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7年前，神来之笔的《五月花号公约》诞生始末！

■ 作者：杨贝

■ 作者简介：杨贝，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首发于《文史天地》杂志2015年第10期，作者授权本栏目转载并配图。

■ 文章来源：首发于选·美 iAmElection & 文史天地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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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397年前，一艘漂泊大洋数月而后抵达美国东北部鳕鱼角的航船上，诞生了《五月花号公约》。这份公约只有寥寥数语，却是美国精神的基石，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份真正的社会契约。仔细回顾那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到惊讶的是，它本来只是一群“鱼龙混杂”的异教徒与拾荒者出于对无常命运的恐惧而相互妥协的权宜之计，但它后来荫蔽数世，产生的影响无远弗届。本文将《五月花号公约》诞生的故事娓娓道来，带我们一同重温那段难以磨灭的伟大历史。

大约400年前，一艘在海上航行了65天的船终于靠岸，停在美国东北部一个半岛的海角上。在这艘船到来后，这个籍籍无名的海角与这艘破败不堪的航船一起被载入史册。这里是普罗温斯顿（Provincetown）的鳕鱼角（Cape Cod，又译作“科德角”），这艘名叫“五月花（Mayflower）”的船上签下美国法律史上第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五月花号公约》。、

鸟瞰普罗温斯顿的鳕鱼角

这份公约被视为美国宪法的前身，它奠定了美国精神的基石。鳕鱼角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号称美国精神所在地，与此不无关系。这艘船上走下102名乘客，只有一半人活过了第一年的冬天。可是，他们的后裔占到当今美国人口的12%，有超过3500万的美国人可以将族谱追溯到这批乘客，其中包括亚当斯父子、布什父子、富兰克林·罗斯福、格兰特等九位美国总统，还有著名诗人朗费罗、韦氏辞典的编纂者韦伯斯特、演艺明星玛丽莲·梦露、设计师蒂凡尼等人。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血源上，这艘船的乘客都举足轻重。如此显赫的历史地位让这群人显得更加神秘莫测：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要签这样的协议？（这些人中你认识几个？）

协议本身的线索有限，上面只有41名男性乘客的签名。签约之前，这些名字几乎不见经传。这102人中，一半是因宗教原因出走，想在天涯尽头建立基督之国（Kingdom of Christ）的异教徒；一半是因经济原因远行，想去新大陆寻找“钱途”的冒险者。他们同船不是因为他们凑巧买了同一艘船的船票，而是因为一群来自伦敦的野心勃勃的冒险商人。

这些冒险商人有着和异教徒相近的宗教倾向，但不似后者那么极端。他们把美洲殖民看作宗教机会和经济机会，既可以传播信仰，又可以获取暴利。当他们听说囊中羞涩的异教徒们计划出走美洲时，主动表示愿意出钱出力。1619年，双方在荷兰莱顿签定了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异教徒在到达美洲后七年内，以其劳动和贸易所得回报冒险商人投入的资金。不料转过年后，利欲熏心的冒险商人们要求修改合作条款，加重盘剥异教徒，同时再招募一批开荒者同行。新条款对于异教徒来说无异于奴役，无法接受。几番信函协商未果，莱顿的异教徒派出两名代表专程前往伦敦商谈。因为担心耽搁航程，两位代表在未经莱顿教徒同意的情况下接受了极为不利的新条款。冒险商人这才开始着手准备远行一事。

修改协议的事件让异教徒们有了防备之心，他们变卖家产，凑钱买了一艘名叫“速进”（Speedwell）号的小船。这样做有三重目的：一是可以与其他开荒者分开，自乘一船；二是到达美洲后方便出海捕鱼；三是万一美洲不宜居，还能有船回来。1620年7月底，载着一船异教徒的“速进”号驶离荷兰，前往英国，与他们此前留在英国的教友以及冒险商人招募的另一批开荒者汇合。无奈天不从人愿，“速进”号在到达南安普敦后不久抛锚。两次修理过后，时间已到9月初，再不启航，就会错过航海季节。在确认短期修复无望后，异教徒们只好忍痛放弃重金购买的“速进”号，转乘由冒险商人提供的“五月花”号。自此，把朝圣者们带往理想国的重任就由“五月花”号的克里斯托弗·琼斯（Christopher Jones）船长和他的船员们一力承担。（五月花号和速进号，两艘船都返航两次）

“五月花”号比“速进”号大三倍，异教徒们却是意兴阑珊，因为这里有他们不愿意见到的人——那些冒险商人招来的开荒者。这些人视异教徒为异类，异教徒则称这些开荒者为“陌路人”（stranger，为方便行文，下文也称为“异见者”），后人把他们统称为朝圣者（pilgrims）。双方原本互不待见、各自为阵。异见者中的激进分子每遇到异教徒必是冷眼与咒骂，有时甚至拳脚相向，异教徒们避之唯恐不及。在得知必须与异见者同船后，不少异教徒彻底丧失了继续前行的信心，宁可放弃已经为之倾家荡产的朝圣之旅。异教徒人数从原来的125人锐减至50人左右。留下的人听从其精神领袖的教导，在不断地退让、隐忍与祷告中寻求与异见者和平共处。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它既吝啬又慷慨，异教徒的忍辱负重正是日后福之所伏：不得已的共同生活迫使原本不睦的双方学习如何共处，这为他们下船后的自治群居奠定了基础。

五月花号启航

1620年9月6日，在经历了协议变更、生活无着、船舶毁损、同道中途离开等系列变故后，朝圣者们终于向美洲进发。因为遭遇湾流和飓风，“五月花”号的平均时速只有2英里。尤其糟糕的是，当时的导航设施简陋，琼斯船长无法计算经度和东西方位，只能计算出纬度，或是数英里误差范围内的南北方位。在与恶劣天气苦斗数周之后，琼斯船长只是模糊地知道“五月花”号现在哈德逊河口附近，距离原定的目的地——弗吉尼亚还有200多英里。可是时间不等人，天气也堪忧。船上食物已然短缺，存储的饮用水就快见底，更有多名乘客和船员染疾，不适合继续航行。考虑到这些不利因素，琼斯船长决意尽早靠岸。于是他指令“五月花”号平行向西行驶，到达距离最近的鳕鱼角，并在这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结束航行，就近登陆。

五月花号内景

登陆点的突然变更引出一个出人意料的法律问题。按照朝圣者手中的特许状，他们与弗吉尼亚殖民公司签定的开发协议只适用于哈德逊河以南的弗吉尼亚地区。这意味着，琼斯船长选择的登陆点不在协议范围内。得知此讯后，部分异见者发表了反叛性言论。他们认为，一旦登岸，他们就不再受制于之前与弗吉尼亚公司签定的协议，成为彻底的自由人，不再受英王辖制。这些言论引起了异教徒和其他异见者的不安。一个无政府社会固然有自由但更有风险，固然不受英王约束，但也得不到英王保护。他们深知，一旦下船，单个的自由人有可能瞬间就被诡异莫测的陌生环境所吞噬，饥荒、疾病和神出鬼没的印第安人随时都有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根据最早的殖民点——詹姆斯顿（Jamestown）传来的消息，第一年去的108人死了70人；之后的6个月里，500人中又有440人丧生；1619-1622年间，弗吉尼亚殖民公司派出的3600人中仅有600人幸存。面对冷峻残酷的环境，合作是求生的不二法门，可这种无奈的合作又该如何实现？

《五月花号公约》签约场景

从现有资料来看，异教徒在确立合作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公约的起草者是约翰·卡弗（John Carver），他是此前赴伦敦与冒险商人谈判的异教徒代表之一，是“五月花”号乘客选出的第一任总督，也是第一个在公约上签字的人。在画家费里斯（Jean Leon Gerome Ferris）绘制的名画《五月花公约的签订》里，惟一一个端坐在桌旁注视人们签字的是衣着考究的异教徒威廉·布鲁斯特（William Brewster）。画中的布鲁斯特身体前倾，目光落在签字人的笔尖，仿佛是在验看签字是否正确。这些信息都透露了异教徒在订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那么问题来了，异见者与异教徒的人数相当，且在生活中一贯表现强势，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却甘心俯首贴耳？

《五月花号公约》的画作挺多

答案只有一个，力量不足。满船乘客中，异见者与异教徒虽然各占一半，但双方的力量却差距悬殊。这些异见者是冒险商人招来的一批出身低微，有勇无谋的冒险者。他们只是因利而聚的偶然集合，各自的立场、脾性也相差甚远，总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与他们对峙的异教徒则是一个信仰坚定、理想远大的群体，其中不乏能言善辩、远见卓识之士。更重要的，这些异教徒已经共同生活了十数年甚至数十年，彼此之间建立起了非同寻常的精神联系。如果说异教徒是铁板一块的话，异见者几乎是一盘散沙，根本不具备分庭抗礼的能力。

首先，双方的精神力量相差悬殊。这些异教徒来自英国新教的分离派。为了保住自己的信仰，他们宁可背井离乡，远涉重洋。1607-1608年间，在精神领袖约翰·罗宾森（John Robinson）牧师的带领下，有100多名分离派信徒迁居荷兰莱顿。尽管屡遭挫折，现实生活困难重重，他们心中始终燃烧着热望，憧憬着在世界的某一个远方建立起基督之国，将上帝的福音发扬光大。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宏伟浩大的工程，哪怕只是做块铺路石也心甘情愿。凭借着坚定的信仰，分离派克服了种种常人不可想像的困难，一路风霜雪雨、披荆斩棘才出现在异见者的面前。这些异见者赴美的动机虽然各不相同，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精神驱动力无法与异教徒匹敌。异见者们大多只是为了一己私利，而异教徒们是为了超越个体生命的伟大理想，他们外表谦卑、内心强大。他们虔诚地相信，《启示录》预言的由圣徒治理的新千年即将开启。内心生发的精神力量铸就了异教徒无所畏惧的坚定意志，激发了他们无所不能的超凡智慧，这些都让异见者们无法企及。

这也是签约

其次，双方的智识力量相差悬殊。异见者大多出身低微，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大部分异教徒亦是如此，他们的教育水平本不见得优越。然而，异教徒中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杰出人士，他们的两位核心人物——约翰·罗宾森和威廉·布鲁斯特均毕业于剑桥大学。罗宾森是分离派自主选出的牧师，学识渊博且能深谋远虑。在阿米念派（Arminians）兴起并席卷荷兰全国之后，分离派屡屡被要求与莱顿大学的教授们就宗教问题进行辩论。罗宾森慨然前往，他的善思与雄辩使他在数次论战中均立于不败之地，为他的群体赢来了更多人的热爱与尊重。布鲁斯特是分离派的元老，他曾经担任伊丽莎白女王的国务卿助理，是朝圣者中惟一有过政治、外交经验的人物。这些精英在讲经布道的过程中对信众进行了再教育，从而提升了整个群体的智识层次。异见者中却没有这样的精英人物，他们的自身学识与见解不足与异教徒匹敌，也没有外援可以提供智力支持。

威廉·布鲁斯特为朝圣者们祈祷

最后，双方的组织能力相差悬殊。异见者是冒险商人们招募来的散兵游勇，彼此并不熟悉，更无组织可言。分离派则是一群共同生活多年，已形成紧密的精神、生活纽带的亲密教友。从决定迁居荷兰到再议远赴北美，从向英王申请宗教特许令（未果）到与冒险商人签定合作协议，从挑选先遣队成员到购买远航的船只……分离派的重大举动都是在罗宾森等人的精心策划下，统一决策、统一行动。有罗宾森等精英人士的深思熟虑，分离派总是能在最恰当的时候做出最适宜的决策。例如，他们在荷兰过了12年不被打扰的生活，教众人数也翻了三倍，但他们却从现世安稳中看到未来的隐忧，从而做出再度远迁这一惊人之举。有教众的衷心支持，分离派总是能举全众之力通过分工合作达成所愿。这从他们对先遣队成员的挑选就可见一斑。他们将老弱群体留在荷兰，挑选出约翰·卡弗这样年轻力壮且有一技之长的生力军，就是为了让先遣队能尽早安顿下来，后续才能接应剩余教众。这种集体协作的能力亦是异见者望尘莫及的。

约翰·卡弗是普利茅斯殖民地第一任州长

异见者们，哪怕是平时飞扬跋扈、言辞激烈的异见者此时也深知与分离派合作是惟一的出路。于是，规划登陆后的生活就成了分离派的任务。今天看来，《五月花号公约》是分离派向历史提交的奇迹般的完美答案。可这一神来之笔又是如何得来？他们怎会想到通过订立契约来组建社会？

对于普通人来说，契约社会可能是天方夜谭；对于分离派，却几乎是天经地义。作为崇尚独立、自治的新教教徒，源自《圣经》的契约精神早已浸入他们的血液与灵魂，在他们眼里，婚姻是夫妻之间的契约，信教则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契约，作为他们精神领袖的牧师也是由信众民主协商选出。因此，在构想一个新政府的产生基础时，订立以平等协商为基础的契约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最为可贵的是，虽然分离派是虔诚甚至狂热的新教徒，但饱受宗教迫害之苦的他们并不强求异见者的归化。荷兰的生活经历让分离派体会到了政教分离的好处，他们的宗教理论也认可了这种与宗教分离的世俗政府的合法性。因此，他们构想的社会秩序不以统一信仰为条件。

神与诺亚的彩虹之约，立誓不再灭绝人类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后者成了以色列人的祖先

神在西奈山向摩西颁布十诫

《新约》说主耶稣牺牲自己拯救世人，透过他的血和世人订立新约

异见者们纵然不愿意生活在像分离派这样极端的宗教群体的领导之下，但这总好过葬身险境。更何况，分离派主动搁置了宗教争议，并没有提出信仰方面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合作得以可能。于是签署一份由分离派起草的协议，并选出一位分离派的总督也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公元1620年11月21日（时人采用朱利安历法，日期记为11月11日）清晨，朝圣者们聚集在“五月花”号的大舱里，41名男性乘客顺次签下了历史上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

“……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政治体。为了更好地落实、维护和发展前述目标，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将不时被制定、颁布或设置，只要其最符合、最利于殖民地的普遍福祉，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五月花号公约》

这份寥寥数语的草签文件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份真正的社会契约，也是将契约作为政府权力惟一合法来源的实例。它本来只是一群人基于对无常命运的恐惧而定下的权宜之计。没成想这颗意外洒下的种子日后会长成参天大树，荫蔽数世，滋养亿人。这份文件本身也在世界法律史上获得了不可撼动的地位。如果我们打开时间的卷轴就会发现，《五月花号公约》创建了一个先例，即政府是基于民众的自由意愿而成立的，并且应当依法而治。在这之后31年的1651年，我们才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首次见到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是在这之后近1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