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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陆一部名为《小别离》的电视剧，把一个小众话题放到了大众视野之下。虽然，中学生出国留学，仍只是发生在中国现代社会少数人群中的事例，却引发了相当大数量中产家庭的共鸣。进入21世纪，当求学之路变得更自由和多元，中产家庭却产生了更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在和教育体制发生了碰撞之后，产生的各种不满、无力感，他们开始质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系不能适应我的孩子？”“为什么从那么小就要让孩子进行残酷的竞争？”他们试图在体制之外寻求一个解决的方式。
数十万中产家长选择逃离体制内教育
2015年，中国共4万多低龄留学生在美留学，约有14.5万国际学校学生，数十万中产家长选择了逃离体制内教育。然而，在教育出口多元化的同时，如果社会向上流通的管道和评价的方式不能变得多元化，中国中产家长们的焦虑依然无法缓解。
北京《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最近在大陆热播的电视剧《小别离》，再次引发关于中国中产家庭是否该送未成年孩子出国读书的话题，各方对利或弊各执一词，但家长坚信，出国读中学，不论最终是否对孩子有好处，却是他们逃离目前不认可的教育制度的唯一方法。
12岁的李涛从北京中关村三小毕业后，凭着声乐特长考进了海淀区一所中学，这所学校在北京市排名很不错，离家又近，仅5分钟路程，一切都让妈妈顾沁芳满意。
上学没多久，李涛和妈妈就有了矛盾。顾沁芳又被气哭了。儿子上中学后，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李涛向妈妈道歉，说不想气妈妈，但好像总控制不住脾气。等都心平气和下来，顾沁芳问孩子，“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孩子告诉她，“我在学校里很压抑。”
李涛爱好文科，喜欢历史、政治、辩论。班里男生本来少，而能聊得来的几乎没有。历史课上，他总举手回答问题，但老师却不怎么叫他，因为这样会占用课时。“我真的特别痛苦”。
听到儿子说这话，顾沁芳心里难受，第一次想到让儿子出国读高中。
中国留学生首次突破50万 华生占美国际学生31.2％
“推手”就是家长。在和这个“不合理”进行抗争的过程中，家长的决策几乎是改变自己孩子命运的唯一机会。虽然这个过程充满繁琐和不确定性。
在李涛出国前，班里已有一位同学去了加拿大，那是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无法在北京高考，才“曲线救国”。顾沁芳判断，在北京，让孩子出国读高中的父母中有近一半是因为户口限制，另外一半中约三成是像她这样经过慎重考虑的家长，还有两成是随大流。
初二上半年开始，顾沁芳为孩子出国做准备。顾沁芳有自己的想法，首先她觉得要选择美国东部的学校，因为大多数名牌大学在东部，学习氛围好；但不选纽约，因为嘈杂，于是她选了新泽西；再要综合各种因素，排名也得在中上；最好是教会学校，学费相对便宜。
擅长表达的李涛面试很顺利，面试官问他：“你这么小，来美国能行吗？”他回答：“是，我们中国的家长为了孩子服务一切，我就是想摆脱这种环境，自己来美国后，锻炼自己的能力。”不到一星期，他就被告知录取了。2015年9月，14岁的李涛进入新泽西一所教会学校，成为一名九年级新生。
中国教育部今年3月数据显示，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在2015年继续上升，首次突破50万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3月最新数据，美国是中国学生留学首选目的地，留学生人数远超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根据美国教育协会（IIE）发布的《2015门口开放报告》（Open Door Report 2015），从2007年到2015年，中国来美国留学的人数每年保持两位数百分比增长，2014至2015学年也首次超过30万人，占全美国际学生总数的31.2％。
而中国留学生的组成样貌已发生变化。IIE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学生来美就读本科、研究生仍为大宗，本科留学生人数在去年首次超过研究生，但两者增速皆放缓。相比之下，选择就读高中的人数近10年来增长强劲。
在加拿大，尽管小留学生数量增速不如美国，但也在持续上升。留学中介的林晓彬老师主要负责从生活和学习上照顾萨尼奇教育局的中国高中生。
林晓彬负责协助管理60名中国高中生，工作性质类似辅导员。她介绍，2011年和萨尼奇教育局合作时，只有13名中国小留学生，短短几年里，人数已达到每年约60人。据她分析，孩子出国最主要的原因是想逃避中国的高考所带来的压力。在加拿大升大学时，并不像中国必须参加毕业考试，相对轻松一点。
“不是对彼岸的认同，而是对此岸的不满”
李涛在美国的进步也让顾沁芳感到当初决定的正确。儿子来美国后在学校像换了个人，课上课下同学间积极的讨论，正是他在中国时一直渴求的。他的成绩也越来越好，连续两个学期获得了校“二级荣誉”，在校园篮球队里，也是核心角色。
但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在异国过得开心如意，和李涛一起入读这所学校的共有7个中国留学生，一年内，已有5个中国留学生Essay被判抄袭（注：在国外，话题作文和论文统称为Essay），不但当次作业为零分，还受到严重警告，再被发现作弊的话将被学校开除。
鲁引弓曾和出版人袁敏提到自己正在关注的低龄留学的话题，袁敏出版过韩寒的《三重门》《新概念作文》等，尤其对教育题材敏感，袁敏十分赞同，“口子很小，但折射面很大。”
小说《小别离》完成后首发在了袁敏主编的双月刊文学杂志《江南》上。半个月内，就有六七家影视公司找到鲁引弓，希望能改编成电视剧。作为资深媒体人，鲁引弓第一次对文字的这种效果感到难以置信。描写小众现象的《小别离》却能引起大的关注，在鲁引弓看来，是因为背后“出走传统教育模式的心情是普遍的”。“并非是对彼岸的认同，而是对此岸的不满意。”鲁引弓说，“忍受分离，这一定是非常态的。走还是不走，实际上是在质问当下这片土地。”
“这一代的家长和上一代已经不一样了，他们本身是受过教育的，希望孩子有个轻松快乐的成长期，但在当下的教育模式下是很难有。我相信全世界没有多少民族，像我们一样，青春期要蓬头垢面，钻进作业本里。分数选拔这种模式是磨人的，尤其青春期应该阳光快乐地成长，却被压制了，这是非科学的。可能有些孩子到了高中才会显出潜力，但分数线遏制了这种潜力出现的可能。”鲁引弓说，“除了教育环境，还包括空气、食品安全，家里如果有孩子参加考试，家长纠结每天吃什么，还有安全感，动不动就没有说真话的氛围。”
今年8月，电视剧《小别离》播出后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大家把争议的焦点放在了家长的选择上，鲁引弓有点无奈，“说得直接一点，这是在用脚投票，方式就是出走，不这么玩了。在中国，尤其中等生的求学路径比较窄，这时候只指责家长是不对的。其实个人的选择太渺小了，太无奈了，要有办法的话一定不这么选择别离。这样的模式一定是让人无法安心，无法放心。”
从犹豫到决心 “孩子有时需要推一把”
李涛的父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一次，李涛一家和父亲的朋友一起吃饭。席间朋友感叹，“孩子年纪虽小，但思想却是成熟的。也许国外更适合他。”父亲此时不同意，觉得孩子太小了，舍不得。
不久后的一件事改变了李父的看法。加拿大有个专门收养中国孤儿的组织，每年会到中国回访一次。这一年，接待这些家庭的任务被布置给了李涛所在的学校。李涛家负责接待一户。客人到的这一天，李父发现自己与妻子两人完全变成了哑巴，全靠儿子充当翻译，和外国家庭沟通。
2012年李涛小升初结束后，顾沁芳带着儿子来美国，参观了很多名校。她发现孩子一点不怯，会主动上前和外国教授聊天，向陌生美国人问路；去食品店买东西，也能自己搞定。英语出色，成为最终她送儿子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儿子的同学去了加拿大时，李涛对顾沁芳说，“妈妈，我也特别想去国外上高中。”顾沁芳试探着问，“你是想逃避中考吗？”“不是。”李涛说，他希望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学，只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他才有兴趣学，才能学好。顾沁芳开始和丈夫认真商量这件事。两个人对中国当下的教育模式、家里的经济状况、孩子的性格特点和主观愿望、英语口语水平等各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那就试试吧。”李涛出国念高中这事就这么定了。“我不跟风，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顾沁芳说。
就在顾沁芳给儿子购买更贵的英语教程时，远在浙江的鲁引弓正打算写下他构思了7年的关于顾沁芳们的故事。得益于媒体人快速写稿的职业训练，鲁引弓用两个星期半时间就完成了长篇小说《小别离》的初稿。
鲁引弓曾采访过一位女士，她的儿子在中国时成绩平平，没考上重点高中，花了钱在重点高中借读。一年后，母亲把房子卖了，决定让孩子出国。她向鲁引弓讲述了自己的逻辑：与其将来孩子变成一个普通的人，把房子留给他娶妻，不如把房子投资到他的教育上。以后的生活，让他用自己的能力去奋斗。
后来这个孩子考上了牛津的博士。“有时候，孩子是需要去推一把的。在中国不合理就在这——没考上好高中，就没好大学，没好工作。”鲁引弓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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