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天昊文章来自公众号：罗天昊国与城
政商结盟，国之大凶。随着朴槿惠被批捕，纷乱多时的韩国时局，基本走向平定。吊诡的是，在朴槿惠等正要收获命运苦果的同时，以乐天掌门人辛东彬为代表的大财阀，也迎来其命运之秋。
此前，社会上流传一个笑话，称韩国总统不是人干的职业，历任总统中，绝大多数不是凶死就是不得善终。
李承晚（1948-1960）流放海外。
尹普善（1960-1962）被监禁。
朴正熙（1963-1979）暗杀。
全斗焕（1980-1988）判无期。
卢泰愚（1988-1993）监禁。
金泳三（1993-1998）驱逐出境。
金大中（1998-2003）监禁。
卢武铉（2003-2008）自杀。
李明博（2008-2013）目前平安。
朴槿惠（2013-2017 ）被弹劾。
事实上，韩国大财阀与韩国总统命悬一线，也是多数不得善果。
郑梦宪，现代掌门，2003年自杀。
郑梦九，现代掌门，2006年，被捕。
李健熙，三星掌门，1996年和2009年被捕。
金宇中，大宇创始人，2006年被捕。
崔泰源，SK株式会社董事长，2008年被捕。
辛东彬，乐天董事长，2017年全家所有成员均被起诉，甚至95岁的老父也未幸免。
在韩国十大财阀中，至少六家的掌门人曾被捕，前五大财阀无一幸免。而在崔顺实干政事件中，9大财阀领导人均出席听证，接受调查。
韩国总统和大财阀多数不得善终，他们之间有何逻辑联系，
一、大财阀与政治家勾结，是国家转型不彻底的产物
大财阀与政治家同时遭遇厄运，是从韩国民主化之后开始的。
在韩国的威权时代，多任总统遭遇不幸命运，多因政治和权斗原因。令人费解的是，自金泳三至朴槿惠，韩国民主化时代中，除李明博暂时安全着陆之外，其他几任总统，均无善果。这在民主国家中极为罕见。
韩国大财阀与政治家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命运跌宕起伏，亦多有关联。韩国财阀伴随经济发展同步出现。韩国建国初期，在处理日本殖民资产和美国援韩的庞大资产时，就曾将部分财产无偿处理给私人企业。与政府有特殊关系的商人，包括李秉哲、具仁会等，均通过政商关系获得垂青，奠基了日后的庞大产业。这些通过特惠政策崛起的财阀，被称为“特惠财阀”。
在“汉江奇迹”时期，韩国政府以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等补贴手段，扶助了钢铁、石化、汽车、造船、电子等领域的巨头，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也形成了新一代财阀。现代创始人郑周永、大宇创始人金宇中等均在这一时期崛起。至八九十年代以后，韩国崛起为全球发达国家，三星、现代等财阀，在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和支持下成为世界性巨头。纷纷入选世界500强。目前，韩国十大财阀总营业额占韩国GDP的80％。对韩国的经济影响举足轻重。甚至前总统李明博本身就出自现代集团。
大财阀的产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韩国借助大财阀的力量迅速发展经济。但是，这种模式隐含着致命缺陷，韩国完成民主化转型之后，仍存在后遗症。
政府扶持大财阀造成了两大弊端，一是不公平竞争。得到了权力的倾斜和照顾的企业，实际上侵害了潜在竞争者的权利。伤害了公平。二是将政治家和商人都推向了不义的境地。为其日后的不祥命运，埋下了伏笔。
在韩国民主化之后，大财阀仍习惯通过操纵政治，贿赂政客，获得更加有利的政策支持。而政治家轻则受制于大财阀，为了政绩不得不违规操作，重则利用大财阀的财力作政治献金，或者纵容亲友收取贿赂。
最后，多数总统和财阀成了难兄难弟，都难得善终，两者命悬一线。
金泳三受困于两个儿子贪污，晚节不保，受到牵连的，则是韩松等大财阀。金大中的三个儿子均涉贪腐，幕后亦是大财阀。金大中还与现代集团郑梦宪之死关联极大。郑梦宪被指帮金大中政府将1亿美元秘密送给平壤，以换取现代与朝鲜交流合作的垄断地位，郑梦宪最终因政治献金问题被迫自杀。2009年，卢武铉因家人卷入收贿丑闻案，跳崖自杀。五大财阀卷入其中。2017年，朴槿惠被弹劾，李在镕被捕，乐天辛东彬等九大财阀统统接受调查。一而再，再而三，政治家危机与财阀危机频频同时出现，引人反思。
韩国民众早已进入新时代，政治家仍习惯依赖大财阀的势力，大财阀也习惯依靠权力获得竞争优势。他们仍停留在旧的时代。
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国家改革与转型，并非总是精英带动大众，有时可能相反：大众早已完成了现代化，而权贵和财富精英，却仍留恋特权。
威权国家转型之后，从骨子里走向善政与善治，有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韩国民主化近30年都未能彻底清理旧时代的负资产。其它国家要告别政商勾结，更是长路漫漫，需时刻警醒。
二、中国大财阀的兴起与政商联盟
大国豪强，举足轻重。改革初期中国社会相对公平，市场活力巨大，对于财阀的产生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至改革后期，国家与民间在高速发展中积累了巨大财富，但同时权力对市场干预回潮，权力寻租现象严重，造成了大财阀的产生，尤其最近十几年，大财阀已成虎狼之患。
中国经济体量大，人口众多，使得大财阀对于社会经济的控制力相对日韩等小国，烈度低了许多，但是，在局部领域和区域，大财阀的影响却更甚。
大财阀产生领域，多为权力垄断领域，以及半开放行业。
权力豪门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以及众多官办垄断产业。
而半开放行业，亦多被豪门或其代理人把持，最显著的就是地产与金融行业。几乎每个大财阀背后，都有一个或者一批豪门加持。
无论大陆还是香港，出自地产领域的大财阀都势力雄厚，在大陆十大富豪中，超过半数主业是地产。香港更为严重，十大富豪中，七家主业为地产，而且前五名大财阀全部都搞地产。据2017年胡润全球富豪榜统计，中国出富豪最多的行业是房地产行业，达120名，超过制造业和科技行业。这与发达国家的富豪多来自科技领域有巨大区别。
而从地域分布来说，中国的大财阀分布，亦非常有趣。全球拥有亿元富翁最多国家是中国，超过美国。而拥有超级富人最多的城市是北京（94个），超越“世界首都”纽约，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最强势的大财阀，不是诞生于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华南，而是诞生于权力体系最发达的北京。这是一种极度不正常的现象。可以想象，美国的富豪都来自华盛顿而不是纽约，那会是什么情况？北京不仅是政治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经济资源最集中的地方，权力对资源的配置还是非常强的，市场还没有成为完全主体。
权力的加持，使中国的大财阀获得了无往而不胜的利器，在很多垄断和半开放行业，他们开疆拓土，驱逐潜在竞争对手，联合权力对民众巧取豪夺等，获得了超级红利。积累了庞大的资产与社会势力。
不仅如此，中国逐步出现财阀与政治家族的联姻，财阀需要权力的加持，权力家族也通过联盟富豪来获得经济上的支持。一些高层的子女很多留学国外，见多识广，于政商之间穿梭，成婚之后，其良好的教育与家庭背景，往往被借重。两者联姻催生出超级豪族。这种家族既有商界的经济实力，亦有官方的影响力与地位，可达到赢家通吃的境界。
最近几年更是出现了新动态，大财阀和贪腐官僚为防范在本国被法律惩治，开始联合将掠夺民众得来的财富转移到海外。欧美投资移民的风潮中，不乏大财阀的身影，与此同时，贪腐官僚向海外转移的不义之财，数额惊人。
三、大财阀成为政商联盟中的帮凶是不祥之兆
在韩国闺蜜门中，虽然李在镕自称“受害者”，辩称三星电子是迫于朴槿惠的压力不得不向崔顺实提供资金支持，但韩国舆论普遍认为，财阀并非受害者，而是共犯。为得到赦免和掌控等特权，财阀不断拉拢收买政客，这才让崔顺实这类幕后实权人物有机可乘。
在中国，大财阀也充当了帮凶角色。每个倒下的徐明式的财阀背后，都有一个腐败高官。同样，每一个倒下的仇和式高官背后，也有不法商人的身影。
财阀的存在，加速和加剧了社会不公。他们利用权力扭曲了市场，也破坏了社会公平。
自2003年以来，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处在全球警戒线之上，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之后基尼系数呈回落态势。但201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在0.465。北京大学公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更明确指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官民两方的统计数据均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极度严重。
贪腐官僚滥用权力，部分大财阀参与其中，以权力寻租，用市场套现，是中国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的肇源。部分大财阀虽不是主角，却充当了帮凶角色。
在香港也一样，大财阀多数通过房地产致富，而这个与权力勾兑普遍的行业中，他们获得权力体系的垂青与加持，是对竞争者的不公，也是对其它行业的不公，更是对香港普通民众的不公。
2017年，香港十大富豪的财富，竟然接近香港GDP的一半，大量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财富来自权力干预经济严重的产业领域，这实际是对于大众财富的变相掠夺。而且打击了其它产业的信心，造成地产金融之外，百业凋敝。
近几年来，香港贫富分化严重，社会撕裂严重。香港基尼系数最高峰值竟达到0.53以上，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属于最高水平。这其中，地产和金融大财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难辞其咎。
在勾兑权力方面，大财阀有意无意中成为了权贵经济的帮凶。更为吊诡的是，部分大财阀一边将掠夺大众的财富转移到国外以逃避清算，一边还俨然成为装权力经济受害者，两边投机。
在一个法治完备的地方，大财阀和政治权力的勾结，最后都难逃法律惩罚。韩国在惩治了朴槿惠的同时，也惩治了几大财阀势力，在这个意义上说，香港对于大财阀已非常宽容和纵容。未来，民众权利意识日益浓厚，民心所至，香港急需震慑权钱经济，提振民众信心。，前特首曾阴权已经被关进笼子，大财阀能否免灾，值得关注。
四、从政策和立法两方面治理财阀
同为亚洲国家，韩国和日本治理政商勾结，抑制大财阀的策略，可为中国借鉴。
财阀和门阀一度横行日本，50年代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冻结了三井、三菱等15家大财阀的财产。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
韩国亦大力度抑制政商勾结，打击政客与打击财阀双管齐下。韩国前总统金大中誓言要进行“不流血的反腐败斗争”， 1993年9月，韩国成立了“不义之财特别调查小组”，对非法致富的高官进行调查，严管官员，防止官员权力寻租。同时，韩国清算了强人政治，将权力关进了笼子里，彻底走出了威权时代的阴影。
管好官后，韩国也开始对大财阀进行严管。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2003年，现代集团案发，郑梦宪被逼自杀，郑氏家族在政治献金案的打击下遭遇重挫，大大震慑了政商勾结的行为。
朴槿惠被弹劾并被捕，乐天董事长辛东彬等大财阀同时被清算，对于韩国未来政商勾结，造成更为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慑心理，韩国总统候选人文在寅就表示，韩国需要一场全国化的清洗。
中国提出了亲商与清商的问题，国家提倡既要为商人服务好，同时，也要适当划分政商界限。未来，中国也需要从政策和立法两个方面抑制政商结盟。
政策措施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减少权力对市场的干预。继续推行简政放权，同时，国企在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
二是，逐步抑制政商结盟严重的一些行业。比如地产和金融投机行业。
房地产榨干了民众的财富，甚至洗劫了一家几代人的财产。导致消费乏力，实体经济萎靡，压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吸干了国家的新鲜血液，形成了对于创新与创业的严重阻力。
摧毁地产霸权，方可为中国经济松绑。同时，釜底抽薪，使政商勾结失去经济基础。
香港同样需抑制财阀。依靠豪族财阀虽可短期叠加经济社会方面的资源优势、但同时也容易使豪族和财阀与权力捆绑，尾大不掉，且一旦香港遇到困难，大财阀可全球转移财产，倒霉的是留下的香港万民。未来治港者需适度疏离豪族，扶助香港平民。
在立法方面，需要严格界定政治与商业的界限，并且严格执法。
国家的打虎肃贪不可停，与此同时，需要立法使之制度化。确立公民的财产权，使公民不用惧怕权力，不用依赖权力就能保全合法财产。依靠智慧与汗水就可致富。
变革的希望在于增量，在于未来，所有的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所有的财富，必须来自阳光。
与民立约，确立法治权威，才得久远。
政商结盟，必伤两方。解决大财阀问题，政治人物和财富人士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对双方是最好的结局，财富人士免受人生颠簸。政坛人士也少卷入纠纷，得保善终。
公平而有活力的社会，方可铸就富强的国家。
期待大家关注“李光满冰点时评”公众号。
李光满微信号：ligm479210127,实名可添加好友。）

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光满冰点时评"公众号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