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it Founder
Marc Shuman 
创业项目：MORE Health（美国 硅谷）
项目简介：MORE Health是一个跨境医疗服务平台，为患者提供国际专家会诊、赴美就医等服务，其医生主要集中在癌症、心脑血管、脑神经和儿科四大领域。
创业者背景：Shuman医生是美国十大医院之一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UCSF）医学中心的血液肿瘤科医生和终身教授。
Shuman医生说：我已经用了毕生的精力来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做准备，我为此感到兴奋。
（点击播放项目介绍）
不知从何时起，身边越来越多中国朋友开始向Shuman 医生打听如何到美国就医的信息。当遇到重大疾病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已经尝试寻找更先进的技术，希望能够帮助家人得到更好的治疗。然而，医疗费用在美国是非常昂贵的，即便是美国的中产家庭，也难以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负担起住院看病的费用。
如何能让中国家庭在经济能承担的情况下，得到美国医生的专业诊断呢？
这个成为了萦绕在Marc Shuman 医生脑海中的一个问题。Shuman医生曾先后在包括北京大学医院中心、北京大学癌症中心等医疗中心，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讲座。这一路的见闻让Shuman医生比多数美国医生更能感受到中国民众在看病方面需求和医生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也让他比其他人更理解医生的重要性，看到了移动医疗的先机。
所以，当MORE Health跨境医疗服务平台联系Shuman医生的时候，他发现这些年MORE Health做的事情和他一直所想的“医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无国界合作”的理念不谋而合，于是，他加入到了这一风头正劲的跨境医疗创业公司。
现在，作为MORE Health的首席医疗官（Chief Medical Officer，CMO），Shuman医生有更多的机会把自己之前在积累的经验和人脉资源应用到跨境医疗方面，打造中美医疗服务群，实现基于病例的直接性交流，为医疗的教育和培训提供一手的素材。
Grit Founder：
是什么促使您加入MORE Health？
Marc Shuman 
我的一位华裔同事有次建议我和她一起在福斯特市的办公室与MORE Health的首席执行官Hope见面。通过这个机会，我了解到MORE Health在中国医疗市场的目标与我自己在中国参与的一些医疗相关的项目有很多交集。
我认为这可能会是一个有趣和独特的机会——对中国的医疗保健行业产生一定影响力，这也是我自2000年以来的一个目标之一。
Hope的谈吐和MORE Health平台的独特优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一家2011年在硅谷创立的公司，MORE Health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完成了三件大事：
  • 经过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批，构建了MORE Health这个以医疗平台为基础的医疗机购；
  • 签约了超过500个最顶级的美国医生，每年美国都会公布顶尖医生排名，MORE Health签约了这些名列行业前1%的医生，帮助全世界的患者；
  • 帮助病人定制化地全球180个法定管辖地能享受有保障的全球医疗责任险。
当了解了这些骄人的成绩后，我欣然接受Hope的邀请，加入MORE Health担任首席医务官，希望将自己与中国军队医疗中心和五星级大学医学领域工作的合作经验应用到MORE Health的平台上。
Grit Founder：
您如何看待数字医疗产业所面临的机遇？
Marc Shuman 
数字医疗（DH）可以帮助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医生和患者迅速获得美国各大知名学府和医院的医生和专家的诊疗意见。但是，数字医疗的模式各不相同。尤其是涉及到中美之间的差异，包括语言差异、实验测试结果标准的差异、和药物的单位及其剂量的差异、病理学和放射学图像的差异等。这些医疗系统的差异，使双方的沟通异常困难。
针对这一差异，MORE Health的数字平台体现了突出的交流优势，使得美国的医疗专家可以快速掌握数据，及时评估患者的病史并了解他们的需求。数据和信息的质量越好，医疗服务和咨询的质量也就越好。此外，针对医疗咨询的反馈和方案，MORE Health的双语数字平台提供了非常专业和高质量的翻译。医学案例经理提供同传翻译，方便患者，医生及其家属之间的口头交流。除了报告之外，在案例服务结束后，患者和家属可以随时在平台联系医学案例经理，咨询其他相关医疗问题。
Grit Founder：
您如何看待中国医疗健康市场?
Marc Shuman 
中国政府在改善卫生保健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 那就是没有足够的医生。根据我过去17年在中国多个城市合作交流的经验，各地区医生的水平并不均衡，质量相差很大。优质的医疗中心主要集中分布在大城市，但是还是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许多医院尚未就医疗服务形成统一的水准。这种现实的需求同时也促生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商机。
包括私立医院在内的其他商业模式，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我相信他们的成功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只是涉及到很小的一部分市场。而且，中国最好的医生一般都是在政府资助的三甲公立医院。即使这些私立医院与美国学术机构有一定联系，但实际的影响力却很小。此外，一些优秀的美国大学医疗中心已经与中国的医院建立了联盟。然而，这类资源很少能够触及普通患者。因此，我认为这种做法的意义非常有限。
像默克、辉瑞等西方国际制药在中国取得重大进展，主要业务遍及上海和北京。然而，所有的基础药物研发工作都自西方实验室。中国的新药研发极为有限。药物开发的商业投资具有巨大的潜力。然而，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开发的新结构至关重要。中国可以从西方的生物技术创业公司的历史中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在生物工业的发源地，各大生物科技公司聚集的旧金山湾区。
 Grit Founder：
MORE Health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跨境医疗？
Marc Shuman 
MORE Health采取双管齐下的做法。高效的沟通和先进的技术是MORE Health的基石。
MORE Health拥有的国际人才擅长弥合普通话和英语之间的差距，而不是依靠第三方的翻译。我们的双语团队直接与患者的医生和家人交谈。这种个人的接触可以使我们的专家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患者的问题和需求，这对成功的会诊至关重要。
此外，所有患者的数据都转换为英文，包括实验室检测结果的等效单位。特别重要的是，MORE Health的数字技术允许美国医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查看患者的病理和所有X光，CT，MRI和PET图像。MORE Health员工熟练的普通话和英语使我们的专家很容易理解这些患者的信息。同时，我们的团队会把美国专家的意见和会诊报告翻译成中文，同时与患者沟通，协助专家进行后续的随访。
 Grit Founder：
MORE Health的跨境医疗中，病例的诊断是如何进行的？
Marc Shuman 
MORE Health成立了一个非常出色的美国医学顾问团队，这些医学顾问是来自MORE Health建立合作的多个医学中心，并且他们在各自领域内，比如乳腺癌、胰腺癌、结直肠癌等领域，是非常著名的专家。这些专家对担任MORE Health医学顾问一职怀有极大的热情，一方面是因为MORE Health平台使用起来十分便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与中国医生合作，一起切磋，提供高水平的治疗和持续的医疗随访很有动力。
此外，我们与中国的优秀医师和医疗中心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医生和医疗机构会向有需求的患者积极推荐MORE Health，为患者提供可以寻求第二意见和探索在美国获得治疗的选择。
Grit Founder：
关于医生资源， MORE Health在美国有何优势？ MORE Health的医生主要擅长哪些领域？
Marc Shuman 
MORE Health拥有一个擅长各种类型癌症的全国专家团队，而像MD安德森，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等机构的国际咨询服务则仅限于该机构的医生。在MORE Health，我们的医学顾问是来自美国各大医院、医学院、以及医学研究机构的教授。美国没有一个机构，无论多么著名，可以做到擅长每一种类型的癌症。此外，MORE Health与包括北京，上海和天津在内的数家中国三甲医院已经建立了很强的合作关系。
 Grit Founder：病人可以从你们的医生得到什么样的服务？
Marc Shuman 
首先，我们会根据病人的病情精心挑选具有相关专业知识以及经验的医生。这些医生在专业方面具有很强的教育以及临床背景，目前也十分积极地参与临床治疗及病患管理。
随后，我们的医生顾问会根据提供了病人提供的所有病史信息，包括病理和放射影像资料，提供他们的看法和评价。作为顾问，他们会就各自负责的具体案例提出诊断、具体治疗、是否需要进一步检查以及如何实施等方面的意见。
其次，我们的顾问也会参与到病人和他们的主治医生之间的对话中。每个医学顾问都能及时解释其提出的建议，回应病人或其医生的问题。
此外，作为首席医学官，我会对每位顾问的表现和贡献进行年度评估。该评估是一项质量控制机制，并可用于决定顾问的去留。作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生和教授，过去我曾提供过1000多次关于病人治疗方面的咨询，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经验和判断。
Grit Founder：
从UCSF的教授、临床和科研主任，到MORE Health的CMO，最令您兴奋的体验是什么？
Marc Shuman 
最让人兴奋难忘的经历倒不止一次。我一直喜欢帮助不幸罹患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疾病的患者。这方面让人兴奋的是，当其他医生一筹莫展时，我能够像一名“医学侦探”一样，做出准确的诊断。此外，每当我在实验室中得到重要的也涉及到能改变患者健康的医学发现，这种成为一名科学侦探的感觉也十分让人兴奋。就像几年前，我创立的一家公司，开发了一种全新的有潜力治疗某些类型癌症的新药，现在这些新药已经准备被投入进行人体I期临床试验。如果我们的药物最终获得批准，我的愿望也将实现。
从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我就对我个人有可能在中国医疗市场上产生的影响感到非常兴奋。我如今仍然“兴奋”，因为我能看到一个更加清晰的道路，也比以往更加明白我具体能够做的是什么。我的一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名科学家也是一名企业家，曾经对我说过，我们已经用了毕生的精力来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做准备。我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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