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远超华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软、Adobe、软银、花旗集团等公司的CEO 都是印度人，在这种级别的美国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个中国人CEO。派思咨询的调查研究也验证了这一印象：在受调查的75位外裔CEO中，人数最多的是印度裔，占据10位；紧随其后是英国裔、加拿大裔、澳大利亚裔，而中国大陆无人上榜。
不仅跨国公司，甚至出产这些CEO的上游产业，即全球主要商学院，也逐渐受到印度势力的影响。近两年，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和INSEAD商学院这3所世界级商学院先后选定印度人担任新的院长。人们不禁要问，比起说英语满口咖喱味儿的印度阿三，中国留学生到底差在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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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语说话vs用英语思考
尽管咖喱味儿的英语很难听懂，但毕竟英语也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不但习惯于使用英语交流，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用英语来思考。
印度的英语教育是浸入式的，全科用英语教学，生活中普遍使用英语，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对于英语文化极为熟悉，习惯用英语思维、交流。像中国这样的非英语国家，我们的学生后天学习再努力再刻苦，到了大多数工作环境中也只能够勉强应用。
世界顶级猎头公司之一的光辉国际（Korn Ferry）北京公司总经理刘家良就表示，“印度高管的英语逻辑思维和表达是强项，中国高管说英文没有问题，但是要走到上层用英文做辩论的时候就会显出弱势。”这些印度高管的英语也会有瑕疵，发音也会很不地道；但他们的英语思考体现了与西方的文化亲密度，这使他们尽管上裹包头、下穿长袍，口音很怪，却仍然被西方社会轻易接纳，视为同道。
在中国的基础英语教育中，我们是否能将英语的逻辑与西方的思维方式贯穿到我们的教纲中？当我们的高考生及考四六级的大学生还在用英语介绍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的时候，隔壁印度的学生早已在批判性写作中分析解决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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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藤vs印度理工
在硅谷优秀的印度裔工程师中，大概有一半都来自于同一所印度的大学：印度理工学院。这是谷歌CEO皮查伊和许多其他印度高管的母校，被誉为全世界最难进的大学，录取率不到2%，比哈佛大学录取率还低的多。而当印度中学生毕业时，最想考进去的大学不是哈佛，不是麻省理工，而是印度理工学院（IIT）和印度管理学院（IIM）。或许把美国的哈佛、麻省理工、普利斯顿大学加在一起，大概就是印度理工学院在印度的地位。

在印度，很多家庭，从孩子六七岁，就已经开始为他们十六、七岁时考印度理工学院做准备了。这两所名校都有种苦行僧训练营的感觉。建筑并不豪华，甚至显得破旧，学生住的宿舍也非常狭小，教职员工的待遇也不高，没有高薪引进什么“国际大师”，但这些学校在国际间享有极高声望，学生极为看重他们在在校学习成绩，所有毕业生均可直入全球500强。在IIT校园的招聘栏里可以看到，一些大公司为提前吸引未毕业的学生，甚至开出了高达五千美元以上的月薪。
而当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在选择大学的时候，有多少真正把学校的学习氛围和学业的挑战性放在首位？有多少更在乎学校的排名与知名度？在大学学习期间，有多少学生像高中一样极为看重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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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话vs个性
在中国，别人说“你的孩子好听话”是对你子女的表扬，父母也会因此而欣慰。而在英语中，似乎找不到“听话”一词的精确翻译。很多美国人会认为“obedience顺从”是贬义，是没有个性的表现，因此，没有人愿意被这样评价的。由于三纲五常，长辈、年龄是中国社会名分等级秩序的最重要组织维度，这种等级秩序压制个性的表达，使我们长大后本能地安静、讲话谨慎又谨慎。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多年，淡化了对长者的顺从程度，不再像原来那么论年龄，而是更加讲理，以理服人。这也印证了西方思维的表达性、逻辑性和批判性。

此外，对于独生子女一代，父母的溺爱会害了孩子，让自己孩子永远长不大。根据一本美国中学教材，一些研究估算，中国大学生的成熟度平均比美国同龄人要低3.5年左右，原因就在于儒家文化和中国父母育子方式，在该放手的时候不能放手让孩子独立。而成熟度跟领导力又高度关联，没有成熟就无法有领导力，就难以竞争谷歌、微软、花旗等公司的CEO岗位。
没有个性，就难以创新。从1999到2012年，虽然印度雇员只占硅谷整体雇员人数的6%，但印度人在硅谷创建的公司占全硅谷的比例从7%飙升到了15.5%。创业公司是最能代表创新精神和技术实力的一个指标之一。

为了让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更能胜出，基础教育中要改进英语教学的理念，学以致用；高等教育要让学生远离浮躁，脚踏实地地充实自己；另一方面我们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文化制约，不能再把“顺从听话”机器人作为我们的楷模。
我们的孩子与CEO之间差多少个印度阿三？一树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印度人能够与生俱来地理解多样性，我们兼容并蓄的儒家文明也能顺应时代潮流，培养出更加优秀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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