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们通常说宋弱清强，我从史料上选取了18个细节，对比了宋代与清代的不同。这么比较有好的地方，可以见微知著、一目了然地看出两个时代的差异，但也有坏处，即容易以偏概全，挂一漏万。
 文章发出后，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在知乎上看到有网友对我的意见逐条作了很不客气的反驳，有意思的是，又有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对他的反驳很不以然，又逐条作了反反驳。现在我将我的原文、网友反驳、网友反反驳都一字不易贴出来，到底谁更有道理，诸位自行判断。
 为便于区分，我的原文用一般字体显示，反驳我的网友（网友A）意见用了下划线，反驳他的另一位网友（网友B）的文字，换成另一种颜色。
1、[文人煽颠]
        四川有个文人，献诗成都知府：“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鼓动四川割据独立。成都知府赶紧上报朝廷。宋仁宗说，“老秀才要官耳，不足治也。给他个小官。”
        六百年后，又有一个叫曾静的文人，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雍正掀起一场文字狱，然后，乾隆将那曾静咔嚓掉了。
网友A：宋朝大家都知道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 一个小小的知府顶得了屁用？曾静那边却是以华夷之辨在吹岳钟琪的耳边风 他老岳还是个有军权的汉人 这种层次的造反 雍正没有砍他 大义觉迷录那么有名忘了？ 乾隆看不惯他砍他有何不可？
网友B：宋代知府不敢造反跟“积贫积弱”半点关系都没有，真正的原因是宋朝的守内虚外政策。精兵全部收到中央做禁军，地方上只有老弱病残组成的厢军（少数边州除外），造反就是找死。
        清代川陕总督和陕西巡抚同城而居，最近的军营就在西安东北的满城正中，他岳钟琪要是敢谋反，一样是找死。对于曾静，雍正的原话是“作一出奇料理”，并曾经下诏：“后世子孙不得追究诛戮”，但乾隆把他杀了。另外，雍正放过了曾静，却对吕留良家族下了狠手[1]。献反诗和投反书，都属于传统“十恶不赦”中的谋逆罪，处理的不同正好看出皇帝气度和自信上的差别。
2、[大臣密奏]
        宋真宗问宰相李沆：“一些大臣有密启，为什么你没有？”李沆说：“臣有公事则公言之，何用什么密奏？搞密奏者非谗即佞，我深为厌恶，岂可效尤？”
        到了清代，官员则以获得密奏之权为荣，浙江布政使请求雍正：“藩臬皆赐折奏，仰恳圣恩，赐臣一例用折”。获准，像狗一样兴奋得直摇尾。
网友A：密奏这个玩意儿 清代都是要归档的 有记录可以查询的 是为了更好的防范官员勾结 是中国专制统治的有效措施（像狗一样兴奋得直摇尾）这作者说的好像如亲临看见布政使像狗一样兴奋。
上面那个段子至少能说明宋代从真宗开始有密启 李沆不用 其他人不用了？ 有无归档？ 谁写谁的小报告你知道吗？密启给了政事堂还是枢密院看过了？读书不会思考，只会一字一句的区校对，这何读书死有何区别？
网友B：宋代的密奏主要是通过内侍这个渠道直接递交皇帝的，这一点沿袭自唐朝。这一渠道效率高、保密性好，但容易被用来打小报告，也有便利宦官插手政事等隐患，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宋朝的皇帝利用这一渠道时通常比较谨慎[2]。清朝皇帝以一族统治一国，普遍有危机感，因此要依赖密奏来加强控制。密奏不过使皇帝能扳回一点信息不对称的劣势而已，要达到监督官员的目的还远远不够，而且，它能起作用的前提是皇帝足够精明。
        密奏制度能够强化独裁君主的权力，但后继者的素质如果劣于前代君主（这正是皇权传承中的必有现象），那这一制度必然发生蜕变。从是否依赖密奏这一点上，既可看出宋清两朝在政治风气上的不同，亦可见出臣僚格局的差距。宋代有据可查的密奏从太祖时就有了，随手一搜何难？这一条跟校对何干？是谁不会读书？
3、[君主逼格]
        宋朝的仁宗皇帝似乎没什么主见，政事无论大小，都交给廷臣公议，议出一个结果来再施行。所以时人说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清朝的乾隆非常有主见，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又识武功、打仗、杀人、写诗(看到名画文物就题烂诗)、泡妞、制造文字狱，啥都懂，自号为'十全老人'。
网友A：所以宋仁宗屁事不做 唯一做的就是软蛋怂包 所以大臣们才给他一个仁字 你们以为全交廷臣议事就能出现君主立宪了？ 而乾隆的汉文化非常之高 武功的新疆 西藏 云南 都是他手下拿捏出来的 可与宋仁宗一拼否？四库全书（这个简直可以重开一贴说了四库就是文化瑰宝被网上的盲流子黑成那样）制造文字狱掐掐反应专制皇权的加强。
网友B：“廷议”是自汉朝就有的一项制度，目的就是集思广益，找出最好的处理办法，找到最合适的执行人选。宋代的洪迈总结过，按廷议结果执行，少有败事。
        乾隆自吹自擂，独断专行，还说出“本朝无名臣”这样的话来，在位期间的文字狱多数是他自己吹毛求疵搞出来的，拿什么跟宽仁俭素的宋仁宗比？这一条比较的是皇帝格局上的差距，拿武功出来跑题算怎么回事？后面的什么修四库、文字狱也全都跑题了，真要较真的话，修四库全书时禁毁的书有多少？篡改的有多少？有哪位校勘古籍时拿四库本当底本？
        搞文字狱一句“加强皇权”就有理了？专制皇权的加强还是一件好事？跑题也就算了，有理不会好好说理么？拿“软蛋怂包”这样的话来评价人，无异于在自己额头上贴上“没教养”三字，望你自重。
4、[伶人问政]
        宋徽宗时，有伶人演滑稽戏，讥讽宋朝的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
        清时，内廷戏班演戏，因曲伎俱佳，获赏赐酒食。席间一伶人无意问，当今常州长官是谁？雍正暴怒：“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命人将那伶人打死了。
网友A：弄权放政搞得国破家亡的徽宗 也好意思跟意志坚定跟所有文官集团作对一心一意推行一体纳粮火耗归公的清世宗作对比？
网友B：这一条是论事，而喷子是论人，且仍然没有喷到点上。宋徽宗当皇帝比起雍正来差远了，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这一事件上表现出甩了后者十条街的风度。伶人问政从战国时就有了，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但像雍正这样神经过敏的，从前的朝代里真没有。
5、[朋党风险]
        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为朋党正名，提出君子结党之说，开北宋政党政治雏形之理论先河，让宋仁宗“终为感悟”。
        六百年后，雍正对欧阳修之论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异说”，还杀气腾腾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网友A：欧阳修死之后的事情 新党旧党掐的你死我活 稍微看点宋史的都看不见危害吗？
网友B：就事论事，欧阳修此文翻案翻得并不高明，至于所谓“开北宋政党政治雏形之理论先河”更是近乎胡扯。北宋根本没有什么“政党政治”，只有党争而已。帝制下的党争，与今天所谓政党政治完全不是一回事。党争只有在专制皇权被削弱时才会发生，本质是争权夺利的官僚集团互相倾轧。
        雍正的《朋党论》和欧阳修的都是针对时事而发，谁有道理，尽可讨论，但若论容人进言的雅量，雍正输给宋仁宗不止一点半点。

6、[谥号风波]
        夏竦死了，宋仁宗赐谥号“文正”。刘原父很不爽，上疏质问皇帝：“谥者，有司之事，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后改谥“文庄”。
        六百年后，尹嘉铨给乾隆皇帝上疏，为他老爹请谥，并请从祀文庙。乾隆大怒：你尹嘉铨算什么人，“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令凌迟处死。后开恩，改为绞立决。皇恩浩荡，没有犬决。
网友A：皇权加强的体现 不多说
网友B：一个是反对皇帝的诏令，一个是拍马屁夹些私货，最后的结果充分说明了皇权加强的后果是什么。宋仁宗的好名声来自他从善如流，乾隆的恶评来自他只听拍马，不听意见，甚至拍错了也不行。
7、[宰相职权]
        程颐对大宋皇帝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宋朝皇帝也没觉得程先生说的有什么问题。
        六百年，乾隆对程颐这句话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判程颐，意思是说，你一个臣子，居然敢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你这是目无君上，此尤大不可也！
网友A：朱四四废了宰相咋算？细看宋史，除了宋仁宗对待宰相算恭敬，其他皇帝有对宰相还掏心掏肺了？
网友B：要比较的是宋朝和清朝，拿明朝出来算怎么回事？程颐只是经筵的讲官，从没当过宰相，宋代除了党争时期外，对宰相一直尊重，历历可考。明清不设宰相，初衷是以皇帝兼职宰相，但这必须在皇帝精力过人且勤政的条件下才成立，否则相权就会转到近臣手中。而且，这一段说的不止是尊敬宰相的事，同时也涉及古代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宋代的读书人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可以满怀理想以天下为己任，明朝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此一脉相承。而到了清朝，只允许老实听话，做好奴才！

8、[士子尊严]
        宋神宗一次与程颢论及人才，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立即质问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只好耸然曰：“朕不敢！朕不敢！”
        六百年后，我大清盛世，纪晓岚为协办大学士，尝论国事，遭乾隆叱斥：“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
网友A：宋朝的士子尊严 尊严到最后 被他们所说的蛮夷下跪了 又是个例看成共例的故事。宋朝没杀士子，牵强附会给宰相穿小鞋（蔡确） 恶毒报复党派之争（司马光）不够？
网友B：宋代士子有尊严，这跟对外不利，战败求和或亡国是两件事，没有因果关系，更不是个例。旧党借文字狱贬死蔡确，新党章惇为了报复想掘司马光墓而未成，这都是党争，不是针对士子的普遍打击，拿这两者跟清朝相比，那才是真的把个案当普遍。

9、[义庄救济]
        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其中有条规矩：凡族人嫁女，给钱三十贯；出嫁的女儿若因故改嫁，给钱二十贯。可见宋人对女性改嫁是持怜悯态度的，尽可能给予人道资助。
        到了清代，范氏义庄的规则改为鼓励寡妇寻节：达到守节年限者可领双份米粮资助，如果“失志不终者”，则不予资助。这便是宋清两个时代精神的差异。
网友A：南宋发光发大的程朱理学屎盆子都要往清朝上面扣 请穿越回去拯救中国 清初鼓励女性不裹脚 不知道哪个朝代喊的裹脚？
网友B：程朱理学是在南宋后期的理宗朝才受到皇帝尊崇的，在明清一直是官方正统政治哲学。宋代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前一种情况占主流。理学产生于宋朝就赖宋朝，那你考试不及格是不是要怨蔡伦？裹脚的问题和辫子一样，开始不愿接受，后来不愿放弃，清初提倡了一阵之后还有下文么？辫子倒是严格要求了。能举出一个清代切实改善了女性生存状况的例子，才能算扳回一局。
10、[对外贸易]
        987年，宋太宗派遣使者，带着敕书金帛，分为四路前往海南诸蕃国，招徕蕃商来华贸易。
        大约八百年后，1793年，大英帝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希望中英通商。但乾隆老大拒绝了这一要求，给英王复信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想象一下，如果跟马戛尔尼相遇的是宋朝。
11、[门户开放]
        南宋时，北至淮南，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南至广州湾、琼州海峡，整个宋境的海岸线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
        到了清朝，先是厉行三十年海禁，康熙后期才设四口通商，但他的龟孙乾隆又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关闭江、浙、闽海关，只保留广州一个口岸与西洋、南洋通商。
网友A：10、11来说 宋朝的对外贸易额度和清朝对外贸易额度不是一个层次 都说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 宋朝在经济量上根本不能跟清朝比 说乾隆龟孙 想看点正常史料的各位 还能看得下去吗？很明显的偏颇性 乾隆那个一口通商又要讲噼里啪啦一大堆
网友B：此处谈到的是对外开放的态度，不是贸易额度。如果要谈额度，那就得有数据。我没有查到宋代海外贸易额度的统计数字，如果有可靠的数据来源，请拿出证据来。说到经济总量，如果用岁入来衡量，北宋初期太宗、真宗年间大约在6000万贯上下，仁宗之后多次超过1亿贯，南宋经济复兴后也达到1亿贯[3]。清代前期顺治、康熙年前在2000-3000万两左右，乾隆至道光年间则普遍在4000万两上下[4]。即使不考虑白银比价的变化，宋代也胜过清代，你说宋代经济量不能与清代比？

12、[重商轻商]
        或说中国传统社会有轻商倾向，但宋代的学者如叶适、陈耆卿，已提出“四民皆本”，宋代事实上也成为最重视商业的时代。明代的王阳明、黄宗羲等人也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本”之说。
        但满清立国，中国又重返抑末崇本、贱商重农之路，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网友A：纯放屁 中国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农业社会 真正有点商业资本味道的（我可没说什么XXXX萌芽这个概念）已经是清仁宗的时候了 这些口号有屁用全都是昙花一现
网友B：宋代从本质上来说确实仍是农业社会，但宋代的商业发达程度远超明清，这是当前学术界公认的。这一条说宋代重商，并未出错，宋代没有发展出商业资本，不等于宋代并未重商，喷子偷换了论题大骂“放屁”，结果把自己绕进去了。
13、[奴隶制度]
        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是人身依附的降低，唐及唐之前还有奴隶制，奴隶为贱民，属主家私产，宋代在法律上已废除贱民，奴婢跟主家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结合关系。
        蒙元统治从草原带入主奴关系，满清入关，又再殖入主奴关系，“严分着主奴”，即使到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奴隶制习气。
网友A：宋代在法律上已废除贱民？啊哈哈哈 看到这里我只好长笑三声
网友B：阁下未免笑得太早了。即使你是曹丞相或者魏延大将军，大笑三声也绝对没好处。去找找戴建国和何雪晴关于宋代奴婢制度的两篇论文[5][6]，看完再告诉我笑得出来不？
14、[城市人口]
        城市化是检验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宋代的城市化水平是历代最高的，北宋人口不会少于1亿，城市人口达20.1%，南宋的城市人口更是达到22.4%。
        六百年后，大清帝国的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什么程度呢？7%左右，跌入历史谷底。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一直都未能恢复到22%的水准。
网友A：我手上没有数据 不能质疑 北宋南宋的繁华是一面 但是他的极端脆弱也是另外一面
网友B：这些数据我也未查到原始数据，暂存疑。另外一篇论文提出了不同的数字[7]。宋代的城市化与今天的城市化并不能简单等同[8]，但与清代对比是可行的。在比较城市化程度的论题里说什么“极端脆弱”，仍然是离题万里的乱喷。

15、[圣君塑造]
        宋人将宋仁宗塑造成尧舜那样的圣君，清人也将康熙、乾隆形容为尧舜式的圣君。看起来好像是同一回事，都是儒家在拍皇帝的马屁。但其实区别非常大。宋人是在仁宗去世后才将他塑造成圣君的，目的是要树立一个帝王准则，以约束眼前的君主。清人则是将活着的皇帝吹捧为圣君，目的是要树立皇权的绝对权威。
网友A：宋仁宗在位没做什么就要被吹捧成为圣君了 康熙的大一统思想 打破华夷之辨 雍正的一体纳粮 乾隆的赫赫武功 哪一样不是中国传统专制朝代圣君的标准？还需要吹？
网友B：宋代是文人自认掌握道统，并以自己认为的圣君标准要求皇帝，清代是皇帝自认掌握道统，并以当代尧舜的身份要求文人听话，这就是区别。“圣君”的标准跟雷锋一样，都是可学但不可及的，康雍乾如果不搞文字狱，那确实接近传统圣君的标准了，但他们既然搞了，那就跟这个称号不沾边了，因为儒家传统中的圣君都有“不以言罪人”这个属性。

16、[经筵差别]
        经筵制度在清代发生了非常荒谬的变异——宋明经筵均是由士大夫教化皇帝，清代经筵居然变成了由皇帝训导士大夫：当讲筵官讲毕，皇帝即发表一通御论，然后讲官们跪赞：“皇上圣学高深，发从前所未发，诚足羽翼经传，昭示万世。臣等不胜欣荣之至。”皇帝俨然已是“天生圣人”，君师一体。
网友A：我先个人表态 经筵制度在各朝各代都是傻叉制度 真以为皇帝能学到什么或者皇帝能教育别人什么嘛？经筵制度无非两点：1侧面反应皇权烈度 2作为一个政治政策的推行开端点
网友B：很遗憾，喷子这次又说错了。经筵制度跟皇帝亲耕、封禅大典一样，都是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经筵制度是表示皇帝好学，努力向圣人看齐，亲耕是表示皇帝重视农业，封禅是展示皇权的正统地位。有些情况下，形式确实是重于内容的，例如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国庆阅兵，春节晚会，结婚仪式，哪个能够取消？传统政治哲学讲内圣外王，皇帝必须努力学习经典中的圣人，来给身边的臣僚当榜样，能证明他努力学习的证据就是经常出席经筵。宋、明时代为皇帝讲课的都是饱学宿儒，也有人借讲课之机借题发挥试图影响政策，但没有哪个皇帝要借这个形式来推行政策。
        清代的情况上面说过了，皇帝将治统和道统一肩挑，谁有资格给他讲课？当然只有他讲给别人听了。
17、[道统政统]
        清代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另一名经筵官也露骨地吹捧康熙：“(我皇上)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我们知道，在宋人构建的理学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而清代士大夫却将康熙捧为“道统”的接班人。“道统”的独立性与高贵性从此丧失殆尽。
网友A：什么所谓狗屁的法统道统，全都是服务于皇权的。宋朝于是被更落后的蛮夷征服了 这就是酱缸子文化 前面产生的臭味会让后面的酱缸越来越臭而已 用臭比臭 还说前面那个比较香 我也是呵呵哒
网友B：道统这个提法是韩愈搞出来的，后来被程朱理学发扬光大。宣扬道统的目的是把道统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既扶助皇权，又制约皇权。掌握了道统的学者是真理的化身，皇帝要想当圣君只有向他们求教。
        道统在今天早已是一件过时的工具，如果用嘲笑古人不会制造火箭炮的心态去看，自然可以一概视之为“酱缸”，但假如稍微谦虚一点，应该能看到他们打造这件工具的初衷，以及对于皇帝窃走了这件工具反过来压制他们的无奈。
18、[大臣气质]
        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仁宗朝时，张知白(一说是张昇)担任台谏官，“言事无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大概是说他“孤寒”(孤单)，没有朋友，要注意说话的方寸之类。张知白一听，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问道：“何也？”张知白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何来孤寒？陛下只有宫女相伴，岂非孤寒？”说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内宫，与皇后说起这事，忍不住流泪 。为什么？因为仁宗年事渐高，而他所生育的儿子都夭折了，膝下确实孤单。张知白那番话，戳中了皇帝内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张知白，张知白还是继续当他的台谏官。
        清代士大夫呢？没脾气了。最典型者，就如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所言：多磕头少说话。
网友A：啊啊哈哈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像狗一样趴在皇帝面前的 也有在明君仁君面前当当闺蜜贴心小棉袄的。这就是段子的危害性啊 以小故事来概括整个朝代的事情 看的人自以为还摸清了一个朝代的尿性
网友B：小故事有没有代表性，要看它是不是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普遍情况。宋代大臣跟皇帝顶牛的事有一箩筐，那清朝呢？张知白这样的例子，有一个没有？举出来一个，再笑不迟！
网友B的注释：
1、皇帝与秀才 史景迁

2、信息通进与文书制度：以宋代为重心——宋朝宦官与章奏通进 王化雨

3、宋史食货志

4、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 申学锋

5、“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 戴建国

6、宋代奴婢制度研究 何雪婧

7、南宋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类型分析 柳平生，葛金芳

8、试论宋代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 包伟民
后记
吴钩先生的这篇文章，感觉非常不错，案例简洁，思路清晰。特别是后面的二种对比讨论，展现出了二种思维方式，是大而化之、一概而论，还是识别差异、就事论事？从同样的材料，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可以给我们很多思考和启示。
各界对于“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观点，历来有争议。作者看法是，从文化的传承来看，中原汉族的农耕文明在北方游牧文明的入侵征服之下，汉族文化确实受到了相当的打击；从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来看，宋被蒙元征服，明被满清征服，文明水平呈现的是倒退之势。在工业时代以前，有文明优势的一方，未必就代表对文明劣势方有军事优势，比如农耕国家对游牧国家。二点角度：
1、游牧民族是工业文明之前军事力量最强的族群。农耕国家很难在短时间内集中全部国力迎敌，而游牧国家对外作战掠夺，是比狩猎游牧更高效的生产方式。而且，牧民猎人与和农夫相比，其日常生活算得上半个职业军人。游牧国家高速、高机动性的骑兵部队，非常利于组织军事进攻和抢劫。800年前成吉思汗的西征大军在欧洲大陆所向披靡，一路直达多瑙河沿岸，若非窝阔台突然去世，蒙古人就很可能就统一整个欧亚大陆了。相对中亚和欧洲各国的快速溃败，宋朝汉人的抵抗坚持了四十多年，并非用简单“积贫积弱”四个字可以解释，汉族其实是表现的非常勇敢和悲壮。因为被南宋打的极为恼火，最后蒙元非常痛恨南人，将南人放在社会阶级的最低端。
2、军事力量的征服，并不等于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各种合力的结果，从来没有所谓的必然流程。有时候从野蛮走向文明，有时候从野蛮走向更野蛮；有时候从文明走向野蛮，有时候从文明走向更文明。从大的分野来看，和工业化后的现代政治文明相比，工业化前的文明都可以归类为野蛮时代的文明，但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区分不同的野蛮程度。显而易见的是，华夏文化的整体文明水平和底蕴远远超过了那些游牧文明（在此特别鄙视一下那位满口黑话切口的刘大神，虽聪慧过人但根子不正终难成大器）。所以作者认为，“崖山之后中国还在，明亡之后华夏犹存”，只是在游牧国家的入侵后，神州大地的文明水平大大的下降了。
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比较好的组合是这样的：文明水平高的国家，同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古代，中国的唐汉朝代就是典型的例子。近代看，1853年美国有强迫日本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日本人后来为该事件树立纪念碑并发行纪念邮票。现代的样本，可以此理解，从一战二战至今，欧洲一直面临的困境。文明对野蛮，必须保持强大的武力和高压态势，否则文明将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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