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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7日是傅雷先生诞辰109周年。
她比傅雷更不应被忘记
作者 | 李银昭
《四川经济日报》社长、总编辑
本文摘选自《美文》2015年7月刊

傅雷夫妇的故事,使我现在每到上海,不会急着去浦东领略东方明珠的神采,也不急着去南京路寻找十里洋场的旧迹,而是一定要去江苏路284弄5号院。只要一说起上海,我就会想起朱梅馥和傅雷。只要来到了她们居住过的这弄旧式建筑前,才感觉是我到了上海。
不应该不知道傅雷。
爱好文学的人,大都读过傅雷翻译的《约翰 克利斯朵夫》,这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至今都是世界文学顶峰上的顶峰。还有傅雷翻译的伏尔泰、巴尔扎克。
喜欢美术的人,大都读过傅雷写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这部完稿于一九三四年有关美术的著作,在大学里,被列为美术本科、硕士、博士生的必读书籍。
研究音乐的人,大都读过傅雷写的《独一无二的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关于对这两位大师的论述,难有人企及。还有傅雷关于肖邦、关于古典音乐的一系列论著。
如果文学、美术、音乐都没能让我们了解傅雷,那我们不论是为人子、为人女,还是为人父、为人母,都有必要细读《傅雷家书》,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如果我们根本就不打算读,那也不妨花上一包烟钱,一支口红钱,给我们的家人、后人买一本。不是每一个人的书都值得细读,傅雷的值得。不是每一个人的书都值得家传,傅雷的值得。
说这么多,大家记住了傅雷,但这不是我写下这些文字的目的。
是的,此刻我说的是另外一个人,要记住的也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与刚才前面说的一切都有关系,这个人已经被我们忘记很久很久了,被我们很多很多人忘记了
这个人就是朱梅馥。
说出她的名字,不少人都会觉得陌生。她就是傅雷的妻子,傅聪、傅敏的母亲。
著名大学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说:“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
傅敏评价妈妈就来得更直截,“她是无名英雄,没有妈妈,就没有傅雷。”

台历又翻过了新的一页。2015年大年初二,是阳历二月二十日,看见崭新的一天,我猛然想起了一个人,今天是这个人的102岁诞辰。这个人就是朱梅馥,一个平凡的女人,一个安静的女人。一个我们怎么也不能忘记的女人。
朱梅馥于1913年2月20日,出生上海南汇县城,在上海教会学校读完初中和高中,仟仟长指能够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弹奏得行云流水。19岁时在上海与从法国归来的表哥傅雷结为伉俪,直至1966年9月3日,在他们的住所,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双双含冤自缢身亡。
这篇怀念的文章,本应是写给傅雷的。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20出头的我,对知识处于如饥似渴的年龄。傅雷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不论是他翻译的作品,还是他关于音乐、美术、文学方面写的散文、评论,我都收藏并细读,尤其是众人皆知的那本《傅雷家书》,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次阅读,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傅雷对人类所有艺术的感知和独到的见解,使我对他的才华无比的敬仰。尤其是因不堪红卫兵三天四夜的批斗、殴打、凌辱,他和夫人朱梅馥在家中“宁为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自缢的壮举,如一块磐石,多年来一直堵压在我心头。对傅雷的崇敬,直到今天,只要是逛书店,一看见傅雷的作品或有关写傅雷的书籍,我都会轻轻地抚摸、翻阅,即使不买,心里也感觉到释然和亲切。
但是本该写给傅雷的这篇文章,我却写给了朱梅馥。
记得第一次到上海,我就去寻找朱梅馥和丈夫的故居。当我站在上海江苏路他们的旧居门前时,平时不太引起注意的朱梅馥,却从我的印象里渐渐清晰起来,总觉得眼前这栋旧式的小楼里,当年进进出出,上上下下的主角就是朱梅馥。作为才女和贤妻良母的朱梅馥,不论是哪本书,哪篇文章,在傅家三男子的故事里,她总是若影若现,如画幅上的底色,如音乐里的伴奏,永远都是傅雷故事的配角。也许我们都错了,我们习惯于赞美傲立于山巅的青松,却忘记了润育和撑起松树的厚实的山体;我们习惯于捡拾海滩上的贝壳珍珠,却忘记了沙滩和大海;我们习惯于赞美春天的花朵,却忘记了润生百花竞开的阳光雨露。朱梅馥就是傅雷三父子脚下的山体,背后的海滩,春天的阳光雨露。
知道了上海这栋小楼里曾发生的故事后,每次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心里都隐隐作痛。想象中,我无数次地去还原当时的现场,当时的情景。当黑暗笼罩整个上海,作为妻子的朱梅馥是怎样陪在丈夫身旁?怎样铺平纸张,看着丈夫留下遗书?怎样将53.5元作为他们死后的火葬费装入一个小信封?作为传统文人的傅雷,通晓古今,多年来陶醉在艺术里,陶醉在人类一切的善里和美里,长时间地畅饮着艺术和善的醇酒,在眼前的动荡和邪恶的劫波中,傅雷清醒地知道,刚正不阿的性格注定,他脚下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如嵇康、文天祥般慷慨赴义、凛然成仁。但傅雷要完成人生最后这艰难的一跃,需要的是前行的勇气和力量,而这种勇气和力量,只有信仰和爱才能给予。黑夜中,朱梅馥用理解,用支持,用来自血液里的欣赏和来自骨子里的爱跟随在丈夫的身后,安静地陪伴着丈夫写遗书,在那几页遗书的文字里,看不到他们对这个世界半点的不满和抱怨,有的只是平静地交代死后事:房租的支付、保姆生活费的供给、亲戚寄在家的东西被抄走应付的赔偿。甚至,还没忘记在楼板上放上棉絮和床单,以免自缢后,他们的身体倒地时发出声响,惊扰了楼下的其它人。后来,有人写文章说,朱梅馥夫妇,干净了一生,最后的死,干净得更让全世界震惊。什么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高贵,什么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优雅,那就是傅雷的离去,那就是朱梅馥一生的安静和最后的跟随。从这个角度来看,傅雷的选择,傅雷的弃我们而去,是走向完美,走向理想,走向人生的盛宴,是完成他崇尚的文格与人格的完美统一。这样的统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显光泽,会让后人更加赞赏和敬仰。在朱梅馥的陪伴下,丈夫踏着“广陵散”的节奏,在 “安魂曲”的旋律里,完成了他不得不选择的一跃,跃进理想的天国,精神的天国。就在傅雷走后两个小时,朱梅馥也自缢身亡。
上海最黑暗的那个夜晚,傅雷走了,英雄辞世,孤立无援的朱梅馥在丈夫走后的这两个小时里,她是怎样度过来的,她望着身体渐渐变凉的丈夫,她在想些什么,她都做了些什么,她是怎样撕开床单,结成绞索?她将头伸进绞索的勇气和力量是哪里来的?她离开这个世界,最后看见的是什么?最后听见的是什么?但愿她看见的是那盆红红的月季花,但愿她听见的是舒缓的小夜曲。丈夫前行,有妻子作伴,而作为妻子的朱梅馥呢?只有残灯作伴,瘦影相随。朱梅馥既是人妻,可她更是人母,她还有两个优秀的儿子,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伦敦。一个母亲,要做出舍下儿子,独步黄泉,与这个世界决绝的选择,这要内心经历怎样的煎熬,这要多大的勇气,这要多大的力量!可是朱梅馥就是丢下了一个儿子,又丢下了一个儿子,她孤独、勇敢地随丈夫去成仁赴义。
“士可杀,不可辱”。 是这个民族的忠烈之士自古以来的自勉和人们对他们的褒奖之辞,多指那些侠肝义胆的英雄男儿。朱梅馥这个只想种花、听音乐、画画、做家庭主妇的“活菩萨”的善良女人,何以由她来承受一个时代的不幸,民族的苦难。因此将这句话赠予给朱梅馥,已属名副其实,名至实归。朱梅馥如一朵莲花,出淤泥,破污水,盛开在上海的夏夜里,绽放在时间的长河里。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从此,一家四口,阴阳两界,家破人亡。朱梅馥一家的遭遇,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份子命运的一个缩影。就在他们居住的同一条街上,年仅30岁的天才女钢琴家顾圣婴不堪侮辱,也含冤离世。远在北京的诗人陈梦家,在同一个晚上,用的还是绞索,了结了他55岁的人生。在朱梅馥夫妇自缢现场,摘下他们遗体的民警左安民说,在他管辖的这片地段,500多户人家,有200多户被抄家,自杀的文化人,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文化人的自缢,自缢的是一个人,残害的是一个家庭;一群文化人的自缢,自缢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自缢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
不堪回首的往事,已成了历史。这段历史,是存放在国家档案里的一张苦脸,而朱梅馥就是这张苦脸皱褶里的一滴清泪。
这样情怀的女子,现在还有吗?值得让这样情怀的女子去爱的男子,现在还有吗?
她本平凡、安静,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我食言写傅雷的文章,却先写了朱梅馥,就是因为在今天的上海,今天的中国,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了,她更没能像当年上海滩如杨绛、张爱玲、林徽因那样,至今还被人们不断地提念。滚滚黄浦江,朱梅馥就像一滴清雨滴入,被一江的黄水黄沙湮没,然而清雨必是从高空飞落,就是埋入黄沙,她也是带着晶莹透剔而去。
朱梅馥贤惠美丽有才华,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她不只通晓英语,文笔流利优美,是知性的民国女子。她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傅雷的很多书稿都是他一笔一画地誊抄下来,笔迹端正娟秀一丝不苟。她在傅雷工作之余,坐在钢琴上,一首肖邦、莫扎特的钢琴曲从她的指尖流出,会使整个小楼弥漫在雅致、温馨、恬静的氛围里。傅雷遇到创作不畅的时候,朱梅馥成了他倾述的对象,成了理清文思的土壤和创作灵感的源泉。在写给傅聪的一封家书中,傅雷这样说“我经常和你妈妈谈天说地,对人生、政治、艺术、各种问题发表各种感想,往往使我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出一个小小的头绪来。单就这一点来说,你妈妈对我确是大有帮助”。
上海滩这个知性的旗袍女子,朱梅馥,她只想做个家庭主妇,相夫教子。丈夫喜欢喝咖啡,朱梅馥就为他泡咖啡,丈夫喜欢鲜花,朱梅馥就在院子里种上玫瑰、月季。每逢花季,便满是花香,一些高朋好友如著名艺术家刘海粟、黄宾虹,著名作家施蛰存、柯灵、楼适夷、钱钟书、杨绛等围坐在此赏花品茗。每到此时,朱梅馥总是退隐到后面去,继续做她的家庭主妇,或是收拾房间,或是照看孩子,或是在傅聪出国后,朱梅馥就靠给儿子写家书,来倾述母子之情,排遣思念之情。在《傅雷家书》里,就收录了几十封朱梅馥这个时期写给傅聪的家书。
朱梅馥的胸襟如大海一般宽广,她还有一大特点,凡事尽力以丈夫的喜好为喜好,因为爱一个男人,就是尊重他的内心。傅雷在法国留学的四年里,法国女郎玛德琳与傅雷相识相爱,如胶似漆,到了傅雷要和朱梅馥退婚的地步。退婚信写好后,傅雷没勇气寄出,就托当时在法国的著名画家刘海粟寄,刘海粟比傅雷大十多岁,看出了傅雷和玛德琳之间的文化差异等问题,就将退婚信扣押没有寄往上海。后来傅雷回国后,就和朱梅馥在上海完婚。婚后,傅雷又一次遇上了类似的事。但朱梅馥总是顾全大局,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朱梅馥这么说:“婚后因为他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终是难免的,不过我们的感情还是那么融洽,那么牢固。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些帮助,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
傅雷的好友周朝桢说“像梅馥这样的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第二人。用上海人的话讲,她是阿弥陀佛,活菩萨。她受的是西方式教育,听音乐、看书画、读英文小说都起劲,但性格却完全是旧社会那种一点没文化的贤妻良母式的典型。”
朱梅馥和丈夫,一个才华横溢,风骨傲然,一个知书识礼,温柔善良。他们的心中装满温良恭俭让,装满知识、真理、宽容和善良。他们沉浸在翻译、阅读、写作里,沉浸在音乐、美术、文学里。他们只想去感知和传播真善、真美、真艺术。今之视昔,朱梅馥夫妇,在老上海,是浊世的一对人中之鹤,他们不为同流而活,他们只为拔高而生,他们干净地走过上海的老街,优雅、直立地身影,给后世一种非凡之美的印象。他们把人的高贵和卓然留给了上海。
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它会让人看清善恶,明辨是非,它会教人遗弃什么,记住什么。从朱梅馥的一生,让我们看到,女性天赋谦恭、温顺的被动品质,这种品质赋予她们以巨大和深沉的宁静,这种宁静,可以把狂暴野性驯化成精致的温柔,这种温柔,在必要的节点上,会转化出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具有纯美,更具有高洁,更具有宽厚,更具有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就像朱梅馥喜欢的那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傅雷夫妇的故事,使我现在每到上海,不会急着去浦东领略东方明珠的神采,也不急着去南京路寻找十里洋场的旧迹,而是一定要去江苏路284弄5号院。只要一说起上海,我就会想起朱梅馥和傅雷。只要来到了她们居住过的这弄旧式建筑前,才感觉是我到了上海。
偌大的一个上海,曾放不下傅雷的一张书桌,也曾放不下朱梅馥的一张灶台,一盆月季花。
著名学者施蛰存在《纪念傅雷》的文章中这么说。“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
然而,“想象不到的”事发生了,比起那些想象得到的事来,朱梅馥就更加了不起,更加伟大。
是的,朱梅馥的一切,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从发生一直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她的高贵和优雅,一点也未曾远去。我还相信,再过上半个世纪,人们还会想起她。朱梅馥和丈夫自缢而去的那栋小楼里的人性之光,爱情之光,正义之光,还将照亮上海一百年。
中华民族,朱梅馥是集这个民族女性美德的一个典范。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女性美,在朱梅馥这里画上了一个长长的休止符,一个重重的惊叹号!朱梅馥与傅雷的爱情故事,是继梁祝、白蛇传、天仙配、孟姜女之后的中国第五大爱情悲剧故事,第五大民间传说。朱梅馥是上海一百年的痛,永远的痛!
李银昭,《四川经济日报》社长、总编辑,经营管理者杂志总编辑。1984年发表小说处女作《雨夜,有一个士兵》,其后在《四川文学》、《青年作家》、《西南军事文学》发表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50多万字,小说《老友》获成都市金芙蓉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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