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IT科学家到华尔街高管到民主党中顾委委员再到白宫学者奖评委，他为啥追求冒险创业？

《华尔街菁英谈》系列专访第十一集

庞晓东博士称得上是先知先驱者，他上大学（1978年初浙江大学）、赴美国读硕士博士学位（1981年范德堡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进入华尔街从事衍生产品业务（1991年AIG）等，都比同龄人要早几拍。在华尔街的拼搏过程中，他于1996年便已当上AIG董事总经理，是当时美国大型金融机构中寥寥的几位华人之一。2004年他离开AIG去担任加拿大皇家银行太平洋集团总裁，又于2006年被任命为加皇资本市场副主席的高管殊荣。不囿于高级打工，2011年他与原来AIG的两位同事自立门户合伙成为股东，管理一家全球性的大宗商品交易和投资公司--Freepoint Commodities，现在北美、欧洲和亚洲有300多员工, 从事能源、矿产、金属和农产品等业务。

庞晓东的第二事业是提高华人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他担任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成员，美国民主党中顾委委员，民主党亚裔领袖协会共同会长，汤伟麟竞选联邦参议员的财务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领导委员会成员，布郎大学亚洲顾问委员会成员，华夏中文学校校董，卡迈尔犹太学校校董，美国水球运动委员会董事会成员等。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设立了奖学金纪念他导师的夫人，在布郎大学建立了基金资助与浙江大学的交流项目。2010年奥巴马总统任命他担任白宫总统学者委员会十二位专员之一。

庞晓东文革期间在浙江农村下乡，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在田里劳动被蚂蟥咬，上山砍柴又很辛苦，晚上再和几头猪睡在一个屋子里。这种艰难困苦的经历培养了他吃苦耐劳和珍惜感恩的心态，他认为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现在，庞晓东与他父母、妻子和子女住在优雅富庶的美国康州格林威治镇。他希望华人的下一代在中学多参与团队体育和社会活动，在大学和研究生院多学习政治、法律、金融和商业，在社会上从政，创业或经商，敢于冒险，而不拘泥于传统的理工科和音乐。他的儿子和女儿是高中水球队的积极分子。

东方欲晓君行早踏破青山人未老

当初怎么会从MIT的研究科学家转行成为AIG的衍生品交易员？

80年代中我在MIT（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博士毕业后，因为当时有“星球大战”的科研计划，我就留在MIT做所谓的“research scientist”（研究科学家）。但到了80年代末“冷战”结束后，科研项目不再那么紧迫，经费也缩减了很多。另外一个方面，当时华尔街正逢放松监管（deregulation），使得很多产品可以开始交易，很多的金融机构可以参与交易。同时，新兴的衍生产品也开始蓬勃发展。我当时在MIT商学院学过一些衍生产品的课，跟那边的教授一起做了点这方面的初步研究。所以当有朋友推荐我去AIG（美国国际集团）开发衍生品、结构性产品的时候，我就去试试了。去了以后才知道AIG当时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公司。

我在AIG Trading的主业是负责衍生品和结构性产品的业务，标的资产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贵金属和有色金属等，后来还有外汇，利率和债券。当时衍生产品起步不久，机会比较多，我原来也没有学过任何经济学，所以边做边学，从微观的层面上了解金融交易的细节。我推出了几个衍生品，当时效果也不错，帮一些客户解决了问题，对公司也形成了一个新的收益中心（profit center）。我也于1996年被提升为董事总经理，成为AIG Trading管理层的一员。

我在AIG还有个副业，即承包了所有跟中国的业务。比如说为中国的中化、中远这些公司提供能源方面的保值，帮助他们采购石油；为外管局提供外汇交易的服务，因为亚洲市场不够大，外管局需要英美的市场，等等。我觉得那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我个人特别感兴趣，而且也有语言文化理解等的优势。但也是有风险，期间有当时一些国投信用方面的问题，但最后都通过朋友的帮忙而化解了。

到后来，这块副业业务发展得也挺快，变成一个像主业一样重要的业务。我后来也成为AIG Trading的合伙人。到我2004年离开AIG的时候，我个人带来的利润是整个AIG Trading的50%，是公司最大的盈利中心。更重要的是，我挣的利润是质量最高的利润，是不冒任何价格风险的，是不需要VAR的，也就是说是完全对冲掉市场风险的。

怎么从AIG跳槽到RBC的？

后来，我所在的AIG交易部门被AIG金融产品部门（ Financial Products）给吞并过去。这个金融产品部门后来成为AIG最挣钱的部门（但也是在金融危机时导致AIG实际破产的罪魁祸首，最后整个AIG靠政府注资救援才得以生存。我也跟着遭殃，延后付给的部分奖金化为乌有——此乃后话），主要从事信贷衍生证券CDO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业务。他们跟我讲这个CDO产品，我是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我说这中间关键的是相关系数（correlation），这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其实风险是很大的。我在金融产品部门呆了半年就离开了，实在是不享受这个业务，没法做这个产品。那是我在AIG唯一不愉快的时候，是每天“不想去上班”的感觉，其他都是每天“等不及要去上班”的感觉。

2004年我就去加盟了加拿大皇家银行RBC（Royal Bank of Canada)，做他们太平洋集团的总裁，负责他们最大一部分的亚洲业务。我去了以后，帮加皇在香港成立了分行，在北京成立分行，并负责亚洲的一些大客户，比如说外管局。到了06年，因为我们这块业务做得不错，我就被任命为RBC资本市场的副主席，是亚裔第一位担任此高管职位的。金融危机时，加拿大银行没有受到大影响，结果是RBC的市值居然一下子超过受次贷金融危机所累的UBS（瑞银集团）和RBS（苏格兰皇家银行）。

其实我当时去RBC有一个很奇怪的考虑，最后没有用上。具体说来，是陈水扁当时要搞“台独”，我感觉中美关系非常紧张，有失控的可能。万一中美之间有什么摩擦，加拿大也会是一个对冲，一个避风港。因为加皇的资本市场业务大部份的收入是在加拿大之外，我也就从来没有在加拿大本土工作过，一直是在康州。因为在RBC工作的缘故，我在加拿大银行界交了一些朋友。最近还帮助加拿大国民银行在中国争取到发“熊猫债”人民币债券的机会。这是家不大的加拿大银行，却能超过北美所有银行，第一家在中国发债，同时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选择自立门户，开自己的公司？

到了2011年，我在AIG的那些老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给我打电话，和我商量说一起开公司。说要是一辈子没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公司，会是一种遗憾。我想想觉得也是挺好，就离开RBC，跟这几位合伙人一起做了现在这个Freepoint Commodities公司，我们有一家私募基金做我们的外部投资人，其他是我们几个合伙人自己出的钱。最开始是我和另外两个人合伙，现在我们有五、六个合伙人。五年下来已经上了正轨、健康发展，全球有三百多人，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新加坡、中国都发展得挺好。

我们当中有一部分相当于对冲基金的业务，但总的来说是一个实业公司，是一个做交易和做投资的公司。比如说我们在上游做投资，买能源产品（石油、天然气、煤、电力等），或者是农产品，或者是金属矿。我们做了投资以后，就在中游做很多优化¬的业务——存储、运输、调混等，然后卖给下游的用户。比如在波多黎各这个岛上，所有的发电用燃油都是我们提供，这就是实体经济的业务。我们现在在矿产、金属、农产品方面都布局得不错。我们最近又跟中石化一起在维京群岛做了一个很好的项目。我们的业务模式是通过提供服务，满足一个市场的需求，然后得到稳健的回报。

为什么选择涉足政治领域，致力于提高华人的政治地位？

首先要说明一下，我其实到八年前都是一个独立人士（independent），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只是我碰见奥巴马后，因为支持奥巴马，我才成为民主党。但是对于两党我都有政策认同和不认同的地方，所以我不是一个党派色彩很重的人，我更多的是看候选人，看他们的纲领。

说到对政治有兴趣，最开始是几桩事情对我有比较大的促动。第一件是我81年到美国的时候，没多久，就有一个“陈果仁事件”。陈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美籍华人工程师，在底特律汽车公司工作。他要结婚的时候开party，结果被两个白人把他当成日本人而用棒球棍把他活活打死。这本是一个很恶劣的种族仇恨事件，但更糟糕的是，接下来的法庭审判，居然判那两个打死人的白人无罪，大概罚了一两千美元了事。这对我来说像是背后击一猛掌，顿悟过来意识到美国不完美，还有很多种族歧视方面的问题，尤其对像我们华人这样的少数族裔来说。把华人打死没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件事发生在我眼皮底下，发生在把我录取进MIT的华人导师身上。他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40年代末到MIT读书，后来在MIT当终身教授。他在外面有自己的公司，有很多发明，帮助盲人的阅读机器就是他发明的。他还得过Emmy Award（艾美奖），电影上的很多制音处理，都是他当时的专利。

他有个小女儿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读书，我认识她见过她，教授感恩节什么的会请华人学生到他们家聚会。后来，她在加州那边被人谋杀了，案子破出来发现谋杀她的人是她白人男朋友。当时警察办案也不着力，还是这个教授动用他自己在政府中的关系，把FBI调进去，才破了这个案子。可是最后审判，居然又判那个杀人犯无罪。

这件事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教授这么有成就，这么受人尊敬，但碰到这种事情，居然束手无策。他太太就因为这个事情，不久就去世了。他自己也因此辞去了MIT的教职，六十多岁了去上法学院，自己要成为一个律师，来争取公道。

这个事对我是一个很大很直接的影响。尽管美国有很多机会，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但你的权利不会自动赋予你，不会自动就有保障的，而是要靠自己去努力，去奋斗。去获得。这就是所谓的“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

华人在美国的政治地位，不仅与种族偏见相关，还与中美关系挂钩

第三个事件是“李文和案”，这个事件却是把华人在美国的安全问题提到一个不同的层次和高度了。“陈果仁”和教授女儿的事情，总体来说还是属于种族歧视的问题。可是“李文和案”却是和中美关系的大气候有关系。当时苏联已经解体不构成威胁，而美国有一部分机构和人员，比如说军火工业为了维持经费，是需要有个“假想敌”的。美国国会有一个加州众议员，Christopher Cox，当时出笼了一个我认为是臭名昭著的“Cox Report”，强调“中国威胁论”。我后来读了李文和自己写的书，他是一个在美国国家科学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他之所以被美国政府当做“间谍”被抓，我认为就是因为他们按图索骥，需要找一个在美国这种敏感的部门工作的华人，来证明这个“中国威胁论”的迫在眉睫。

李文和其实都不是大陆来的，而是台湾人，他的太太甚至还帮中央情报局工作过，来监视大陆来的访问学者。但当时因为有很多其他的中美关系的冲突，包括“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军机在海南岛相撞”，可以感觉到这个大的政治气候的变化。

到最后，李文和也没被发现有什么罪。华人社会对迫害李文和这个事情不满，给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施加了很多压力，最后急急忙忙在结案的时候，把一个华人变成新墨西哥州的联邦检察官，让他来主管李文和的案子，这样说起来是“华人对华人”，就不能说是有种族的因素了。结果他被任命一个星期之内，就把李文和这个案件给了结了。

如果中国被认为是美国的一个竞争对手、“假想敌”，那华人移民，甚至第五代第六代，总是会被认为是一个“永久的外国人”，总是会有人对你的忠诚度产生怀疑。所以华人需要意识到这点，需要特别的努力对这种偏见来进行争斗。美国政府很多事情，我的感觉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它在这个方面的due process（正当程序），或者是due diligence（尽职调查）的门槛特别的低，所以像李文和这样之所以受到迫害，是跟他们的华人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历史上美国华人通过法律抗争赢得维权胜利的例子

今年梁警官的案例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种族歧视问题，华人社会群情激昂，维权意识浓烈，全国范围积极响应，一起上街游行出钱出力。最后梁警官被减罪，不需要坐牢。

从历史上来看，要说美国民权运动的先驱，华人是当之无愧的。十九世纪末，在有《排华法案》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下，已经有好几例美国的华人通过法律手段来为自己维权抗争，而且得到胜利的先例。比如，在旧金山，当地教育局不让一个华人的孩子上公立学校，这是明目张胆的歧视。后来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华人胜诉，法院判决下来说：“旧金山的教育局必须让华人子女上公立学校。”

还有一个例子是不让在美国出生的华人的孩子拥有美国的公民权。最后官司也打到最高法院，法院判决下来说：“他有公民权。”这是华人对所谓“出生地公民权”的一大贡献，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出生地主义通过以后，第一个真正通过法院判决来形成的先例。从此以后，对宪法那一条的解释就不再有疑议了——你在美国出生的，就是美国公民。

但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只是第一步，因为这是一个ad hoc（临时的、特定的）的手段。从真正的长远的角度来说，要改善华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后面会详叙）

怎么向美国的犹太人学习？

美国的犹太人尽管人数不多，只比华人多出一百万，但在美国却很有影响力。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美国的金融界，美国的媒体（包括意见领袖和智囊），还有美国的政界。有了这三大社会的要素，他们就有了很大的影响力。

我有很多犹太人朋友，我也参加过犹太人的AIPAC，这是犹太人最有效的游说集团。我的合伙人当中有三、四个是犹太人，我自己担任过犹太学校的校董，是犹太人孩子的教父，所以我对犹太人还是很了解。

二战之前，犹太人在欧洲的地位，跟华人在东南亚的地位非常的相似——有很高的经济地位，但没有政治地位。在社会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他们容忍你，因为你做贡献了。但一旦经济不好了，社会动乱了，失业率提高了，你首当其冲就是“替罪羊”。在欧洲发展成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这样的迫害。在东南亚，首先就迫害华人，烧华人的店，杀华人。所以犹太人二战以后，痛定思痛，面临着要被灭族的危险之后，他们彻底意识到：必须要维权，没有其他选择。

我有很多犹太人朋友，他们会把收入的10%或者20%，甚至是更多拿出来，用来提高犹太人的社会政治地位。我住的镇，到二战结束的时候，还有很多犹太人不能买房产，但就两代人的功夫就达到今天这个地位。我的合伙人拿出几千万美金，一次就买了我们镇里的日本学校，用来做犹太学校。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他们已经意识到，对他们来说，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一起，组织起来，然后订出行动纲领，大家出钱出力。这是为了种族生存发展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说实在，犹太人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不会再碰到像“梁警官”这样的事情，他们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即使他们碰到“梁警官”的事情，他们也一定用不着上街，等到上街那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了。他们会在这个阶段之前，把这些事都摆平搞定了。就说现在美国那些政治候选人，选举的时候可以说中国怎么怎么坏，怎么说都是安全，都是没有问题的。但谁敢说犹太人怎么怎么坏！不光不敢说，还拼命所有人都要去巴结犹太人.

怎么向美国的印度人学习？

撇开犹太人不说，因为犹太人对华人来说是个长远的目标。就看现在在美国的印度人，他们很多都是在印度读了本科，到美国来读研究生，很多是第一代移民。他们的人数远远少于在美国的华人，可是他们现在在大公司做CEO，在企业界、金融界和政界的成就已经超过华人，他们就是用的一代人的功夫。

最近两届全国性的选举，民主党内（我不太了解共和党的情况）亚裔国会议员的候选人，一半以上是印度人，大大超过他们在亚裔人口中的比例。全美国50个州，有两个州的州长是印度裔的，这就很厉害了。今年，在圣荷西，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叫本田，日裔，原来是民主党全国委员的副主席。他的导师峰田，做过交通部长，是民主党里面的大佬。但今年这个日本族裔的席位很可能被一个印度裔的人搞掉。而在那边选民最多是谁？是华人，却没有一个华人出来参选。

为什么印度人会取得这样不合比例的成就？因为他们抱团，他们有组织。在硅谷有几个美国籍的印裔人，他们出了几百万美元，成立了一个组织，然后他们招了一批在美国国会工作过、知道美国政治机制怎么运作的的印裔年轻人来进行运作。然后他们到美国印裔居住人口比较集中的几个地方去招募愿意从政的印裔人士，医生也好、会计也好、教授也好，把他们请到华盛顿去培训，告诉他们这个事情怎么运作。培训完了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选区，准备去竞选了，这个组织再给他种子基金，给他配竞选的助手。这样变成一个系统工程，用风投的概念，用孵化器的概念，像一个工业流程，一批一批地产生这样的候选人。所以，在有组织有资金推动这个过程之下，美国政界迟早会看到越来越多印度裔人的参与。

华人该怎么做？

提高华人的社会政治地位，是每个华人都应该考虑，都该去做的事，这不是为别人，而是为我们自己在做。可以说这是长期投资，是风险对冲，或者说是某种意义上买保险；也可以说是给社会一种回馈，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但这些都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的事。犹太人，至少在金融界的很多犹太人，会拿出自己收入的10%、20%来做这项事。华人如果能拿出1-2%的收入，那这个钱就很可观。收入多出这1-2%，你也富不成比尔盖茨；少了这1-2%你也不会无家可归。但这些钱就可以改变局面，就可以有影响力，就可以做贡献。

团结一心，也是另一大要素。它首先牵涉到所有大家的利益，有利益的共性。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有一个华人受到伤害，所有其他华人都无法独善其身。其次，这个事情必须大家合起来一起做，人多力量大，不是单枪匹马就能做成的。所以在我们这个政治组织里，我是说“Bring your head, bring your wallet, leave your ego at the door.”我需要你的头脑智慧，我需要你的钱包，但是我不要你自我膨胀的意识。彼此不服气、追名逐利等是很忌讳的一个事情。提高华人的地位，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而是为了造福社区，造福后代。这是个出钱出力做奉献的地方。

我们有个政治组织的话，会支持华裔的候选人，也会支持所有认同我们反歧视、争取华裔权益、发展中美关系的非华裔候选人。对华裔社会、对中美关系不友好的人，我们可以支持他们的竞争对手，我们也可以通过媒体来揭露他们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做政策方面的研究，来参与智库，来影响意见领袖，来对民众和政府进行一些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有步骤、稳步地把它形成一个趋势，在这个社会上推进华人自身的安全，提高华人发展的机会。华人在政治上有自己的代表，就不会在利益分配上总是垫底。

我一有机会，就会鼓励华人的孩子，去多参与体育活动，最好是团队体育活动，去多参与社会活动。大学去学政治学、社会学；去上商学院、法学院；去从政、从商、去创业，去冒险。因为美国整个这个社会是建立在冒险的基础上，当年没有“五月花”那些人到美国来冒险，没有这个Gold Rush（淘金潮），就没有现在的美国。美国整个社会的文化就是个冒险的文化，人类社会就是要有冒险精神，我不是说盲目地冒险。很多成功的人士都是有冒险精神，比如说比尔盖茨大学不读了，就去创业，也是冒险。华人在文化上，回到传统里面可能缺乏冒险精神，很多事情是逼上梁山，没有办法了。但在这里你不冒险，是得不到回报的，所以这是我很鼓励后代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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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菁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