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古代农业社会物资极度贫乏,平民家庭里光靠男性劳作是无法维持生计的。因此,家中妻女必须参与各类生产活动,不可能终日足不出户。能让家中女性成员做到“大门不出,二门不越”,往往都是相当富有的上层阶级,但也远没有后世想象中那么夸张。
历代女性出行,犹以唐代贵妇出行的场面最为壮观。杜甫在其名作《丽人行》中就有这样的诗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唐初时,贵妇出行往往要披带遮掩,不能以面示人。
但到开元年间,风气渐渐开放。从驾的骑马宫娥头戴胡帽,靓妆露面,民间不论士人庶民,都争相模仿。甚至还有的女性骑马时露髻驰骋,或干脆身着男装(《旧唐书·舆服志》)。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在那个时代不论阶级高低,社会风气对女性出行已没有多少束缚。
唐玄宗天宝年间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展现了当时贵妇出行时的风貌
至宋代时,女性出游仍很普遍。南宋《武林旧事》载:“六月六日,是显应观崔府君(古代神仙名)的生日。早在北宋东京时,相关的祭祀就已经很繁盛了。当天,都市男女先聚集在一起烧香,之后不久泛舟湖上,游玩避暑。”又如《岁时广记》载:“过去蜀地的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市男女,络绎不绝地前往郊外游赏,在橘红色的帷幕下唱歌饮酒。”从中不难看出宋代女子出游时的盛况。
虽然宋代也有像司马光这种极度保守的士大夫,在其《居家杂仪》中要求“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关于司马温公不许夫人在上元节外出看灯的轶事,亦流传颇广(《轩渠录》)。但司马光作为北宋著名的保守派,本就有迂腐的名声在外,无法代表当时的社会风气。
不过,宋代的社会风气,较之于唐代确实已趋于保守。唐代中期,贵妇出游时不加遮掩、盛装露面的情形,在宋代非常稀少。相比唐代,宋代贵妇出行时的装束又变得封闭而笨重。她们往往头戴帷幕等遮掩物,不使外人窥见其容颜,在室内才能脱去。这些被唐代女性逐渐抛弃的装束,反而又被宋代女性重拾起来。
又如,在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熙熙攘攘的繁荣街道上,女性人物却只有寥寥数人。当然这也许仅仅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所致,但同时期在日本类似的绘画作品中,女性人物却远不像《清明上河图》那么稀少,意味着宋代女性出行并不算频繁。
宋代《瑶台步月图》展现了中秋仕女拜月的情景。虽然唐代之后中国关于女性的画作仍有很多,但却罕见以女性出行为题材的作品
到了明清时期,由于理学兴盛,大户人家的女性出行受到显著限制。在一些家规中,即使是庙会、元宵等场合,轻易也不准她们参与。平时会客只能和亲人相见,若有陌生人造访,更不许抛头露面。不过这些限制也仅存于部分大户人家,不能作为明清时期妇女出行状况的普遍代表。
如,晚明时《采馆清课》就记载:“杭州城的男女,在花开时游玩西湖,列舰排云,斜风而渡,遇到酒客都不回避,游玩时颇具胆量。”又如明末清初的文人张岱于《陶庵梦忆》中提到出游时写道:“柳湾桃坞,痴迷伫想,若遇仙缘,洒然言别,不落姓氏。间有倩女离魂,文君新寡,亦效颦为之。淫靡之事,出以风韵,习俗之恶,愈出愈奇。”说明当时有些女子,出游的目的就是为了邂逅浪漫。深闺戒律,并非对每名女性都那么灵光。
除了游山玩水外,节日庆典和宗教朝圣也都是当时女性集中外出的重要理由。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对南京元宵节时的场面如是描绘道:“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明人伍袁萃则在其《林居漫录》中提到“吴浙之间风俗淫荡,每遇春月,妇女艳妆冶容,什伍成群,遨游山水,而浙之天竺、法相,吴之虎丘、观音诸山寺中,履相错也。”
明代仇英《船人行图》。对于古代女性而言,与家人一同在外游览,也不失为出行的良机
然而,明清两代的官方可就不像唐宋时期那么开明了。早在明代,江苏地方官府就曾禁止妇女游山。清代类似的禁令更是层出不穷。保守士大夫们禁止女性出游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认为她们有违妇道,可能在游玩期间行淫乱之事。不论是善男信女烧香礼佛,还是节日庆典街头行走,都是男女混杂于一处,有伤风化。
但这些禁令和非议越多,反而越说明道学先生们“整肃民风”的理想与现实相去甚远。假如靠几条官府法令和道德抨击真的能禁绝女子出游现象,那么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强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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