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人简介：
杜永波，现任华兴资本董事总经理、华晟资本合伙人。自2006年加入华兴资本，杜永波长期负责华兴私募融资业务，主导完成了包括美团、赶集、美丽说、途家、优信拍、唱吧、神州租车等项目的私募，以及达达与京东到家合并、乐视收购易到用车、中软收购PICA等数十亿美元的并购交易，2016年转任华晟资本的合伙人，主导投资了一批处于高速成长期的优秀公司。

华兴资本董事总经理、华晟资本合伙人杜永波
作为华兴资本的董事总经理，杜永波经手处理的重大私募、并购案不计其数，在华兴资本做了十年的FA业务后，他获得了“中国互联网创业者最想见到的人”的美誉。2016年，杜永波将工作重心转向直投基金——华晟资本，从FA到投资人的转身，让他对于投资产生了新的看法，他相信只有最好的公司才能创造超额回报，坚持“投最好的公司”的理念，重点捕捉行业Top 2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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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公司才能创造超额回报
新京报：以前在华兴资本做FA(财务顾问)，到现在在华晟资本主管投资业务，二者有没有什么不同？
杜永波：做FA更多地是找企业独特的方面，找到了它的长处，就想市场上肯定有相应的投资人会喜欢这样的公司；做投资时，除了考虑独特之处外，更多地要想这个企业有没有明显的短板。
新京报：这是为了更好地控制风险？
杜永波：对，因为做投资子弹是有限的，而且我们是做中后期且是重仓策略，这儿开一枪，别的地方就少开一枪；对比而言，做FA主要是人力，带宽的灵活程度比较大，市场上的投资人很多，有不同的喜好，总有一款适合你。而做投资，必须投准各方面都符合你的投资策略、让你满意的企业。
新京报：有人说从FA转型做投资有天然优势，你觉得有吗？
杜永波：有的，除了共同的对行业、资本市场的了解之外，还有几点是一般投资人可能不具备的。一个可能是对创业者的尊重和敬畏之心，做FA的时候我始终和创业者站在一起，知道他们的不易。这样就更容易和创业者建立良好的关系。甚至很多案子最终没投，我会反思也许是我们没看懂，因为投资是一种遗憾的艺术，永远不可能把好的项目都投了。
另外，做FA训练了我们看到终局的能力。中国市场变化很快，有的公司刚出来时感觉很牛，但是过半年就不知所踪。做FA对原互联网里主流玩家、主流基金的想法思路了解较多，包括平台信息数据的汇集，使我们对事情看得比较长远，从而能够更好地规避一些投资风险。
新京报：在投资上，你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杜永波：我们有四个投资标准，第一点就是看赛道够不够长，行业的天花板是不是足够高，我们更倾向于投资万亿级市场中的领头羊；第二点我们要投到行业里Top2的公司，我相信只有最好的公司才能创造超额回报，在互联网领域，马太效应很强，行业老大占百分之六、七十的市场份额，老二可能占百分之二十，其它人分摊剩下的市场份额。
第三点，创始人和团队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因素，在这方面以往做FA的经历也给我带来很多帮助；第四点则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被投项目是否具备核心竞争力，护城河是不是够宽。我们非常关注项目在品牌、用户数据、技术和产品上是否有积累，才能不被轻易的超越和仿造。
新京报：所以你经常说“宁可投贵，不可投错”？
杜永波：对，投到一个行业的老三老四，就可能血本无归，投到老二可能会有回报，但投老大肯定会有超额回报。老大出来，肯定有很多投资人盯上，价格就会贵一点，但是经过两三个月的增长，回报就能完全把高出的估值覆盖掉。
新京报：很多人都想投中行业老大，但是在早期发现它们并不容易，怎么才能做好投资？
杜永波：做投资一定要有好奇心、敬畏心、平常心。互联网行业新人、新模式、新技术层出不穷，创业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做投资投的是项目的成长，任何企业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起起落落，投进去就要有三五年后才退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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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时别高估自己的整合能力
新京报：目前对于投资机构而言，主要的退出渠道是哪些？
杜永波：主要是并购和IPO两种，在国外市场，80%的企业是并购退出的，只有20%的企业能最终上市。在中国，因为原来很多项目创始团队比较抵制并购和售卖企业，所以可能IPO这种退出渠道占比更大一些。
新京报：去年和今年，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发生了许多大的并购案，是不是现在市场对于并购的态度有了变化？
杜永波：是的，最近两年，中国企业的创始人对于并购有了新的认识，也更愿意接受这种方式了。IPO通道受阻，就现在的资本市场而言，并购反而是比较好的资本退出途径，当然还要结合具体的案子来判断。
新京报：自2015年下半年，上市公司对于VR公司的并购热情有增无减，这种并购背后真的都是处于战略发展的需要吗？
杜永波：我个人认为不完全是，具体要看它的主营业务是否和并购企业的业务有战略协同，如果完全不沾边，为了炒概念、抢噱头并购VR公司，多半是为了刺激股价。并购后成为上市公司第二主业务、第三主业的公司我也不看好，他们多半不具备管理好这些业务的能力。
新京报：你曾主导过许多知名的并购案，在并购过程中，买方容易掉进哪些坑？
杜永波：对于买方而言，很多人会高估自己的整合能力。同行业之间的并购还好处理一点，离得较远的行业并购后想要做好其实很难。从整合角度，好的买方应该和卖方在公司联合成立PMI（并购后整合）小组，在并购后六个月这个组织机构都应该存在，保证过渡融合顺利完成，发挥整合效应。

华兴资本董事总经理、华晟资本合伙人杜永波
新京报：那对于卖方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杜永波：人在涉及利益时才更真实地展现出本来面目。我做过很多并购案例，卖方在分钱时，打得一塌糊涂。公司融资时，反正是肉烂在锅里，钱进来，大家利益是一致的，但现在公司要卖了，团队和股东都要拜拜了，经常会做最后的利益斗争，卖方有时会因为一件小事去耽搁最后的并购，所以创业者在选择谁做股东时要有一定的考量，应该选择那些合理且友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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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散户化”和“VC产业化”都不能持久
新京报：面对中概股回归潮，国内很多基金成立了专项基金，还诞生了VIE架构回归母基金，这种现象合理吗？
杜永波：所有存在的现象都有其合理性，关键要看这种现象是否可持续。投资机构分为两种，一种挣的是企业成长的钱，一种挣的是制度性套利的钱。投一个案子如果两个能都赚了，自然更好，如果二者不可兼得，还是要注重企业的成长性，企业成长较快，就算要去排队IPO，排几年心里也不慌。如果只投制度性套利的企业，那就会受到各种政策风险的影响。所以，在任何资本市场，如果企业没有成长，很难想象会获得较高的回报。
新京报：听说中概股回归潮还催生了一个怪现象，就是PE散户化。
杜永波：是的。中国资本没有完全市场化的体制，很多人看到了制度性套利的机会就想去尝试，很多散户不相信专业团队的判断，认为自己就能做决策。而大批中概股集中启动私有化，市场上都看准了套利机会，很多本应PE承担的专业工作失去了专业性，被一层层分拆嵌套，最终由大量散户承担。
新京报：在PE散户化的同时，我们注意到部分 VC也“产业化”了，开始去二级市场做定增了，这种现象合理吗？
杜永波：在海外市场估值太低，国内IPO排队太长且重组较易的背景下，大量VC通过定增等方式进入A股上市公司，反过来看，还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不够市场化，IPO审批制和排队时间过长，使得这个通道是扭曲的，逼得一些人等不及就老想一些歪主意，赚快钱。
我个人并不赞同这种做法，这个行业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投资人还是各管一段，你的本事在哪里，就管好哪里的工作，赚你最有把握的钱。
新京报：你认为这两种现象能持久吗？
杜永波：肯定不能持久，今年可能还看不出来，再过两年，有一批人就会亏得血本无归，他们会得到教训，长期来讲，这种现象不会成为市场主流。因为去年大部分机构都去追逐制度性套利的企业，而忽视了对于企业成长性的判断，如果所有人都只追逐制度套利的机会，这种渠道就会变得没有价值。
新京报：今年5月，“证监会暂缓中概股回归A股”的消息传开，这个时候再去投私有化回归类公司，风险是不是很大？
杜永波：确实有一些公司因此暂停了私有化进程，如果投资，投资风险也会变大。但在中国要和资本市场共舞，你就必须接受政策风险这个事实。核心还是要抱着长远的心态，更看重企业的基本面，这样短时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也就相对可控。
华晟资本介绍：
华晟资本由华兴资本于2014年发起设立，是一支专注于投资新经济领域创业型企业的私募股权基金，重点关注成长期（B轮以后）与成熟期（含Pre-IPO）项目，基金总规模超过80亿元，代表项目有找钢网、汇通达、合全药业、分众传媒、分期乐、英雄互娱、链家网等。
新京报记者  王鹏、实习生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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