阿女第一次，以观众的视角看了自己的人生，结束后，观众站起来对阿女说，“你是个很棒的妈妈，你很勇敢。”第一次，阿女感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和拥抱。
回家后，她第一件事是来到灶台前，点着火，架好锅，给阿侦煲汤做菜。
平常，也时刻惦记着女儿最爱吃的食材。

连着一个月，阿女的心情都很好，阿侦在家时，主动和她问东问西。
她也会像其他母亲一样，面上不在意，心内却悄悄地为女儿骄傲。还向朋友广而告之，自己女儿的片子要出国，去柏林，邀请他们也来观看。
（左起）雷震卿、林婉玉、侯孝贤、阿女和女儿、黄惠侦、制片Diana
2017年2月的柏林，追光灯打下来，舞台中央是涂着浓妆红唇，身着头盔制服、过膝长靴的高挑男人，拿着第67届柏林国际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的名单，身后一块环形屏幕，几部提名的影片旁，是一个双手相握的logo，一手肤色较浅，另一只手肤色深一些，指甲修剪整齐，甲油鲜红。
泰迪熊奖是柏林国际电影节专门为同性恋或泛LGBT群体设立的奖项，从1987年至今，已经举办了31年。

主持人念出了三个音节：Hui-chen Huang. 黄惠侦《日常对话》，是她。全场视线聚焦到这个不太高的东方女性身上，她穿着黑色休闲西服，短发齐腮，一副窄边黑框眼镜后，眼神好像总要和你温柔地碰一碰，听听你能从生命里，挖出什么故事。
这个夜晚是属于她电影人的高光时刻，此刻正在看着她的人里，几乎无人知晓。
她6岁开始在牵亡歌团工作，三年级从国小辍学，她度过了生命的前十个年头的地方，是一间弥漫着汗水、酒气、烟味、油漆味的小小隔板房。
从那里到柏林的这个夜晚，中间是她拿起摄像机拍摄自己的同性恋母亲的二十年。像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的黄惠侦
影展后，阿女跟阿侦说，自己想买一辆新摩托。阿女骑着旧摩托，阿侦和女儿坐在后座。阿侦看着母亲的背影，不太宽厚，风呼啦啦吹，能体会到她沉默的欢喜。
他们一起挑了一辆浅蓝色的小摩托。阿侦嘱咐，不要用这车带女儿，不安全。母亲还是趁她不在，偷偷带女儿去庙口看歌仔戏。偶尔，她还会像个小孩和女儿抱怨，你妈妈，好啰嗦哦。
那个对谈的餐桌上方，浅绿的画框里，是女儿画的一对双栖蝴蝶。
像是台湾老派歌手黄安的一首歌，“在人间已是巅，何必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
“我当妈妈以后懂得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这世上没有任何关系是理所当然的，跟每个人相处都要从头去建立两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跟自己的母亲，还是跟自己的女儿。
没有人生下来是属于谁的，女儿爱你不是理所应当的，是需要你去经营的。当然也没有人天生就是父母，做父母是要学的。”
黄惠侦给她的人生，做出了最温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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