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波浩渺处，郑和率领云帆蔽日的船队出使西洋；江南烟雨中，千家万户通宵达旦纺棉织纱；车船横流间，南京、北京、苏州等三十多个商业城市横空出世，商贾富豪日渐成为最活跃的阶层。明朝，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启蒙与商业初露峥嵘的朝代，各地商帮先后崛起。
地域、血缘、乡谊，传统的商帮经济造成了中国一些显赫家族长达百年以上的富足，也促进了我国的商业繁荣发展，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商业体制与商业阶层，也是中国商业史上浓墨重彩的符号。
现今的商帮虽已不复当年光景，但随着“湘商”、“深商”的相继成立，传统十大商帮的研究活动风生水起，又把这个“古老的”体系推到了人们的言论之中，有人甚至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商业文明，毁于商帮？”

商帮历史丨从士农工商，到富可敌国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积淀，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骤然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
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商帮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自明朝始，人口从城市向乡镇农村大规模下沉。这里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北宋中期，中国人口有一个亿，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口占22%；明以后，人口开始向乡村下泄，到了1820年左右，全国只有6%的人口在城市里面，大量的人口聚集在乡村、集镇。帝制时期，政府最低层的治理机关是县（现在是乡镇），县以下的三万多个集镇是谁来管理的呢？是族来管理。男女关系不好，或者侵犯人家水田，县衙基本不管，而是到宗祠里面交由族长管理。所以明以后，族变得很强大。家族及家族观念，变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计算单位和基本价值观，人们跟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大量的人际关系在族里。
与之而来的，商帮经济应时运而生。首先是山西晋商，然后是安徽徽商，广州则出现了十三行商人。几个种姓控制了重要经济命脉。具体来看，晋商、徽商、十三行，他们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某几支非常富有的家族，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中国现在一年的公共财政收入约13万亿，如果马云或是王健林拥有12万亿或者是13万亿，那还得了？有1万亿已经不得了了。所以，当时的财富是聚集在民间的一些家族手里，极其富裕。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当时十三行有一个商人叫伍秉鉴，号称是世界首富，《南京条约》中1/4的赔偿款是他们家族出的。
商帮现状丨“商帮”溯源，舆论与风波
30多年的市场经济大潮，让中国商业文化建设有了新的成果和新的高度。传统商帮逐渐淡化，商帮对于商业的影响与推动也逐渐式微。这个时候，人们便有了回望和溯源的冲动，开展自己的寻根之旅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行为。
出现过商帮的区域在寻根问祖上最为积极，这些地方一般都组织了官方或民间的研究会，如浙商研究会、徽商研究会、潮商研究会、晋商促进会等等。如何弘扬传统的商帮文化，找到自己的商业文明自豪感，是成立后最重要的议题。
除此之外，一些新的经济发达地区也开始提炼自己的商业文化。比如深商、顺商(顺德商人)、莞商(东莞商人)、还有原来较后进的一些省份也在树立自己的商业形象，如湘商、黔商、川商等等。
有趣的是对一些新的“商帮”概念的树立，往往会在当地引发一些争论。比如“深商”，几年前当民间学者黄东和等人提出“深商”概念并出版《深商精神》的时候，就引起了本地学界、媒体界关于“口碑在外但特质未明”的争论。
但商帮面临的最大风波，要算“湘商”概念提出时，著名学者之间的口水仗，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

2003年前后，身为湘籍文化学者、知名商会活动家的伍继延，首次提出“湘商”概念。但是，这种时髦提法立即遭遇到同为湘籍人士、著有《国画》等多部官场小说的作家王跃文的反驳，正因为两人的社会影响力之巨大，引起了媒介与社会各界的关注。但由此却带来全国各地对商帮文化的热捧，这却是王跃文与伍继延两人所未料到的事情。
经过一番争议，湘商概念却得已扎根，当初的唇枪舌剑却已变成文化意义上的湘里湘亲，相见犹怜，湘商遂得已名列商帮文化之列，占据了一席之地。受此启示，各地对商帮文化的寻根、整理、阐发蔚为壮观，成为跨越商业与史学、文学的一门综合学科。
前年，畅销书作家徐志频撰写的《当商帮已成浮云》，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轮社会对中国古代商帮提出的“批判”与“质疑”。徐志频断言
：商帮这种组织形式是没有未来的，它已经成为“浮云”。
他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商帮都是在通讯不发达、交通不方便、法制不健全的历史条件下，依靠血缘、地缘自然形成的，而且往往依附于官僚体系。如同中国传统商业对封建军政的依附关系一样，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商帮也严重依附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武力与权力体系，这种伴生关系，正是中国传统商帮无法向以平等、公平为精神底蕴的现代商业文化转型的原因之一，再加之建国后，随着全民所有制及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传统商帮因失去生存的土壤而逐渐衰亡。
以徽商为例，徽商经营盐、木、茶、典四大行业，在清朝后期由于太平天国起义等引发战乱，严重打击经商环境，清政府为求自保也取消了徽商盐业垄断权，再加之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入侵如洋茶的冲击等，最终导致徽商产业全面崩塌。

除了外部原因，封建社会下形成的商帮固有的封闭、保守等思想也使得自身难以抓住转型机会，晋商曾多次想筹资通过建银行、采矿业等对抗西方商业入侵，但最终都因内部思想矛盾搁置，随着封建社会灭亡而衰亡可能就成了必然结果。
于是，传统商帮的发展在社会结构变化后急转直下，被历史的车轮重重的碾压了一番...

发展变革丨新时代的“商帮文化”
但现今意义的商帮与历史上有所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商帮的模式由之前的“地域邦”，慢慢衍生出了“企业邦”、“行业邦”，甚至毕业于同一家商学院的同学，也纷纷搭建了自己的组织。华夏同学会、泰山会、商学院校友会诸如此类的“商业帮派”接连成立，渐渐成为商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与影响因素。
泰山会成立于1993年，由于成立大会在山东召开，遂取名“泰山”。追溯泰山会的历史，最初只是一个“四人小组”。直到1984年开始，一批科技企业成长起来，其中包括联想、方正、紫光等。他们的领军人物也开始加入这个小组。小组很快扩展到六七人，十几人，几十人，成立一个正规组织的想法开始萌生。而且，这个团体的影响力也吸引了政府的关注。
四通集团段永基、联想集团柳传志、万通集团冯仑、泛海集团卢志强、复星集团郭广昌、远大空调张跃、信远控股林荣强、还有年轻一点的史玉柱、李彦宏……这些会员企业组合起来就是一条强大的产业链，链条上的每个企业都占据了所在行业的绝对影响力。段永基等人对泰山会的构想是：资产过亿的、达到某种量级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私人圈子。
但其实不管“商帮”的体量、模式如何变化，在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与程度后，最紧要的是构建出一种适合当今的新型商业文化，这需要新时代的“商帮”来一起考虑三件事：
第一，认同。在人类历史上，对商人和商业的鄙视是一个古老的传统。直到二十世纪之后，韦伯等人校正了人们的财富观念，确立了商业行为的终极认同感，自此商人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立的阶层才真正出现了。而商业也与其它阶层无异，既不低人一等，也万不可盛气凌人。
第二，信仰。创业浪潮中，很多人的冲动是凭借一种信仰，也就是说，我要用商业的手段供应和服务于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商帮的成立除了增加内部互通合作的机会，也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信仰，这个信仰，才是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的前提。
第三，社会。一个国家的商业要能够进步，一个企业的商业要能有进步，必须要有理性主义精神和法治精神，这个就需要把资本的契约精神、法律精神、商业精神进行衔接。市场经济的建立，根本是法律制度的构建，发展出一套以法律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交易方式。在这个大前提下，借鉴传统商帮文化的一些优秀成分，让新“商帮文化”成为区域/行业/领域经济发展的动力。若完全脱离法律制度和非人格化交易方式去谈商帮文化，是一种思想上的糊涂，对商业文明与经济的发展有损无益。
中国有个词叫传统。传是传承，统是道统。如何传承中国千百年来的商业文化文明积淀，并建立新环境下的中国特殊商业文化，是接下来要面临的大问题。
商帮留下的财富，并不是沉甸甸的真金白银和深宅大院，而是历经浮沉之后的经验，和如何实现真正的商业发展的思考。我国传统的商帮文明，曾有过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到今天却又似乎渐渐式微。在回顾辉煌的同时，探寻在时间之河中差点湮没的，中国商业文明的脉络甚至病灶，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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