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哈佛大学博士、教授、美国前国务卿（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的秘密特使访华，为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有过多次热情的会见。
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06年10月北京大学授予基辛格名誉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大外交》，《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白宫岁月》，《复兴年代》等。
"当教授时，我认为历史是由非人性的力量推动的。但当你实实在在看着它前进时，你会发现人格力量给历史演进带来的巨大不同。"— 基辛格，1974年
《亨利·基辛格：大国博弈的背后》前言 ：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和当今的理想主义
在亨利·基辛格离任30年后，他仍然以奇妙的方式影响着美国公众的想象力和国家的外交政策。他持久的影响力和盛名是当代所有政治家都无法比拟的。
基辛格不仅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外交政策专家，也是全球私营企业和政治领导人推崇的顾问。他的声音是媒体的常客，他的名字时常出现在学术论文上。
他的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基辛格长盛不衰的卓绝地位，即使他的反对者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异议。
当今世界，政治讨论常常出现两极化、党派化，或者被电视热卖的内容所左右。可是，即使和基辛格意见相左的人士，也会被他精准、细致、深刻和理智的尖锐论点所折服。
描写基辛格的回忆录之所以不同凡响，在于他的文章和观点结合了历史公理和具有时代感的深度分析。
现在全球政治不再是过度简单化的冷战时代。基辛格理解问题的方式和强调大国之间力量均衡的理论变得更加有现实意义。
同样，他对全球相关性的判断，也就是说，在这个地球上一个角落里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另外一个角落的人们，在纷杂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显得日趋重要。
但是，和基辛格政坛常青树的地位相对的是，他一直和政府职位保持着距离。
自从基辛格在福特政府末期离开政府职位到两任大、小布什政府的32年期间，一共有三位共和党总统，在任时间长达20年。
但是没有任何一位总统任命基辛格以政府高位，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答案既和共和党内以及国家的政治变动有关，也和基辛格本人有关。
基辛格代表了保守国际主义。保守国际主义大部分根源于现实主义、现实政治、讲究力量平衡和实用主义。
在此书中，我谈到过对基辛格最有危害的反对者们并非是左翼鸽派或者自由民主派，而是新保守派或者具有极度意识形态的共和党人。这些人从扩张、价值观、道德和情感为基础看待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冲突。
这本书的读者将看到，罗纳德·里根总统成为了基辛格在意识形态领域最致命的对手。
尽管里根总统在很多观点上和基辛格达成一致，但是他最终将基辛格赶出了他的政府。
特别是里根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方针——参与争取自由运动而并非是基辛格所提倡的寻求力量之间的平衡稳定——定义了共和党人的观点。
这个方针在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特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变得更加清晰。
一些基辛格派的现实主义者们，特别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劳伦斯·伊戈尔博格（Lawrence Eagleburger），公开质疑扩张型的外交政策。基辛格也对此颇有疑虑，但是他将疑虑用不明显、细致和微妙的方式表达出来。
他这样做有两个原因。
第一，基辛格的观点，始终带有细微的变化。在处理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复杂问题上，基辛格表现的十分微妙，充满智慧，有时候即使态度有些保留，也是先见之明举。
这个世界是一个复杂和危险的世界，作为一个分析家，基辛格的长处在于他从不将事情过度简单化（他的弱点是融入更多意识形态保守力量）。
另外，他本能地反对公开挑战当权者。
这一观点在保守共和党人执政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执政者对基辛格的意识形态持不信任的态度，这种不信任导致了他被排挤在政权之外。
这使我联想到这本书讨论的核心话题，这一话题在当下更有讨论的价值。
我认为基辛格是极少数一手打造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相对应）。在国与国的力量均衡上，基辛格是一位大师。他天生就能感觉到力量的平衡和范围，以及和现实政治的关系。
基辛格出色地创造了美国、俄罗斯（指苏联。——编者注）和中国之间的三角结构，在南越瓦解后打造了美国的国家实力和在全球的影响力。
基辛格会将理想主义价值观称之为理想主义情感，他不理解在公开的民主体制下这一价值观在国内外发挥的作用。
他也不认同理想主义价值观。我认为，美国民主体制的公开透明和混乱局面对外交政策来说是优点，而并非弱点。
因为在尼克松的黑暗政治下，基辛格太喜欢，同时也十分依赖于在黑暗下的秘密操作。
当这本书最初付梓的时候，基辛格并不十分认可，即使我曾经采访过他许多次。他感到惊讶的是保守派对他的批评多于自由派。我在猜想，像基辛格这样很爱面子的人，如果诺贝尔和平奖关于他的引言中，或者他的传记中正面评价太少，他很有可能会在看后大发雷霆。
这本书问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基辛格没有和我说过话。后来我成为《时代》周刊的执行主编。在我们杂志的一次封面人物的年度晚会上，基辛格被邀请到场。他打电话给我：“你好!沃尔特，即使30年战争都有结束的时候。我原谅你了。”（他允许他忠实和聪明的夫人南茜支持百年战争）。从那以后，我和基辛格在很多项目上一起工作，包括阿斯本研究院主持的中东问题。
我们最近的几次谈话中，基辛格着力强调可持续的外交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对他来说，国家之间的利益和交易之中一定要有一个力量平衡，这个平衡一定要在理智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想全面理解这一观点，读者可以阅读基辛格撰写的关于他在白宫期间的一些著作。最著名的一本是1994年出版的大部头著作《大外交》。
此书挖掘了历史上外交政策中的力量均衡，包括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从红衣主教黎塞留，现实主义者西奥多·罗斯福到理想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
基辛格是一个欧洲的难民，从小读的梅特涅远远多于托马斯·杰斐逊，这使得他的著作倾向于现实主义的阵营。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宣称国际领导地位是建立在利他主义上的。”基辛格在此书中写道。
有些美国人持有这个观点是因为骄傲，但是当基辛格这么说的时候，他的态度更像是一个人类学家在观察一个持续混乱的部落仪式。
基辛格指出，将外交政策建立在理想主义而并非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会将一个国家置于一个危险的，难以预测的境地。
从《大外交》和他的过去20年间其他著作和看法上来说，基辛格成为了继西奥多·罗斯福后，在美国所有政治家中，最极力推崇现实主义和普鲁士式现实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倡导者。
如果说乔治·肯南奇特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形成了美国在冷战后的外交立场，基辛格强调国家利益，弱化道德情感的思想则定义了美国处理在苏联解体后复杂国际事务的框架。
在《大外交》的结束语中，基辛格这样写道：“美国理想主义仍然像以往一样占主导地位，甚至更强大。但是在新世界的秩序中，理想主义需要为此提供一个信念，这个信念能够让美国在并不完美的世界中那些模糊不清的纷繁选择中坚持下来。”
事实上，自从本·富兰克林在法国施行了力量均衡的政策并借此机会展示美国优秀的价值观以来，美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一直交织进行着。
从门罗主义到“天赋使命观”到马歇尔计划，美国的国家利益总是和其观念联系起来。在冷战时期通过美国的道德运动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得到了明显的表现。
基辛格意识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当时需要实现力量均衡，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理想主义是实现力量均衡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我始终相信，美国70年代的力量均衡理论更多地被政府秘密和暗箱操作所扭曲。而有些时候，这些策略在一个民主国家对于现实外交看起来是必要的。
1999年出版的基辛格自传里，在第三卷中的福特时代（在我这本书面世之后），基辛格一直在捍卫这个观点，而并非否认这个倾向。
“美国必须用国家利益来缓和其传教士的精神，要用头脑而不是心灵去定义它对世界的责任。” 他说。
即使基辛格的如上结论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得出的，也可能是在其接下来的布什政府得到运用。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在70年代时期成功地打造了一个稳定的框架，却没有维持到政治范围的终结。在一个民主政权里，他的现实主义和保持国际关系的情绪并不协调，这也导致了不正常的一些秘密行动。
但是如今，我们应该从另外一面来看待美国外交政策：我们是否过于倾向于理想主义的方向？我们是否需要更多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和基辛格式的精巧？
我们积极宣扬自由的外交方针一直被一种道德使命和征服精神所驱使，是否我们现在需要增加一些小心翼翼、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冷静计算国家利益，以及我们的传统保守主义。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基辛格所持有的保守现实政治传统发挥的重要作用，认识到他40年来和情感理想主义，包括大力倡导的新保守主义和讲究道德的自由主义所作出的斗争。
了解基辛格本人和他对全球变化的观点在越南战争后以及冷战后十分重要，这一点在现在也是如此。
－ 沃尔特·艾萨克森，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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