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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梅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本季学术剧的先前文章谈到了德国为何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谈到了如果没有萨拉热窝事件,一战是否可以避免。这里再谈谈,为何说德国这个头号战斗民族走向一战是一大悲剧?

1“落叶之战”

1914年8月,当大战爆发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虽然对战争前景多有忐忑,但依然如此给出征的士兵打气:等到树叶开始落下时,你们就能回家了。他当然也热切希望,当秋天来到时,战事就能以德国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直到四年后的秋天,德国人才感觉到,战争可能是要结束了,而胜利已纯属奢望。此时,无数士兵的生命已如秋叶般飘落。

一战中德国的一张宣传画,德国兵轻松地摆平了英法俄,文字是:亲爱的祖国要安宁!可是,战争从未如此轻松,安宁更如水中之月。
但不能说,德国在一战中没有多少胜机(即便只是惨胜),或者没有议和可能。比如,如果大战之初借道比利时的对法攻势能运作得更好些,德国人也许等于在足球赛一开场就踢出了2∶0或3∶ 0。到一战中后期,如果当时有博彩公司就一战结果开盘,多数玩家应会押德国赢。此时,其敌人看似更可能先崩溃。至1917年,德国的潜艇战已让英国胸闷气短。同年春天,法军的新攻势又以失败和死伤惨重而告终,这让法国官兵中不断累积的愤懑和悲观再也憋不住了,以至于爆发了大规模兵变,竟然有一半的前线法国部队被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其中。法军当局依靠镇压(有五百多人被枪决)、承诺停止自杀性进攻、放假等软硬兼施,才将兵变平息下去。当时法方对兵变是秘而不宣,假如德国人能及时知晓并乘机倾力一击呢?也在1917年,天翻地覆的俄国革命发生,进而导致俄国在1918年3月与德国媾和,德国得以将更多力量投向西线。1918年春天,德军的新攻势又一度是如此强劲(此次战役见证了二战初大放异彩的闪电战战术的“原始版”),以至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都开始琢磨发言稿了:如果前方惨败甚至崩溃,你总得向议会和老百姓作出交代吧。只是,该攻势最终功败垂成。
如果德国当局对议和更积极些(比如至少同意从法国和比利时的被占领土撤军),如果美国没有在1917年对德宣战,或者美军没有那么快抵达战场(参战的美军在1918年3月是20万人,在七个月后有200万),如果德国政府和民众在1918年夏秋再咬牙坚持一会(英法也在直打晃了),如果德国人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主张摒弃强权政治的高调新思维少些幻想(德国人本期待,威尔逊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会帮着他们说话),一战的结局也可能被改写。

1917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在巴黎参加纪念活动的法国兵。他们手持经历过战火洗礼的法兰西军旗,但其中或许有人参加过不久前的兵变。
从纯军事角度讲,德国人在一战中也显示了高出对手一筹的实施战争的能力,他们才更像是真正的头号“战斗民族”。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诺塞奇(Fredric Northege)说:德国人的作为是非凡的,在没有从盟国获得重要援助的情况下,他们与其他几个大国打了四年半,在大多数时间中压制了对手,击败了俄国,并借助潜艇战在1917年差点让英国因饥饿而投降。兼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当代名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还推算出了德国人在一战中的如下效率:就杀死一名敌方军人的经济成本而言,德国要花费11,344.77美元,其对手则是36,485.48美元。
军事史家们也公认,直至一战结束,德国军队都拥有高于对手的战术素养,即便双方都要大量补充新兵,并面临士官和下级军官的高伤亡。他们还大体认为,直至1918年夏天,虽然在装备和给养的供应上明显不如敌人,德国军队仍保持着更高的士气。剑桥大学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了亚历山大·沃森(Alexander Watson)的著作《忍受大战:德国和英国陆军的作战、士气和崩溃》。它解释了一战中的德国官兵为何表现出了坚忍的作战意志,强调了军国主义价值观和宗教甚至迷信观念的影响。

《忍受大战》的封面
但是,即便德国人显示了其坚忍和才能,一战毕竟铸就了工业文明时代空前血腥的悲剧,并为另一场更大的悲剧即二战埋下了浓重伏笔。面对它们,任何战争艺术、牺牲精神和胜利者的荣耀都抵不上所付出的代价,包括德国自身所付出的。再结合前两篇文章的内容,即便德国人认为,自己是由于对手将来可能发动侵略而不得不进行先发制人的“防御性”战争,但由于他们是在并无确凿证据表明对手有此意图时抱着莫须有心态去考虑动武,由于他们在萨拉热窝事件后怂恿奥匈开战,并放纵或挑动大战的到来,由于他们在赢得战争后必会盘剥战败国并主宰欧洲,因此,一战从一开始可被视为德国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2“不足挂齿的小陆军?”

即便不作政治判断,即便不考虑大战的结局,也难言因预防性战争考虑而在1914年走向大战是德国的最优选择,尤其是今天回过头看。
比如:无史料证据表明,当时法俄有在将来主动对德发难的进攻性计划;德国人对对手尤其俄国力量增长的恐惧也是过度了,对俄国社会的粗放、低效、腐败和内斗的程度则低估了;一战前夕正值英俄在中亚的竞争在升温,而这可能导致国际格局发生对德国有利的变化。
再比如,德国人明显低估了英国的陆军实力。德国人不想看到英国卷入对德大战,但这主要是由于担心英国海军在战时大搞对德海上封锁,尤其当战争陷入持久战从而更需要外来物资的时候。在他们看来,英国海军虽然强大,但英国陆军与前者相比可不是一个妈生的,即便英国出兵参与陆战,也只是打酱油的。连严谨和不苟言笑的德国首相俾斯麦当年在任时都不禁调侃说:如果英军来到欧陆,德国派些警察就能打发。德国军方对英国同行一直是报以鄙夷,最多只是说,他们也在进步,但与我们比……可是,一战表明,如果没有派往法国的英国远征大军,法国很可能迟早得完。如果德国人在战前能认识到这点,对于走向大战应更举棋不定。
下面这张一战时期的英国漫画就挺有针对性。英国小兵将德国小兵赶得屁滚尿流,文字是:“谁说(我们)‘不足挂齿的小陆军’?”

3谁更像军国主义国家?

在上述之外,姑且不谈德国能否通过外交手段去改善自身处境,难言德国应在1914年走向大战的另一更重要理由是:如果德国人确实担心外来挑战,那么,进行大规模扩军但不急于打仗看似更可取。这也是当时很多德国人和后世不少学者的看法。
但德国大规模扩军主要面临两大障碍。一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分配体制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增加财产税(这对富人最不利)的抵制;二是,保守派对军队的政治忠诚度的担心。他们要维护贵族地主阶级为首的统治阶层对权力的把控,要维护作为其代表的以皇帝为首的威权政府,因此希望尽力由贵族地主子弟充当军官,由农民充当士兵,担心太多思想新潮的城市小伙入伍会让军队在政治上不可靠。
这样,德国在一战前虽然也有所扩军,但力度有限。无论从维护德国自身利益角度讲,还是从推迟或避免大战角度讲,这都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暂列若干理由。
第一,通过大规模扩军,可以在和平时期加强对外威慑,限制对手冒险,进而增大和平的持续可能;即便战争来临,也可让德国更具实力。
第二,如果德国能够大规模扩军,鉴于德国人的执行力,鉴于1914年左右德国的经济成长势头不错,鉴于俄国的扩军计划可能因低效和腐败等而大打折扣,即便不选择战争,德国的国际处境也可能改善。
第三,无论是当时的德国人还是当今的学者,大体都同意,至少就客观意义上的人力物力储备而言,德国在扩军上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比如,在1913-1914年,就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而言,德国的数字是3.5%,法国和俄国的则分别是3.9%和4.6%;在1912年,符合服役条件的男子的服役率在德国是52%,在法国则高达82%。说起军国主义,不免先想到德国,但谁更像军国主义国家呢?

位于柏林郊区波茨坦的“新宫”,威廉二世的主要居住地,当年德国最高权力的象征,今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第四,很多保守派担心扩军动摇军队的政治忠诚度,但这叫政治觉悟看似挺高,可是政治神经太弱,政治智商太低。通过灌输强调服从、强调军队与平民社会保持距离的军人伦理,通过提供物质待遇,通过将平民军官“贵族化”(比如通过授封贵族头衔),通过进行忠君爱国的意识形态熏染,一支主要来自城市阶级的德国军队尤其军官团仍可能在政治上被笼络。在一战时期的德国军队中,有着远多于战前的城市官兵。但在这场长期而艰苦的战争中,他们仍很好体现了对纪律的服从和对既定权威的忠诚。
第五,扩军不力让德国当局更趋于认为,国际力量对比将对德国愈发不利,从而加强了赶紧发动预防性战争选项对他们的吸引力或压迫力。
第六,在一战中,德国人终于不得不将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地投向战场,既然迟早得有大投入,何不在战前就更积极扩军,这难道不让自己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时都会更主动?
第七,即便战前的大规模扩军会加重相关的财政和政治压力,但相比于急急忙忙走向大战,相比于大战失败导致经济政治崩盘,相比于坐视对手加强战备,这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至少可让自己多些缓冲时间。

1889年的一张漫画,正检阅部队的首相俾斯麦指着城市绅士模样的人问:这个平民是打哪冒出来的?

4有人有钱,但缺的是决心

为何德国当时克服不了大规模扩军的主要障碍?只能怪那些对扩军很保守的保守派的短视、自私、孤陋寡闻和冥顽不化了。比如,他们或是老强调扩军给军队带来的政治危险,甚至说没等敌人打进来,被社会主义者渗透的军队也许就在搞政变了;或是总担心为扩军而增加财产税对本家庭和本阶级不利,甚至耸人听闻地警告说:增加财产税是工人和无产者的阴谋,是要借此侵夺有产者的财产进而颠覆政权;或是认为,国际形势不像扩军派说的那样严峻;或是认为,与其费劲去扩军,不如早点开战呢。
这些保守派大体都属于德国的统治阶层,或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充分扩军难以实现的主要根源是:当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既得利益是如此敏感,以至于斤斤计较,以至于满脑子阶级斗争,以至于对“国内敌人”的恐惧要高于对国外敌人的恐惧。他们难道不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很多人会说,我懂的,但国际军事形势有那么严峻么?早点开战和速战速决就确实做不到么?

威廉二世在检阅部队。他表示,军官“精神的贵族特质”与“出身的贵族特质”是同等的,但后者其实仍最被看重。
德国总参谋部的态度是:形势确实严峻,早打不是不可,但要让我们手头的兵尽量多些。扩军派的大本营就是总参谋部,代表是总参谋长毛奇及其副手埃里希·鲁登道夫。他们当然也属于统治阶层和政治保守派,但由于工作关系更了解国际军事形势的变化,对扩军也显得务实和积极。但是,无论是他们还是文官政府,都指挥或说服不了扩军反对派把持的陆军部(陆军部负责军队的行政工作,总参谋部则负责作战指挥),以及有财政审核权的议会。而且,向议会陈述扩军理由和要求为此拨款是陆军部的活,这近似于要让一个爱吃素的人可劲宣传说,红烧肉香着呢。总参谋部提出了大幅增加成年男子入伍率的计划,但被陆军部批判为对军队搞“民主化”,鲁登道夫还因此被贬到了地方上当团长。虽然德国在1912-1913年间搞了两次有限扩军,但这与扩军派的期望差距甚远。为扩军摇旗呐喊的民间组织“陆军联盟”的领导人凯姆叹息说:“我们有人有钱,缺的是让两者为国效力的决心。”
但结合前文,仍要强调,不能说德国若扩军不力就只能走向大战,主张及早开战仍是毛奇和鲁登道夫等军方扩军派的重大错误。对于德国军方在一战到来中的角色,以后还有述及。

毛奇和鲁登道夫,后者在一战后期成为了德国实际上的头号实权人物和军事首脑。
所以,虽然德国走向一战不是主要为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参见4.2篇),但国内的政治格局明显限制了德国的选择空间,加大了德国当局选择及早开战的可能。但尽管如此,鉴于前述观点,鉴于萨拉热窝事件有很大偶然性,鉴于若无该事件一战未必发生,德国走向大战仍是一大悲剧或错误,仍是一个“战斗民族”的政治短视的典型例证。(作者:梅然;编辑:胡子华;图片来自网络。)
学术剧第四季往期内容
作者简介

梅然,1969年生,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安全与战略尤其战略史领域的研究,曾撰写或参编《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国际关系史》等著作,并撰有《中心-侧翼理论:解释大国兴衰的新地缘政治模式、《俄罗斯、海上霸权与世界政治的逻辑》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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