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满冰点时评327

2017年5月21日，美国马里兰大学举行2017届学生毕业典礼，来自中国昆明的留学生杨舒平（Yang shuping）作为毕业生代表之一受邀演讲。她的演讲在网上引发广泛争议，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年前即2016年5月26日在湖南农村长大的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毕业生何江作为哈佛研究生优秀毕业生代表演讲，他的演讲却赢得了一片赞誉，这两位同样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的演讲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反差？
我们先来看看何江的演讲。何江从他自己小时候的一次亲身经历讲起：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何江的手，他妈妈用火疗的方法为他治疗伤口，因为他所在的湖南那个贫穷的乡村没有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帮他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很多年来，特别是在美国学习了现代生物医学之后，这件事一直停在他的脑海中，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他思考的是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但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问题上，我们却做得差强人意。他想的是，在世界各地，经常会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的科学知识传播的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他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的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当禽流感在他家乡传播时，他决定将他所学的知识传递到他的村庄，并且他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也是他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最后他说：“在此刻，不可避免地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地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是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杨舒平的演讲。杨舒平同样是从她的母国中国开始她的演讲：五年前当她从中国来到美国，走出达拉斯机场航站楼，呼吸到在美国的第一口空气时，感受到美国的空气是如此的新鲜甜蜜，而且说这对他很奢侈。因为她在中国的都市长大，每次外出都必须戴口罩，不然的话，她可能会生病。由此她觉得在美国的土地上感受到了自由。然后她话锋一转，开始无限赞美美国的自由：“我还感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一种我会永远感激的自由——言论自由。”这是她演讲的主题。她说，在来美国之前，我在历史课上学到了美国独立宣言，当时自由对她很陌生和抽象，而在美国的大学，她才学到了“在美国，自由表达是一项神圣的权利。”学生演员可以公开地讨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政治话题。而她一直以来，都渴望去讲述这样的故事。”“在这里我有自由发声的机会。我的声音很重要。你的声音很重要。我们的声音都很重要。”“我亲眼见到了我的同学们参与在华盛顿特区的游行，参与总统投票，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募集资金。我见证了每个人都有参与、推进改革的权利。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在美国，我们能推进我们的社会，让它变得更开明和平和。”最后她说：“民主和言论自由不是简简单单就得到的。民主与自由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至关重要的新鲜空气。自由就是氧气，自由是热情，自由是爱。”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何江和杨舒平两个人演讲中所透露出来的思想理念和人生追求。何江到美国留学，也许有逃离那个缺医少药、没有现代生活的贫穷山村的初衷，但他的骨子里始终没有忘记那个山村，而且他最终是要为让现代生物医疗技术能够均衡地在全世界使用而努力，他要将他所学的知识传递到他的家乡，改变那个贫穷山村的状况。他的感情里始终有他的家乡，有他的祖国。而杨舒平则不是如此，在别人问她为什么要到马里兰时，她说的是“因为新鲜的空气。”如果她从小就生长在北京等中国污染严重的城市，“因为新鲜空气”而逃离，或许还能理解，如果果真如媒体报道的她出生并生长在空气质量良好的昆明，那么她的话就无法让人理解了。她并没有像何江一样因为祖国和家乡条件差而要去努力改变她的家乡和他的祖国的空气质量问题，而是以此为引子表达她刻意要表达的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观点。
何江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更有理由责怪他的父母和他的祖国，他更有理由埋怨、逃离他的家乡和国家，可他演讲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对他的父母，对他的家乡，对他的祖国深沉的热爱，因为爱而要去改变，因为爱而要去实现让全世界先进的生物医疗技术均衡化的理想，让他的家乡也能享受现代医疗技术的福祉。而杨舒平却在埋怨完了她的家乡和她的祖国严重的空气污染之后，转而去大谈特谈与空气污染毫无关系的民主与自由，她没有表达出有任何意愿去为消除中国的空气污染而努力的意愿和行动，她只是要去美国享受那“新鲜甜蜜”的空气，然后空谈“民主与自由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至关重要的新鲜空气。自由就是氧气，自由是热情，自由是爱。”我们不能从她的演讲中找到任何一点要用行动去改变的打算，那么她所追求的像空气一样的民主与自由到底是什么呢？
自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瓜分、宰割、蹂躏、掠夺中国之时，生在积贫积弱状态中的中国的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了寻找救亡救存的知识、思想、技术纷纷跨越重洋，远赴海外学习，他们或三年五载，或十年八载，最后几乎都回到了处于半殖民状态、苦难深重的祖国，呕心沥血地为家国奔波，践行当初出国时的初衷和心愿，无论最后理想是否已经实现，他们都无怨无悔，对这个国家无半点怨言。电影《甲午大海战》中刘步蟾曾有一段台词：“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所他求。背负国家之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可以看作那一辈人的忧国忧民的心情与行动。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了跟踪了解江村经济，他曾27次赴江村进行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有一点相信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我在读《费孝通传》才知道，1935年，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的费孝通与王周惠结婚仅一个月，两人就同赴广西山区进行实地调查，结果在瑶山迷路失事，新婚妻子王周惠坠崖身亡，费孝通本人也受了伤。这让我们感受到无论我们身处何地何年代，这个国家都是你的根须，都是你的血脉，费孝通知道，一个社会学家就必须要去中国最底层去考察、去研究、去寻找办法。像杨舒平这样从国内的学校到国外的学校，从未踏入社会半步的青年，他们了解中国的国情吗？他们了解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吗？像杨舒平这样光靠几句民主与自由的口号，是不能振救国家和民族，甚至是有害的。
无论是何江还是杨舒平都是改革开放多年后走出国门学习新知识、寻求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我们欣喜地看到，像何江这样的年轻人没有忘记他的国家，他的家乡，他的父母，以改变祖国和家乡面貌为抱负和责任，不仅学有所成，而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而杨舒平则让我们感到担忧，她除了抱怨就是空谈，更让人担忧的是，有许许多多的像杨舒平一样的年轻人，并没有对中国国情有深入了解，并没有对中国的近代历史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而是从国内的学校到国外的学校，从国内的象牙塔到国外的象牙塔，并没有深刻分析中国的国情和未来的出路，就像他们并不认为她的家乡昆明的空气是清新甜蜜的却认为美国的空气是清新甜蜜的一样，其实像杨舒平这样的留学生并没有深入美国社会，也并不了解美国社会，就开始盲目崇拜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我们能寄希望于这样的一代年轻人去承担复兴中华民族的重任吗？
其实美国社会也有美国社会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价值观还是社会制度都有严重缺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麦肯锡主义盛行的时候，美国也是一片黑暗，也并没有什么人权和自由。而在更早的时候，英国和美国的工业化早期都曾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空气污染。马丁·路德·金于1963年8月28日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发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美国依然黑暗：“100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100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穷困的孤岛上，黑人仍然萎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中的流亡者。”最后这个黑人人权领袖被人暗杀。
我现在并不想讨论美国的历史和现状，我要说的是，即使在一百年前中国处于贫弱分裂状态的时候，那些出国留学的中国人也没有对祖国冷漠视之，也没有对祖国失去希望，也没有为了因为美国如天堂般甜蜜清新的空气而将祖国抛弃，现阶段的中国确实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环境污染，分配不公，腐败严重，自由、民主、平等也不如人意。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空气质量差和社会存在严重问题而逃离，而羞辱我们的国家，每个人追求民主与自由并没有错，但我们得了解我们国家来之不易的现实，了解我们国家渊源流长的文明史，必须了解中国，并脚踏实地地为之寻找解救良方，中国并不缺少牢骚满腹的人，也不缺乏振臂高呼的人，而是缺乏了解中国并能够脚踏实地实干兴邦的人。
我们没有必要过分诃责杨舒平，但我们必须倡导何江的态度和精神，我们没有必要过分纠缠中国空气质量与中国民主自由的关系，但我们需要更多地去了解中国，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寻找一种真正符合中国国情、能促进中国发展进步的方式，我们还需要寻回中华民族的自信，不要因为跪得太久了，就认为美国的天空比中国的高远，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中国在加速发展，中国每天都在变化，现在的中国每年有上亿人次走出国门，或学习，或经商，或旅游，或交流，不要总是弯着腰去看美国，也不要矮着身子去看美国文化，只要我们不空谈，不盲目崇拜，以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奋，以中华民族的深厚文化底蕴，以中国人的坚韧不拔和顽强拼搏，没有谁能让中国人重新跪下，没有谁能阻止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杨舒平，你还年轻，要像何江一样，站直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要因为空气而逃跑，而要以自己的行动让中国城市的空气也新清甜蜜起来，如此，你才能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附：何江在哈佛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全文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她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的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人，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便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故已经过去大概15年了。我非常高兴的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停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时做得差强人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300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的科学知识传播的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理蜘蛛咬伤事故。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的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初，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的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于是，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及简单的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以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的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的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的社会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注意的一个重心是分配知识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得变成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
附：杨舒平（Yang Shuping）在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全文
我很荣幸，也很感激能够在马里兰大学2017届毕业典礼上发言。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你选择来马里兰大学？我总是回答：新鲜的空气。
五年前，我从中国来到美国，出了达拉斯机场航站楼，呼吸到在美国的第一口空气后，我就丢掉了正准备戴上的五层口罩。这里的空气是如此的新鲜甜蜜，尽管说起来奇怪，但这对我来说很奢侈。我大感意外。我在中国的都市中长大，每次外出都必须戴口罩，不然的话，我可能会生病。
所以，当我在机场外面呼吸到第一口空气的时候，在机场外深呼吸的那一刻，我感到了自由。不再有蒙在眼镜上的浓雾，不再有呼吸困难，不再有压抑的生活。每一口呼吸都是一种愉悦的体验。今天站在这里，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这种自由的感觉。
在马里兰大学，我还感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一种我会永远感激的自由——言论自由。在来美国之前，我在历史课上学到了美国独立宣言，那时独立宣言的内容——生命，自由和对自由的追求对我来说没有实际的意义，我单纯地记下这些词，仅仅为了拿个高分。当时那些字句对我来说如此陌生，抽象，直到我来到了马里兰大学。我学到了，在美国，自由表达是一项神圣的权利。在马里兰的每一天，我都被激励着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可以质疑导师的意见，我也以在线上给老师评分。不过这些都不能和我第一次看到校内演出的戏剧《黄昏：洛杉矶》时感受到的文化冲击相比。 本文来自（俩族zu.M）
这是Anna Deavere Smith撰写的关于1992年洛杉矶暴乱的一部剧。那次暴动的导火线为当地陪审团宣判四名被控“使用过当武力”殴打Rodney King的警察无罪释放。6天内，人们走上街头抗议，城市陷入混乱。在这部剧里，学生演员公开地讨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政治话题。我很惊讶，我从来不曾想过这样的话题可以被公开讨论。这部剧是我第一次接触和政治有关的戏剧内容，它让观众辩证地思考。
一直以来，我都很渴望去讲述这样的故事，不过我曾相信只有权威的人才有资格讲述，只有权威部门才能界定事实。
但是，沉浸在马里兰大学这种多远的文化中让我有机会能够接触不同的、多样的视角，去看待事实。我很快意识到了在这里我有自由发声的机会。我的声音很重要。你的声音很重要。我们的声音都很重要。
公民参与不仅仅是政治家的任务。我亲眼见到了我的同学们参与在华盛顿特区的游行，参与总统投票，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募集资金。我见证了每个人都有参与、推进改革的权利。我曾以为一个人的能力也许不能做成什么，但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美国。在一起，我们能推进我们的社会，让它变得更开明和平和。
2017届的同学们，我们从一所拥抱人文教育、重视思辨能力、关注人道的大学毕业了。我们具备了不同学科的知识，并准备好面对社会的挑战。 我们中的有些人也许会继续读研究生，有的人会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些人会开始求索的历程。
不过无论我们做什么，记住，民主和言论自由不是简简单单就得到的。民主与自由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至关重要的新鲜空气。自由就是氧气，自由是热情，自由是爱。就像法国哲学家萨特曾经说的：自由是一种选择，我们的未来就取决于我们在今天做的选择。
我们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下一篇章，我们一起，写下人类的历史。我的朋友们，享受这里的新鲜空气，不要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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