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日常生活 | 霍俊明专栏

　　也许，在更多人看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一种常识或公开的秘密。1901年到2016年间，因抒写国家和民族以及地方性的“现实”“生活”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大约在50位，显然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并非虚言。由此，我想到李敬泽几年前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一段并不轻松的发问，“在一次会上，一个作家朋友赞同地转述另一位作家的话：这个时代， 生活大于想象，大于虚构。口吻好像是在念诵警句，但我不知道他想过没有，是否有一个时代，想象和虚构竟然大于了生活。”文学与生活是看似可证实实则难解的并不轻松的话题，尤其具体到不同时期的形形色色的文本，其尴尬、分裂、吊诡和龃龉竟接踵而至。有时，常识也会成为禁忌，秘密只在少数人那里享有。

　　当我们谈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时，往往会蹈入到从理论到理论的话语自证的“概念史”体系，与此同时因为认识的差异而在“观念史”“功能论”的层面强化一个维度而忽略了其他层面的复杂性和合理性。谈论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时，更为复杂的还会牵扯到对文学和生活的差异性理解，而文学和生活本身就是极其复杂的动态结构和历史化过程。这一动态结构因为流动、变化和开放而形成了差异性的生活认识，比如海德格尔关注的是“沉沦”式的日常生活，兰波则强调“生活在别处”，米沃什、布罗茨基等则强调“生活的见证”，而洛威尔等自白派诗人则无限强化了日常生活的隐秘性和私人经验（比如洛威尔的《生活研究》的生活隐私的传记性）。而生活的边界和层次性（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关系、轻重大小的等级关系、个人生活、公共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分区关系）、写作者的差异性体验和现实态度（介入或疏离）、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下时代、民族、区域、阶层的伦理化判断、生活进入文本的多渠道以及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龃龉和不对等性等等，这都使得谈论“文学与生活”多少会因“顾此失彼”而导致偏狭、极端或者缺乏具体指涉而显得宽泛、“无物”。质言之，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模仿或反映，而既是修辞关系和改写关系、又是现实关系和伦理关系，甚至不能回避带有意识形态性--有时生活未必不是政治。

　　为了避免抽象化、概念化、主观化地谈论文学与生活，我主要想谈论下诗歌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并更多将其放在当代汉语诗歌历史情境中。“怎样才能站到生活的面前”，这句诗出自诗人侯马。而就当代汉语诗歌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而言，诗人应该通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求真意志和精神词源在写作中重建“当代经验”和“日常真实感”，进而承担文字的“诗性正义”。这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诗歌与生活是一种空前复杂的咬合式的互动结构，是修辞语言和社会效忠之间的博弈，而非简单的平衡器和传声装置。当然在特殊年代也存在着类似于卡夫卡所说的“少数文学”极端的写作状况--所有私人的生活史直接等同于政治的、公众的历史。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殊的诗歌“发生学”机制，而时下在不断强化诗人“现实生活”和“当代经验”的吁求中，在诗人与公共空间的互动上，如何把个人的日常生活转化为精神生活，如何把个人现实经验转变为整体性的历史经验，就成为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命题。尤其是在一个自媒体全面敞开的时代，在一个新闻化的焦点话题时代，在全面城市化的去除“乡土性”的时代，为何“生活”重新成为写作者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值得深入辨析。为什么诗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而又难解？诗人在处理当下生活的时候该如何有效地发声？这种发声是否遇到了来自于主流的非文学因素的影响或挑战？当下诗歌正在流行的文化氛围和文学趣味中成为时代的“见证”。然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诗学问题是很多写作者在看似赢得了“生活”的同时却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美学道德和诗学底线--社会学僭越了文学，伦理学超越了美学。也就是说，很多诗人充当了布罗姆所批评的业余的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的角色。

　　日常生活与诗歌写作既是修辞问题又是现实和实践性问题--比如具化为题材、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可写的和不可写的、允许写的和不允许写的，同时也像“没有晚清，何来五四”那样是历时性的“传统”话题。有学者就认为中国诗歌史上真正奠定了日常生活诗歌传统的是杜甫，而此前的诗人并未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而在英语诗歌中，德里克·沃尔科特则指认直至拉金的出现才使得“日常生活在英语诗歌中获得了极其精确的定义”。而当我们必须谈论诗人与生活的关系，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杜甫是以怎样的话语方式抒写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歌时代。为什么偏偏是杜甫而非他人被认为是“诗史”，而他的诗歌也被视为是对一个历史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呈现？比如我们可以追问，同样是在唐朝生活的杜甫同时代的诗人，他们也深处于动荡的社会生活之中，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写出杜甫那样的诗歌？难道他们的诗歌与生活和现实没有关系吗？尤其是在明代，杜甫有那么多的追随者、模仿者，但是那些与彼时生活和现实相关的诗文偏偏被时间公正而无情地淘洗掉了。在当代中国，“向杜甫学习”“反映生活”的呼吁和提醒并不少见，然而却在伦理化的道德论调中简化了诗人与生活的关系，窄化了诗歌的多样化功能。而1978年以来，在中国的先锋诗歌界援引最多的就是里尔克的那诗句“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 / 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但是很多中国诗人是从生活和作品的冲突和紧张关系来理解这句话的，而恰恰忽略了里尔克原诗中此句最为关键的结尾处的那个问号。也就是说，诗歌与日常生活之间并不是单一的内在的紧张关系，而是存在着诗人与生活、诗人与母语、诗人与自己的多种可能性关联。米沃什所说的“诗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后重写的羊皮纸文献，如果适当破译，将提供有关其时代的证词”无疑具有重要性，但是那些暂时逸出、疏离了“日常生活”的诗歌并非就不具有诗学意义上的重要性，而这正是诗歌史的两面，最关键的仍然是诗歌表达的有效性。而1980年代在北岛等一代诗人那里强化的是诗人的精英立场、批判意识以及对生活的有力回应与反击，诗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强化使得作为“写作手艺人”的身份退居其次。这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但是一旦超出了这一历史时段而放置在更长的时间序列中，这种紧张关系就必然会因“时过境迁”而受到了质疑，比如臧棣对北岛的尖锐批评就与诗歌与生活关系认识的差异性密切相关。

　　自1980年以来诗歌界谈论最多的就是诗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比如以于坚、韩东等为代表的“日常写作”“市民精神”重新发现了诗歌的另一个秘密，并在诗歌中以“精神事件”的方式再次激活了“生活”。这也是对诗人责任的重新认识，比如韩东对以往诗人作为政治动物、文化动物和历史动物的尖锐批判（《三个世俗角色之后》）。但是，诗人对生活的认识以及生活进入诗歌的方式是如此的不同甚至充满歧见。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解与写作实践不仅与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有关，也与诗歌文体认知的差异性有关。当代中国诗人就写作和日常生活的关系还大致形成了“现实 / 生活中心主义者”和“审美 / 修辞主义者”，而二者往往不是平行、对等的，而是紧张甚至对立的，没有做到像米沃什在《艺术与生活》中那样的全面、深刻和公允。这是诗歌观念在不同时期的指向、偏移、倚重以及“纠正”所导致的结果。正如张曙光后来所反思的那样“一些人不接受日常性，也是因为日常性与传统意义上的诗意格格不入。”比如诗歌作为审美话语的自足性与作为历史话语的社会性，在很多诗人认知那里同样是二元对立的，这体现为唯美遣兴的“隐逸派”与激烈尖锐的“公知派”。而对此能够予以融合的诗人则非常罕见，“刺入当代生存经验之圈的诗，是具有巨大综合能力的诗，他不仅可以是纯粹自足的、甚至可以把时代的核心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陈超）是的，一个常识是任何人都在生活之中，但是生活进入诗歌却不是“顺理成章”的，甚至会在某个特定历史节点成为禁忌，“近十几年，生活，或被公认或被默许为一个犯忌的词语，小说家、艺术家和大多数诗人都愚蠢地回避它，迫使常识成为少数人拥有的秘密：从现实生活产生伟大的艺术。”（肖开愚）这就是所谓的生活常识与写作知识或少数人秘密之间的不可协调性。尤其是上个世纪末爆发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一时无两的盘峰论争本质上仍然聚焦于这一命题，两个“阵营”对生活和诗歌（诗性）的理解更多地带有了义气性和意识形态性--强化了差异而忽视了相通性，随之诗歌中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具有了“诗性政治”的倾向。

　　新世纪以来多元文化语境尤其是新媒体生活使得“生活碎片”“底层生活”“阶层身份”在诗歌写作中得以轰动效应般地呈现，吸引了社会和公众的好奇眼球。但是就写作经验和生活经验来看，当下也已进入到阿甘本所批评的“经验匮乏的时代”。诗人必须重新估量生活，重建与生活的关系，在有效性的层面重新发现写作与生活的双重经验。而从诗人与生活的隐喻层面来看，诗人就是那个黄昏和异乡的养蜂人。他尝到了花蜜的甜饴也要承担沉重黑暗的风箱以及时时被蜇伤的危险，“心里想着‘甜美，甜美’。 / 孵巢灰暗，一如贝壳化石 / 令我恐惧，它们似乎很老”（西尔维娅·普拉斯《蜂螫》）。此时，我还想到另一位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诗句--“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我们可以确信诗人目睹了这个世界的缺口，也目睹了内心不断扩大的阴影，但是慰藉与绝望同在，赞美与残缺并肩而行。这是一种肯定，也是不断加重的疑问。这也许正是诗人所面对的生活，或者正是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那一部分秘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