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作者：加拿大雁王
当电梯终于在六楼停稳、自动门徐徐打开的时候，我看见母亲扶着那辆助步的小推车，站在昏暗的楼梯间里等我。她看起来是那么的矮小，背微微有点驼，雪白、稀疏的头发显得几分凌乱。看见我她先是一怔，脸上随即绽开一大朵笑容。她张开双臂迎接我，使劲儿地拍着我的后背，然后又仰起头一动不动地望着，嘴里念叨着“回来了，回来了……”
屋里的陈设还都是老样子，只是沙发旁多了一把折叠了一半的轮椅。电视的声音挺大，正放着古装剧，茶几上几张晚报摊开着，老花镜、放大镜和电视遥控器就压在上面；一团毛线和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随意地丢在沙发上，旁边是一条掀乱了的薄线毯；还有好多花——这和以前一样——就摆放在一面落地窗前的一张玻璃面小茶桌上、地板上，茉莉、米兰、紫罗兰…….仙人掌嫁接的蟹爪莲缀满了红色的花蕾。我想母亲再也不用象以前那样担心花蕾掉下来了，那时候烧煤取暖，屋里总不是很热，白天光线也不足……
“中午小时工来了，帮我搞了卫生，做完晚饭才回去。”
母亲一边说着一边把我领到一早给我准备好的房间里，每次回来我都睡这儿。房间很整洁，玻璃书柜一尘不染，新换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床头的小台灯亮着，她知道我每晚睡前都要看会儿书。
“小梁挺好的，每周来两次，在这儿好几年了。”
母亲喜欢用小时工而不是保姆，这是家里的老话题。姐姐也总在电话里抱怨，说老太太脾气犟，就是不肯听别人的。
“我能走能动，要个人整天看着我干什么呀？”她自有她的道理。
很多时候母亲真像一只老猫，在自己的老宅里自由徜徉，困了就在太阳底下打个盹，自己做主，从不喜欢有外人在里头。这就苦了姐姐，她住在城市的另一端，不能每天都来，可心里总担心妈妈一个人，万一出点儿事儿可怎么办？尤其是她上了八十岁以后，膝关节愈发不行了，别说下楼，就是在屋里都得推个小车。每天晚上给母亲打电话，要是她睡着了，没带助听器，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没听见电话铃响，姐姐就会在心里焦急半天，恨不能插翅飞过来。
这也难怪，谁让母亲一向都是这么独立呢？父亲在的时候还不明显，她只是默默地躲在身后，有事自有能人张罗。可姐姐却常说，别看爸整天咋咋唬唬的，大事儿还得妈拍板儿。大姐是家里的老大，参与过不少“重要”的家庭决议，自有发言权。
父亲的老朋友以前和我们同住在一栋楼里，没事过来串门聊天，总给我们讲父母当年的故事。说妈妈年轻时如何端庄美丽，话不多行事却如何干脆果决，当时与父亲一见钟情，认识才几天，就敢跟着他走，十足让他捡了个大便宜……母亲祖上是满清大家，到她父辈这一代家道虽已中落，但依然殷实。东北解放过程中，和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两个人都充满激情地投入到革命的大潮当中，母亲走出家门，报名到新式护士学校学习；而还是军医大在校生的父亲随大军抵达沈阳后，先是毕业留校，不久就和邻居叔叔一起作为最早的一批干部奉调到中央政府工作。以前整理家里老照片的时候，见过一张父母的结婚照，黑白两寸，两人都才二十来岁。父亲着中山装，清瘦的面庞上虽稚气未脱却意气风发；母亲则显得很洋气，深色的西服上装，头发烫过，鹅蛋脸，面部轮廓清秀、柔和，眼睛黑黑的大大的，里面全是水、是笑。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父母亲合影，出国前特意翻拍了带在身上。后来儿子在学校制作“Family Tree” 的时候，还用到了这张照片。我从没有机会见过那个时候的父母，可透过他们年轻、纯净的眼神，我似乎能感觉到那段时光的绚烂和美丽，那份与年轻的共和国同在的、《青春万岁》和《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处处洋溢着的朝气和动人。
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俩人的很多东西都是成双成对的，比如母亲骑一辆红色的女式飞鸽牌自行车，父亲的则是黑色的28寸凤凰；母亲有一双白色的花漾滑冰鞋，父亲的是球刀，棕色的；两个人一人一块欧米伽手表，款式相同，好像情侣装，只是看起来很老气，小时候在我眼里还没大白表盘子的“北京”牌儿好看。后来大姐、二姐上大学的时候，一人接过来一块，尽管已经不太准……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美好时光，即使稍纵即逝。
大姐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赶上了50年代那段相对宽松的日子，这从她小时候照片里洋气的打扮上看得出来，有些照片还是国庆节和父母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游园时拍的。而作为文革前夜出生的、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我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二姐更惨，出生在困难时期，牛奶都喝不上）。每张照片上的形象都像个土蛋，父母亲也是一身干部服，比起当年显得老成、呆板甚至疲惫了许多。究竟是人还是时代变了？我几乎没有和父母一起上公园的印象，姐姐说当然没有，不是母亲随医疗队下煤矿，就是父亲上干校，饭都没人管哪还有闲心逛公园！姐姐还笑话我说妈妈下医疗队一走几个月，回来我都不认识她。那时我才两岁，跟着一个老保姆。据说她待我极好，每天开小灶给我弄好吃的，晚上早早就熄灯睡了，留下大姐二姐趴在窗户上，眼巴巴等父亲开完会回来。
其实打小起我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深，而且支离破碎：坐在他自行车大梁上去幼儿园、他从干校回来时黝黑的面庞、坚硬的胡茬……或者秋天湿漉漉的早晨，父亲跟我一起在院子里捡杨树叶 ——专拣杆儿粗的，叫做“老根儿”，带到幼儿园和小朋友玩儿“拔根儿”比赛……然而即使这些零散的记忆有一天也毫无征兆地中断了，好像戏正演在半中间，场子的灯却突然亮了，拥进来一伙匪兵……那年我五岁，父亲被从干校直接带走了。家里也来了很多人，凌乱的房间，窃窃私语的人们，姐姐哭红的眼睛、母亲目光里逼人的寒气……没有人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从那一天起，我就敏感地意识到“爸爸”是个危险的称谓，是一个不祥之兆，提起来就谁也不会高兴，就只有眼泪和悲伤。和小伙伴儿打架，怎么打都成，可人家一提“你爸爸……”我就立刻傻了，拔腿就往家跑，心里的那份压抑，即使在那个年龄，也会让人透不过气来。不想、不说，不问、不议…..对父亲的选择性遗忘其实是逃避，孩子心里最简单的、下意识的、本能的对苦难的逃避。
父亲不在，母亲一个人支撑起这个家，没别的选择，她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她尽力让生活沿着原来的轨迹继续往前走。每天照常上班，努力把我们都穿戴得干净整齐。过年了，人家的孩子有新衣服，我们也当然有；也要做一桌子饭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一顿像样的年夜饭，虽然有一个位子空着，虽然饭菜香气依然无法让饭桌上的气氛活跃起来。每个人心里都在想着什么，每个人又都怕别人提起。盼过年，更怕过年，过年了好像就再也没有借口，再也不能逃避了。好伙伴儿的爸爸每年都问我，“爸爸回来了吗？”我每次都回答，“他不回，他忙。”这时他就会盯着我老半天，不再问什么。
母亲很少打扮自己，平时一身灰色的衣裤，在大街上很快就淹没在千千万万的人们当中。但我注意她上班前总要把那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皮鞋擦干净，夏天那件绸布衫每次洗完了也都要烫平整。最喜欢看妈妈烫衣服，生铁烫斗，就在煤炉上烧热，熨烫前她总要在嘴里含一大口水，然后鼓起气轻轻一吹，细密的水雾就在空气中均匀地弥散开来，然后一时间好像悬在那儿了、不动了，千军万马般细小的水珠晶莹透亮，在太阳光里呈现出一道绚烂的彩虹。那景象美极了，那一刻我会开心地笑起来，真觉得我们家与别人家没有什么不同。
母亲还喜欢养小金鱼。每次她下夜班回来，我都会赖着不肯去幼儿园，跟她保证不折腾、不打搅她休息。这时母亲就不再坚持。有时下午起来的早，她就骑车带着我去护国寺的金鱼店转转。不知为什么，坐在她车后座上，有时我心里会突然生出一丝担忧，这是去哪儿？妈妈会不会不要我了? 她喜欢热带鱼，买一两条回来就搁广口的罐头瓶里养，放窗台上，温暖的阳光里，美丽的、五彩斑斓的鱼儿在水草间自由地穿梭游荡，看着让人心醉，更从心底里感受到那一份自由和欢畅。不过妈妈每次都对我说，要是别人问起，别说是买的，就说是同事送的。
她总是小心翼翼，小心驶得万年船，尤其在那个特殊年代 ——活下去，活得尽量好些。即使在最压抑的时候，我也很少见她哭过。有时候晚上没事我缠着她下军棋，或者讲故事、讲笑话，她都会满足我；偶尔邻里几个阿姨过来坐，也看见她有说有笑。但回想起来，那笑容里似乎总夹杂着几分落寞。有时侯她突然半天不出声，目光一下子飘得很远。冬天窗外下大雪，妈妈经常一个人站在窗前老半天，就这么一动不动地望着。雪让世界变得简单、纯净，我猜雪也一定让妈妈的心得到慰籍。也有几次我夜里惊醒，发现床头的灯依然亮着，母亲还没睡，一个人背对着我坐在书桌前发呆。我叫她，她不做声，半天才转过身来，眼睛红红的，很快把灯关掉……
那是怎样的一个年代！然而时代的疾风暴雨中，又是多么庆幸还有母亲的坚强，还有她努力支撑、悉心呵护的一座小窝，一堆篝火，带给我们一份安宁和温暖。现在远远地回头望去，那份带着感伤的宁静和温暖又是如此的美丽。其实很多时候，温暖总是与感伤相伴。
在我的记忆里，看见妈妈哭还有过两次。一次是在我上大学前。考取了南方的学校，就要第一次离家，远走高飞了，内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向往。和同学、老师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别，每天风风火火的，整个人忙得像个陀螺。母亲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为我做着准备，缝新被子，各季的衣服一件件挑捡好、叠好，发现缺什么，就拿笔记在纸上。还抽空赶织一件毛衣给我。那是在盛夏天里，人不动都热，母亲却经常是一坐老半天，额上浸着汗，双手走针如飞。那天我从外面回来，一进屋就脱去套头衫拿在手里扇，看见母亲抱着毛线忙着就心不在焉地对她说，“大热天还织毛衣干什么？到了南方用不着的。”母亲停下手里的活计，抬起头来望着我，“那就甭回来了！”哪一刻，我看见她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猛然意识到自己的粗心，一下子抱住她，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另外一次看见妈妈流泪，是在多年后父亲病重的时候。那一年，刚刚出国的我先后跑回来三次。每次回来母亲都要掐着指头算日子，算我能呆到哪一天。我也在算，真希望日子能变得更长些，哪怕只一点点。我知道父亲需要我，母亲更是。
“走吧，需要你的时候就回来。”临别的时候母亲总这么说。
那是痛苦的分别，我的心在挣扎。 在最后一次，我就要出门了准备再拥抱她一回，她眼睛看着我还没等说什么就赶快把头扭了过去。霎那间我深深地感受到她内心的巨大痛苦和无助，她不愿说，又是多么期望我能留在身旁。那儿以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非常镇静地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父亲最后的日子。告别仪式上，大家都怕她挺不住，两个人扶着她站在父亲灵前。母亲却是出奇的平静，一滴眼泪都没有，只是默默地看着父亲，不肯离去…..
那一幕犹如昨天！久久地站立在玻璃书柜前，父亲好像正从镜框里向我微笑。好多年了，母亲也老了。时间从来都是这么不等人，不知疲倦，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即便是月上柳梢、更深人静的时候也不忘在你的眼角、额前留下行行脚印…….人这一生！书柜里还摆放了其他很多照片，父母亲的、我们每个人、每家的—— 从光着屁股玩儿沙子的到结婚旅行的、戴着博士帽的…….当然还有孩子们的，比起来他们这一代可洋气多了，多得以至于母亲经常抱怨，“都不会说中国话了！”母亲说的也许不错，只是，他们还有根，这根移不走。
“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了烧羊肉，你不吃不给你留……”
浏览着这些熟悉的、久违了的身影、场景，我仿佛在看一部记录电影 ，仿佛又重新置身于那些逝去的、洒满阳光的岁月……
“吃饭喽！不然该凉了。”母亲在厨房催了。母亲从来都把吃饭看成一个重要仪式，只有饭吃饱了、吃好了，人才踏实、放心，别的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酸菜，有好多白肉，看你还嫌不肥。”
我猜她准是用那只最大的碗给我盛的饭，她每次都是。
2016年3 月于多伦多，首发于“世界日报”副刊2016年5月8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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