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面临极大挑战的今天,中美两国的关系也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未来中美关系趋势如何?中国应如何应对下一阶段的机遇和挑战?美国麻省理工(MIT)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教授从三个未来可能出现的场景,进行了分析。
黄亚生教授认为,三种情况对中国的影响是不一,而第三种相对有利,也就是全球政治局势不因美国治理失效而加剧动荡,但美国不对中国采取激烈的贸易保护,而仅仅退出全球化领导地位。他表示:“如果美国真正从全球化领导者的位置上退出,我乐见中国政府在这个事情上承担一个全球领导者的责任。”
(本文转自公众号“亚生看G2”,原文标题为《全球化背景下 中美关系的三个场景》,经作者授权转载。原文声明:本文不是学术论文,在表述和数据引用方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误差。欢迎读者指正。)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大家特别关注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我最近在一个学术讨论场合谈了特朗普对华政策。我认为,未来将有三种不同的场景,但具体是哪一个场景会实现,现在还很难预测。
第一个场景是特朗普的政权,如同他上任至今的表现,呈现一种非常混乱的状况。
特朗普上任以来状况频出,前一阵子无端指控奥巴马窃听他,无端的指控法官等等,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归结起来,都是因为他的言行大大激化了美国内部的矛盾,但这并没有为他的施政带来好处,因为美国内部矛盾激化,实际上也影响他自己政策推行力度,比如最具标志性的医改就根本搞不下去了。而且他的“影武者”斯蒂夫班农也被请出国家安全委员会。
假如这种政局混乱的状况持续下去,可能会发生什么呢?首先美国的政治能力将弱化,不但特朗普无法有效管治,还将导致全球的恐怖风险和战争风险大大的增加,因为美国的政府无法应付这些国际上的情况。比如像中东的恐怖事件就会增加。而且我估计当这种状况继续恶化下去的话,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而持续核试验和试射导弹的朝鲜,胆子也会变得越来越大,跟日本的关系,跟韩国的关系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自己成为全球风险的发源地。特朗普混乱和失效的管治有可能导致特朗普选择一个铤而走险的方式去改变他的被动局面。我们不排除他会在国际事务方面挑起争端或者对国际事件做出过激的反应。我认为他最近对叙利亚政策的180度大调整,从不干涉叙利亚的内政转变为积极干涉和空袭, 就是这个方面的最好的例子。在最新的新闻中,特朗普公然宣称,向叙利亚动武有利于澄清他在参选过程中获得了俄罗斯的协助,从而打破美俄存在默契的说法。
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如果真是天下大乱的话,会对中国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必须看到,国际局势动荡,对中国实际上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早已高度国际化了,不像过去苏联那种体制,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它需要全世界各个地方给它提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而且这个经济模式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的下游环节,它的利润空间小,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即便受到外部条件轻微影响也会导致利润率大幅下降,而且产品的需求方,国外的市场占比很大。也就是说,中国这种经济,如果澳大利亚出什么事情,会对中国不利,如果东南亚、非洲出什么事情,也是如此。中国这种经济模式本身就使中国这种经济受全球各个地方的风险影响。天下大乱,形势不好。这是第一种局面。
第二个场景,是特朗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局面,从而能确实地践行他在竞选时提出的一系列承诺,首当其冲的就是搞贸易保护主义。
在第一个场景里面,特朗普即便想搞贸易保护主义也无法成功。在第二个场景里,他能够推行他的贸易保护政策,因为他竞选的时候提出要对中国、墨西哥等国家提高关税,对中国的进口关税要提高45%,倘若这一政策付诸实行,对中国的打击也非常大。虽然中国现在并不那么依赖于美国的市场,但中国毕竟是一个贸易大国,倘若将中国的出口加进口除以它的GDP,相当于40%以上,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很少有这么高的比例。而且墨西哥有很多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其中间产品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当美国提高墨西哥的关税,就等于提高对中国的出口关税。
当前,中国处于一个投资过剩,消费不足的瓶颈,从某种意义上,中国此时此刻的迫切需要增加出口,这跟2008年的情况正好是反过来的。因为2008年以后中国人民币值在升值。而从当前的经济发展需要来讲,实际上中国人民币是需要疑点的贬值,刺激出口的。如果人民币不贬值,就会迫使中国政府加大投资。
相信加大投资的弊端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当前中国的债务会引起一系列非常不好的连锁反应。某种程度上来讲,美国的政策如果是以保护主义姿态出现,此时此刻对中国的打击可能会超过前几年对中国经济的打击。
第三种场景,是特朗普总统既克服了当前的混乱,也不全面的实行保护主义措施,但特朗普仍抵制全球化,走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道路。
人们注意到,特朗普对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责任感到不满,当前美国已经退出了由其倡导成立的TPP了,还有可能退出巴黎协议。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也必然是全球化的倡导者。而且习近平主席最近几次讲话也表明了这个观点,比如在全球变暖这方面,中国要起一个领导的作用。而且中国对加入TPP也表达了兴趣。
特朗普威胁退出巴黎协定
解决全球气侯变暖的问题,尤其是引领新能源技术革命,是当前全世界各国都将争取的机会,毫不夸张的说,哪个国家能够在这个领域掌握主动权,获得技术创新和商业化应用的领先地位,基本上这个国家就是下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现在主动不当全球化的领导者,等于给其他的国家提供这个机会,顺理成章,中国是最有可能负担起这个责任的,就是在特朗普,美国政府退出这些国际协议之前,中国其实在投资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当大的力度。中国的风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远远超过美国。
所以我看这三种情况,就看哪一种情况会变成现实,而这三种情况对中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最理想的是第三种,也就是全球政治局势不因美国治理失效而加剧动荡,而且美国不对中国采取激烈的贸易保护,而仅仅退出全球化领导地位。
他们中至少有一个要扛起全球化的大旗 
当前许多人,包括特朗普本人和他的几名经济顾问,对全球化和到国际贸易理解偏颇,很多人都认为,全球化是在参与者之间进行财富分配,实际上我认为国际贸易具有财富创造的能力。也就说,国际贸易是双赢的。所以中国在我看来不应该激化跟美国的矛盾,因为如果是第一种和第二种场景,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最希望看到第三种场景,如果美国真正从全球化领导者的位置上退出的话,我是乐见于中国政府在这个事情上承担一个全球领导者的责任。
当然,如果美国、中国都愿意承担,那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全球变暖是铁一样的事实,为我们子孙后代考虑的话,这是头等大事。

黄亚生教授简介

黄亚生是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并任该学院中国经济和商业国际讲座教授及副院长. 他同时也是国内几家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黄亚生教授历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教职和世界银行顾问。
黄亚生的研究重心为政府政策和制度问题,研究领域涉及国际商务管理、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他现在在主持两个大型研究项目。一个是中国食品安全多学科,跨学科的大数据研究项目,另一个是和清华大学学者合作的大型数据项目,建立一个中国古代发明数据库。
黄亚生发表过多篇学术期刊文章和11本学术著作。除了学术著作和论文外,黄教授还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和《外交政策》和中文媒体上发表过大量文章。他在2003年的“印度能否赶超中国”(和哈佛大学卡纳和著)掀起了所谓“龙象之争”的辩论。 2011年他在TED大会上他发表了《民主政治是否遏制经济增长?》的主题演讲,给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提出很多务实的建议。
黄教授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入选《经济学家》2008年最佳图书之一。这本书基于详细的档案和定量数据论述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历史。书的观点是私营创业发展,金融自由化和微观经济的灵活性在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本书同时也提出了对“国进民退”的警告。
黄亚生教授被美国国家研究学会选为全美研究政策问题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曾获得在研究领域享有重大声誉的研究基金的支持,如斯坦福大学的国家研究基金,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麦克阿瑟研究基金,美国FDA,翰德基金会和沃尔玛基金会。黄教授曾任和兼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密歇根商学院威廉大卫逊学院研究员,世界经济论坛研究员。2008年黄亚生教授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利用他的学术和教育资源以及影响力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竞争力,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咨询服务。2010年他又在中国的云南省创办了一项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妇女企业家的培训项目,该项目由美国高盛基金会资助。他也是几家盈利性和非盈利性组织的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和董事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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