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去年4月，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举办的中国教育论坛上，一位来自贵州山区的校长的演讲感动全场，他没有用英语演讲，他的学校没有走出什么考入名校的学生，甚至他的名字、他学校的名字、他所在的山区的名字，都不被世人所知。但他的演讲得到了台下久久的掌声。


教育没有拒绝的权利。面对那些“有问题”的青少年，我们的教育是正在帮助他们，还是在毁灭他们?杨昌洪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教育的“温度”。

哈佛大学的演讲台上，来自贵州的校长杨昌洪的演讲结束，台下的听众们纷纷站起来鼓掌。杨昌洪赶忙鞠了一躬，准备离开讲台，但台下掌声仍旧未停，听众们也没有要坐下的意思，杨昌洪又立即鞠了两个躬。直到主持人上台，听众们才坐下来。

“这是自己第一次听哭了的会议，别的不多说，暑假一定要到贵州这所学校调研一下，之后尽自己所能帮助。”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一新生朱筠说。
“周围好几个人在流泪，包括我，我觉得这是触碰到听众内心的讲座。”正在美国塔夫茨大学攻读博士的苏少冰感觉非常骄傲，这是中国传统教育家的风范。
（杨昌洪在哈佛的演讲视频。建议在wifi环境下观看）
杨昌洪校长
杨昌洪说，“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在农村这片土地上，教育是什么？”杨昌洪在哈佛演讲台上发问，随即他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教育没有拒绝的权利，教师没有嫌弃的理由，不嫌弃、不放弃、不抛弃每一个学生。”
人们的眼睛，总是被状元和学霸所吸引，差生和所谓“学渣”向来为人所轻视。但是，实际上，对于普通人来说，状元和学霸的大体相似的幸福人生轨迹多半与其无关，而差生和“学渣”的各具特点的不幸人生路径倒是有很大概率与其相交。这其中的道理，也正在“多办一所学校，人间就少一所监狱”的格言中。
哈佛大学的演讲台上，来自贵州的校长杨昌洪的演讲结束，台下的听众们纷纷站起来鼓掌。杨昌洪赶忙鞠了一躬，准备离开讲台，但台下掌声仍旧未停，听众们也没有要坐下的意思，杨昌洪又立即鞠了两个躬。直到主持人上台，听众们才坐下来。
“这是自己第一次听哭了的会议，别的不多说，暑假一定要到贵州这所学校调研一下，之后尽自己所能帮助。”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一新生朱筠说。
“周围好几个人在流泪，包括我，我觉得这是触碰到听众内心的讲座。”正在美国塔夫茨大学攻读博士的苏少冰感觉非常骄傲，这是中国传统教育家的风范。
一、收“破烂”的校长
杨昌洪，男，1982年4月出生。
2004年，杨昌洪办了一所名副其实的差生学校，贵阳行知科技职业学校。招收的学生中，35%在入校前有过不良行为，叛逆的、吸烟的、偷窃的；而学习能力特别差、心理自卑的学生占了60%。
然而就是这样一所没有固定校址的漂流学校，一群曾经打架斗殴、纹身抽烟的学生们，在每一次学校搬迁过程中，都不离不弃，与学校校长、老师一起开垦种地、养鸡喂猪；
每一届学生毕业，都对学校和老师依依不舍；如今马来西亚、新加坡、非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前来考察学习，就是这所没有高楼大厦的学校，却已享誉海外，被国外主流媒体相继报道。这所学校的凝固力来自于他们年仅31岁的校长杨昌洪。
因此，他的学校里80%的学生都曾是问题学生。但他观念是“教育没有拒绝的权利，教师没有嫌弃的理由，不嫌弃、不放弃、不抛弃每一个学生。”以及“多办一所学校，人间少一所监狱”。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教育理念，他才被邀请参加2016年哈佛大学“哈佛中国教育论坛”。他演讲的题目是《教育没有拒绝的权利》，里面有许多小故事让人动容。
“去哈佛大学演讲之前，我还是有些自卑，我们学校简直太简陋，连个围墙都没有。可是到了哈佛之后，我就释然了，这个国际上排名第一的大学，也没有围墙。”
杨昌洪说，“记得每年招生时，我一所学校一所学校地去询问：‘你们学校有你头疼的学生吗，或者成绩让你非常失望的？’经常被一些中学校长称为‘收破烂的人’"。
“去年我们招收的学生中，有一个大姐大，3年没有和父亲讲话了，经常喝酒打架，在学校和老师作对，把尿装进矿泉水瓶放在讲桌上，有一次打架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强烈抗议，要求开除她。”
杨昌洪说：“我想，只要学生还没有触犯法律，我们就应该尽力地去帮助她，而不是加速让她毁灭。我们不能嫌弃她、放弃她、抛弃她，于是我担保下来，用做20件好事来作‘惩罚’，我陪她一件一件地去做，去帮助老人、去关心智障孩子……她善良的天性被激活，慢慢地开始改变。”
这些小故事，一次又一次地让台下的哈佛大学的师生们听哭了。
二、多一所学校就少一所监狱
杨昌洪生长在贵州的偏远山区，从小经历了山里孩子上学的艰难，大学毕业后留在学校工作，回家看见村里许多没有考上高中的青少年“闲散”在社会变成了“闲散少年”，有的变成了社会治安的负担走进了监狱。
杨昌洪在演讲中说，他的办学要从一个故事说起。贵州老家的一位母亲，她的孩子没有考上高中，老师责备他，父母埋怨他，他就离家出走，在社会流浪，帮小偷把风等。这位母亲经过努力把孩子找回来了，却无力改变。她找到杨昌洪，“你不是教师吗，请你帮助我们可以吗？”杨昌洪在演讲当中说，“我连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都无能为力，那么做教师有什么意义呢？”
筹钱困难，他每天住5元一晚的旅社，一天就吃两个馒头，没有资质，他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打听，费尽心力依然毫无头绪，一个月下来自己的积蓄已用尽。父母知道后，就悄悄的卖掉了家里的猪、牛、羊和家具首饰，母亲把治病的钱也省了下来，筹集了一万多，托人捎到了贵阳，后来，就靠这些钱，他在修文县偏僻的大山里办起了一所专收“问题”学生的职业学校，这一做就是十年。
年纪轻轻，工作中他经历过两次病危。十年里他带着支持他的学生搬迁五次，从山外搬进山里，从这山头迁徙到那山头，靠租来几间废弃的厂房为教室，他的学校也被大家称为“流动的学校”。
三、每一个孩子都重要
不屈命运的杨昌洪想让别人眼中的问题学生，在他的学校里待满三年后，变成好学生。
杨昌洪说，“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在农村这片土地上，教育是什么？”杨昌洪在演讲台上发问，随即他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每一个孩子都很重要，我们要用公平、全纳、多元的教育，为学生的生存和发展奠基，让一个个折翼的天使燃放生命光彩。”
人们的眼睛，总是被状元和学霸所吸引，差生和所谓“学渣”向来为人所轻视。但是，实际上，对于普通人来说，状元和学霸的大体相似的幸福人生轨迹多半与其无关，而差生和“学渣”的各具特点的不幸人生路径倒是有很大概率与其相交。甚至，即使是状元和学霸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受制于作为社会“短板”的差生和“学渣”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这其中的道理，也正在“多办一所学校，人间就少一所监狱”的格言中。
来源： 光明网 （ID : gmw_001）、贵州日报、武兴新华等，版权归属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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