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基于人群的习俗，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或在不同的时代，对同一行为的道德评判，往往不太一样，甚至是相反。政治正确还是道德正确，始终是考虑领导者是否具备领导力的一道题。
文 / 宗白
说到前段时间纷纷扬扬的“刺死辱母者”事件，局中每人走到这一步，必然有其因果。引发公众情绪的因素，除了前因后果到底如何，判决是否合理，还有一点就是人落到这样的极端情境时，该如何决策？或许杀人者行动时来不及考虑这个问题。
那个片段的展示了一个两难的情境，即在两个都错误的选项中做选择。当事情发生后，对于执法者而言， 则变成了在两个看似“都有道德价值”的选项中艰难选择。
如此冲突剧烈的悲伤剧情，并不常见，然而，当我们认真地去思考一下领导者的处境时，一个让人感到不安的事情便是：在道德的两难中做选择，往往是一种常态，这是领导者所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之一。
我们应该抛弃那个令人熟知的想法，即认为领导者必须有自己的道德罗盘
在哈佛商学院教授小约瑟夫·巴达拉科看来，“我们应该抛弃那个令人熟知的想法，即认为领导者必须有自己的道德罗盘。这种罗盘意味着一种强有力的、可靠的、内在的指针，用以辨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问题之所以让人困扰，是因为我们的确需要领导人在道德上坚定不移，能够引导和鼓舞整个组织度过艰难的岁月。”同时，巴达拉科又说，“道德准则又可能使人误入歧途甚至陷入危险”。
比如“一位战绩赫赫的经理人新近加盟了他的朋友创办的一家规模虽小，但成长迅速的企业。他的任务是厘清这家公司的管理，因为创始人忙于推出一项令人激动的新技术。在上任几周后，这位经理人发现公司把一些未曾发生的销售计入了营收，他带着他的发现去质疑他的朋友和董事会，然后拂袖而去。公司发出的新闻稿称，新来的经理之所以离职是因为工作要求超过了他的期待，但市场识破了这一花招，将公司的股价打下一半，让计划中的股票筹资化为泡影。不久这家公司就宣告破产”。
说完这个案例，巴达拉科认为，勇敢而正确的经理人导致了这家公司的毁灭。所以“领导者需要一种复杂的、变化的和微妙地道德准则，因为他们常常面临可以同样的一组词来形容的处境”，“不能把道德准则视为一种简单而机械的东西”。
可笑到尴尬的事情，不仅仅是愚昧，也是当年的一种道德的机械性使然
想起一百年多年前，清国派出的第一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沦为“汉奸”的旧事。郭嵩焘，每天详细记录了出使英国途中的见闻，辑为《使西纪程》一书，其中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郭嵩焘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
此事发生后，副手刘锡鸿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起而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一，披外国人衣服，“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二，“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三，学洋人听音乐会拿音乐单看，“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朝野更加哗然，曾经的“二品大员”郭嵩焘1879年在一片骂声中黯然归国，晚景凄凉。
这种我们现在觉得可笑到尴尬的事情，不仅仅是愚昧，也是当年的一种道德的机械性使然。而身前生后争议不断的李鸿章，也同样曾常年陷于道德的荆棘丛中。尽管自称“糊裱匠”的他未能带领清国走出困境，然而各方包括他的政敌仍然认为他是很有“领导力”的人。
唐代安史之乱中，守军只有几千人、面对20万叛军的睢阳保卫战，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孤城10个月之久，守将张巡、许远、南霁云等最终被叛军俘虏。叛军拿刀胁迫张巡投降。张巡不屈，就要被牵斩首的时候，听到叛军劝南霁云投降，而南霁云不吭声，张巡大声喊他：“南八，男儿死就死啊，不可向不义屈服！”南霁云笑着说：“本打算留着将来还有些用处。您这样说，我岂敢不死。”于是不屈而死。
南霁云死前那句“将以有为也”， 后来人常常因为它更加觉得他壮烈。“将以有为也”也被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引用过。
在国共合作初期，大多数红军战士都无法理解，经过那么多次暴动和牺牲，建立起了自己的军队，而血战十年、万里长征的结果居然是穿上国民革命军的军服，被“招安”。中共的领导者们则看得更为深远，一方面要团结一致抗日，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兼顾了现实与政治双重正确性。
领导者常常不得不在“现实正确”、还是“政治正确”中做选择，做调整，一个优秀的领导者需要认证到自身生活的道德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复杂性。
在人类学家们看来，道德基于人群的习俗，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或在不同的时代，对同一行为的道德评判，往往不太一样，甚至是相反。在管理组织时，对于领导者而言，应将“道德”视为一种可变化的因素。但可悲的是，很多领导者的“道德观”，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的固定，更加地拒绝学习，不具备反思道德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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