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知道小鲁的存在，是文革过后不久，从他那国人皆知的著名父亲的诗词当中。陈毅的诗词中，有好几首诗是送给他的。但真实地看见他、认识他，是后来 1980 年代我工作的时候。

80 年代后期，小鲁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研究，而我正好在他下面的一个研讨小组做同样的研究。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时常去他在厂桥的办公室开会，有时也在办公室的走廊上打个招呼，时常听见他豪爽的笑声。这样一来二往就熟悉了，当时他算是我的领导，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一个身材高大、穿着军装的英武爽朗的兄长形象。
只是此时，我们有工作交集的时间非常短，也不在一个办公室，虽然时常见面，但很少能有时间坐下来进行工作以外的聊天。直到大家都了解的那个事件之后，突然一下，我脱离了体制，变成了社会人，变成了一个在民营企业打工，后来又自己创办企业的下岗职工而反复折腾的状态。
▲《我们的八十年代》| 脱离体制，变成了社会人
在脱离体制的前两年，我其实非常困惑，也有一些不理解，也就时常跟之前单位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一起聊天，议论些事情。记得有一天，我和一帮这样的老朋友约着吃饭，其中就有小鲁。那天，我们大概从下午四点多见面、聊天、吃饭，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钟。那次聚会，我带着孩子，当时她还小，只有两三岁。记忆中，她非常无奈，钻在桌子底下，听不懂大人说什么，总是催我走。也就是那一次，我和小鲁有了一次真真切切的可以坐下来的聊天。
没想到不久之后，他也变成跟我一样的人。脱了军装后，他在海南创办了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还发行了股票。差不多同时，我们（万通）也在北京发行了股票。当时只觉得世道变化真是天翻地覆，一夜之间倾覆了我们的人生道路，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经商。
遗憾的是，海南泡沫破灭，在海南做生意的故事也随之戛然而止。我回到内地，在很多地方做事情。小鲁也结束了海南的生意，回到北京，创办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去劳动公园旁边的一个院子看他的办公室，那时他做一些投资顾问的工作，状态非常好。大家见面也很高兴，都在努力适应一种新的社会角色和工作。
▲晚年陈小鲁
没承想，后来的几十年，我和小鲁因为都做民营企业就有了更多的交集，其中时间最长的一个交集是我请小鲁大哥做我的董事。还好，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而且一做就是七年。
做董事期间，的确像他后来谈到的在安邦的时候一样，只站台不领工资，所以在这七年之中，他一分钱都没领。头几年小鲁还经常来开会，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就经常跟我请假，索性也不怎么来开会了，但只要有事情我就去跟他讨论向他请教，他乐此不疲，还会非常坦率地告诉我一些意见。
安邦的「故事」出来以后，围绕着小鲁的声音也就多了起来。很多人质疑小鲁「只站台，不领工资、不拿薪酬，最多是一个符号」的承诺，大多数人对此不相信。但以我之见，在安邦之前他做董事时间最长的应该是做我的董事，可在我们的相处过程当中，他完全就是从老大哥帮助我们的角度来站台（做董事），分文不取。小鲁作为我们公司的董事，的确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也让我们和相关方面有了更好的沟通。对企业，对我个人，都带来了很大的正能量和积极的支持，所以我至今铭感在心。
这之后，我和小鲁，还有几个朋友，有了一个固定的见面模式，大家总会在每年春节前后聚一下，这十多年来也都保持着这样的一个聚会形式，当然每次都会有小鲁大哥。聚会中，每一次大家都很开心，谈天谈地，特别是关于过去的经历，小鲁大哥很喜欢讲当时怎么去当兵，在部队过得怎么样，偶尔也说说在海南的故事。
▲资料图：1971年，小鲁探望病中的父亲陈毅元帅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见面，是离现在时间最近的一次见面，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那次是在京城俱乐部，大家一起很开心。吃完饭，要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等司机，只有他下来以后，跟我们摆摆手说：「我走了」，然后真的抬腿就走。我们几个朋友看到后都非常愕然，心想：「大哥怎么都没有一个车，没有一个人陪同，自己就走了？」后来我们叫住他：「小鲁大哥，要不要车送一下？」他说不用了，自个儿走就行，说完就健步消失在夜色当中。
小鲁这样一种率真且阳光的心态，特别平和自然的生活态度与生命的力量，让站在那里的人都感到有些惭愧，大家面面相觑，觉得对比一下，我们跟大哥的差距似乎就在这么一走一停之间。
虽然安邦的事情让议论小鲁的声音多了起来，但据我们朋友的了解和我自己的直觉来说，那些议论都是不靠谱的。举个例子，在关于「首富」的议论甚嚣尘上之时，我们几个人正好见了面。朋友开玩笑说：「小鲁，这么多年没见，你都首富了，得请吃饭啊。」结果小鲁哈哈一笑，仍然像平时一样爽朗，边笑边说：「现在我就靠你们问我首富，才蹭点饭吃。这么多年没人关注我，也没人问我，更没人请我吃饭。现在可好，天天有人问我首富这事儿。我跟你讲，要想关心，那就得请我吃饭，所以我现在是凭着首富的传说混饭吃。」我们也哈哈大笑。那天吃完饭后，大家聊了一会，也就各自忙去了。
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有一次他在电话里突然聊起被首富的事儿，他又不忿地调侃：「我这首富，每天骑自行车，睡硬板床，只有靠别人好奇打探才混得上吃喝。」我知道他平时都是骑自行车的，而且骑的不是最新式的，还是那种二八式的老款自行车。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小鲁，所以调侃和自嘲本身就透出了事实真相。
▲小鲁就这样骑自行车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再有一次，因为一个事情跟吴小晖有关，我有一个文件要转给吴。虽然我跟吴小晖认识十多年，但总觉得这个事情直接给他也许力度不够，就想着一方面自己去跟吴讲，另一方面再通过小鲁跟小晖说一下这个文件。当我拨通电话后，小鲁说：「你了解，我就是挂个名，文件我肯定能递到，但递到以后剩下的事，跟任何邮差送过去是一样的。如果你觉得可以，我就帮你送过去。」
他的言谈，如此地坦率和真诚，能够看得出他跟吴在利益上是清汤寡水的关系。不过既然和小鲁提起了这件事，后来还是让司机把文件拿给了小鲁，过了两天他也把文件拿给了吴。果然跟他说的一样，吴并没有把他转交的文件当回事儿，就当没发生一样。当我问到吴的时候，吴说知道了，这事儿就完了。显然，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来，小鲁大哥是磊落的、坦诚的，在安邦这件事上也是非常清白的。
几十年下来，这位老大哥，不管在我还是在朋友们的心目当中，都是磊落的、阳光的、真实的。他的磊落让人自惭形秽，他的阳光让人顿觉自己的矮小，他的真实更会让人体会到生命本身应有的力量。
今天当我回忆着和小鲁大哥的往事的时候，那个鲜活爽朗的形象仍然鲜活而真实，分明就在我眼前，更在我心里。这是一份永远的记忆，也是一种永远的怀念。
逝者陈小鲁

徐庆全/文


众所周知，陈小鲁是开国元帅陈毅的儿子，在陈家排行老三。于上世纪80年代从政，先任驻外武官，后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这是隶属官方的智囊机构。


1986年，中央层面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智囊机构。小组虽小，但地位很高。小组延揽各种人才，小鲁加入其中。1987年10月，他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但仍是军人身份。


随着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这个曾经轰轰烈烈、引人注目的机构退出历史舞台，小鲁的官衔也相应褪去。不过，在小鲁的政治生涯中，“政改办”是相当重要的一段。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详细谈了这一段经历。


从访谈中看得出来，他非常看重这一段经历，对自己的所为也娓娓道来。对照他的同事对同一经历的回忆，他不溢美，也摒弃无谓谦虚，语气朴实，事实明白，且透着一种担当。小鲁的回忆，记载下不少重要的历史时刻。譬如，现今朗朗上口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十三大报告确立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与他和同事们的提议有关。


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声浪很高，改革开放面临严峻的形势。既顺应邓小平的思路，又遏制过度解读的声浪，才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当时的主要领导在讲话中谈到“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改革、开放、搞活。二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


小鲁也在思考。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忽“左”忽右，盖源于对“两个基本点”的阐释。视角不同，看问题的侧重点也不同，才有“左”起来强调前一个而冲击后一个。如果能有一条可以确定的基本路线在中央文件确立，或许就不至于再掀起当下这种声浪。


他把这个想法在中央政改办的一次会议上讲了，主其事者接受，对“两个基本点”的说法进行了完善，加上了“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表述。


对于这种口语化的概括，邓小平看了非常赞赏，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


此后，就开始了中共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小鲁参与其中。讨论中，讲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他建议要概括出一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他说，“毛主席讲基本路线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当然了他是讲阶级斗争。但是我们也应该有，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有个基本路线。我主张在报告上一定要写。”后来这个意见受到重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而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地写进了报告。


离开政改办后，小鲁去哪里了？除了此前的好友同事外，外界知道的不多。上世纪90年代初，他脱下军服以上校军衔转业，又以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出现在朋友面前。


此时，正是邓小平南巡后，海南改革的航船再度起锚，千军万马下海南，一些有身份有背景的人纷纷于其间弄潮，令同时打拼的普通平民炫目。但小鲁大概不在此列，他似乎从没有让人炫目的“大手笔”。


令人唏嘘的是近年有关安邦的种种，却让他受到关注。这几天，安邦的事继续发酵，小鲁去世的事情也成为热点。有诛心者居然说出一些荒诞不经的“阴谋论”，实在不厚道。安邦的事，小鲁的确被牵连，但早已有了他并无干系的结论。


岁数渐长后，小鲁也不再主持公司的事情，而有了更多在北京聚会的时间。


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比较一致。他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平民形象，他的坐骑是一辆“POLO”，是稍有积蓄者就能享有的普通车辆。他还有一辆破自行车，路近了他就摇摇晃晃地骑车去。


其实，小鲁脱下军装后，看问题的角度也越来越接地气，他的思考轨迹也更历史化了。2013年8月20日，网上出现小鲁反思“文革”的道歉信，他还发起并组织，回母校向老师鞠躬道歉。


小鲁的这一举动，至今仍被瞩目。瞩目，并非说都赞成他这样做，反对的声音也不少。不过，在外人看来，他真诚朴实的平民形象深入人心。小鲁走了，在魂归道山的路上有很多同道，他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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