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的繁荣景象
前言
　　总是不断有学者歌颂成吉思汉的伟大成就，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蒙元文明说不过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伟大在哪里？一是战功大杀人多，蒙古铁骑踏遍欧亚大陆所向披靡，建立世界最大帝国；二是促进经济，游牧民族缺乏管理能力而采取经济放任政策，蒙古大汗鼓励贸易促使世界全方位交流。
　　问题在哪里？
　　这其实是混淆了历史的事实描述和价值观。
　　了解历史，首先是搞清楚历史事件发生的逻辑因果，比如说马嘎尔尼1793年的出使大清，得到了近距离了解乾隆时代的机会，他的观察打破了欧洲流传数百年关于中国盛世的神话，这是个普遍贫穷与野蛮的国度。中华帝国自从被北方满清游牧民族征服150年以来，完全沦为一艘纸糊的破船。由于满清长期实行奴化愚化统治，整个中国从皇帝到底层平民都处于“接近死亡的极端麻木状态”。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四十多年前马嘎尔尼的出使有密切关联，马嘎尔尼使团的经历证实英国人无法与大清皇帝进行平等的对话，这也是英国议会1840年4月经过激烈辩论后，得以271:262通过对华战争提案的重要因素。
　　这是关于历史的事实描述。
　　那是否了解历史就不需要价值观（道德评价）呢？当然不是，之所以历史对于一个国家/民族/家庭/个人是如此的重要，就在于人有价值观道德观，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差异。比如，在不同的价值观下，发生在1840年庚子农历鼠年的那场战争，被中国人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First Opium War，因为英国人非要卖鸦片给中国人；但被英国人称为通商战争，因为后面签订的《南京条约》，都体现了通商方面的条款；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国人可以理解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不过是大清国通往现代化的入场券。
　　这是评价历史的价值观。
　　所以，了解历史需要认真了解发生的逻辑因果，而评论历史则体现人的文明价值观。下文节选自张宏杰先生著作《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略有删改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人，个个都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也就是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那时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都能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形象落差之大，让人不敢相信。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蒙元史就是屠杀史
　　中国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极为残暴，成吉思汗教育后代有一句名言：“人生最大的乐趣，在于把敌人斩尽杀绝。”蒙古人杀光了金人，还杀光了西夏人，不光是血统，连这些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都彻底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由于华夷之辨独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大屠杀也极为惨烈。
　　1215年蒙军攻陷金国的中都（元称大都即北京，是当时超过百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对北京城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大屠杀，全城几乎没有幸存者，地面建筑全部摧毁，以至于今天在北京城内，我们无法找到元朝以前的大型古建筑，两千余年的文明古城毁于一旦。
　　1227年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兴庆府（宁夏银川）的途中病亡，遗诏屠城，蒙军将兴庆府80万全部屠杀，党项族几乎被灭绝，侥幸逃生的人逃亡到藏滇地，从此隐姓埋名，易服改族。
　　1231年，元太宗窝阔台派托雷攻掠四川，蜀地人口锐减千万，只有不到5%的人活了下来，无比繁华的成都沦为空城。
　　世人皆称南宋军队软弱，却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
　　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5年；
　　1275年冬天，蒙军进攻常州，遭到如此顽强抵抗，数千守军战斗至死，蒙军下令屠城，常州城“止有七人，伏于桥坎获免”；
　　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城中粮尽，有自食其子以坚持者”……；
成吉思汗对中国人实行的是种族灭绝政策，认为汉人太多，必须斩尽杀绝，要变城廓和村庄为水草肥美的大草原，若不是契丹人宰相耶律楚材向成吉思汗进言，汉人有技术能纳税，中华文化也就给彻底灭了。根据宋元户藉估算，北方汉人被杀90%约4000万，南方汉人被杀约2400万，累计被杀约6600万。
　　虽然部分汉人口得以保存，但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有位著名的外国学者曾说：“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　　
从另一个角度看，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消灭。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帝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被打断，中华精英已经灭绝。
　　蒙元帝国的崛起，给世界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苦难与黑暗。正应了张养浩的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更大的苦难还在后面。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水浒传》人物的暴戾是元明时代中国人性格的真实写照。
宋赵时代儒家学说得到了极大尊敬，到了明朝，当彻底的流氓无产者朱元璋登上了皇位，极为反感儒家的士人精神，看《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朱元璋极为恼怒，愤而制定洁本，删除有关人的独立与自由精神的文字。当传统文化剥离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中国人开始染上了重度“流氓气”。
　　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无限扩张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虽令人不齿，然而在政治高压之下，却成为国人求生存的现实写照。
　　朱元璋为劝导官员不要过度贪腐，在开国初的诏书中曾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明朝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把人民作为鸡狗猪羊牢牢关在里面，没有一丝一毫逃逸作乱的可能。因此，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朱元璋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流氓。他继承了蒙古人统治的精髓--户口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皆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朱元璋在位30年，杀人发二十万，开国的文武大臣基本杀光，仅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杀人即达十万之多。
在明朝，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朱元璋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律令下，苏州才子姚润、王谟因征诏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性格的空间。
朱元璋的统治原则，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于江山稳定的因素，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是全面社会控制，打击商人大户，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当时的命令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村庄，无事不相往来。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随着明代社会的日益腐败，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底层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他们相信，“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因此，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造假之风大兴。假银子虽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种类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艺之巧，都超越了历代，可谓登峰造极。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雍正乾隆朝的文字狱登峰造极
　　到了清朝，中国人的野蛮程度进一步加剧。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靠暴力统治中国，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继续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
　　清朝的几代皇帝前仆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让一个民族彻底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当时的清代名臣张廷玉有一个习惯，下朝归家后把身上带的有字的纸条都要烧掉，也很少跟别人通信。因为家里有文字，将来一旦犯事都会成为罪证。
　　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应该像狗一样地为皇帝服务，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独立意志、个人尊严。康熙非常赞赏朱元璋的村长式治理成就，认为他“治隆唐宋”。雍正在《朋党论》中说：“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在这样的极度专制下，清代的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和创造力，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丧失尊严、人格，无思想无操守，老老实实当奴才，卖命效力，以获得功名利禄，一有机会，他们就大肆贪污腐败，盗窃皇帝的家产。
　　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个清代皇帝们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清代皇帝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把束缚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可以看出，从清朝到民国，很多社会管治办法，其实还有明朝的阴影。
近代
　　欧洲人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之后两千年是一个僵化的历史，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时间停止了。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后，中国的皇朝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权专制和统治技术，发展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牢不可破。它已经渗透、融化在国民性当中....也正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认为自己的国民性存在劣根性，兴起如此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
　　从梁启超到鲁迅到毛泽东，其中有一主题是改造中国人，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
　　梁启超说中国人身上有奴隶性，甘于帝国的统治，甘于暴力的统治，不敢反抗；缺乏公德意识，只有私德意识；缺乏尚武精神。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三大弊病，国民性的三大弱点。要改造中国，关键是改造每个人，通过写小说、办学校、办报纸的方式，思想启蒙，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身上的缺点，唤醒老百姓，然后变成新民。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政治改革的成功。
　　梁启超的思路后来被鲁迅所继承下来。鲁迅经过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后来的二次革命，他对这个制度变革丧失了信心。他说如果没有新的国民，这个国家换什么招牌都是没有用的，不管民国还是共和国，但都是原来的人。所以最先要立人，立人后才能立制度。所以鲁迅整整20年时间，不停写作，写小说、写散文、写杂文，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唤醒老百姓，每个中国人接受了新思想，成为新民众，素质提高了，然后整个中国也就慢慢变好了。
　　鲁迅的思路后来被毛泽东继承下来。毛泽东年轻时曾经主张湖南独立，主张联省自治，就是成立湖南国，不跟别的省一起混，把湖南改造好。他当时对中国国民性的看法和梁启超、鲁迅一样，认为中国人积病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性情懒惰、虚伪相存、奴隶性强、思想狭隘，身上存在非常大的劣根性，必须得把这个劣根性完全打掉，中国人才有希望。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改造了一百多年，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鲜有成效者。好像我们整个素质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还有退步。
小结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现代，特别是元明清阶段，中国人品性的不断劣化告诉我们：不同的制度背景，对民众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
　　无论关民众的笼子在帝王们不懈的努力之下，变得如何固若金汤、密不可破，终究是纸糊的盛世。当外来者闯上门，无论是野蛮的游牧文明，还是高阶的工业文明，必然是溃不成军、一败涂地。
回望1793年，让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中国繁华表象下的贫穷。
　　在副使斯当东眼里，中国的贫富差距，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中国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从于政治。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政治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人们普遍的撒谎、奸诈，毫无荣誉观和尊严感，自然也不能指望所谓的法律来保护个人财产权。马戛尔尼认为，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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