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特”（Goth）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当时，古日耳曼民族居住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它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哥特部落。公元410年，哥特人攻占了罗马城，在城里连续烧杀劫掠了三日，使灿烂的罗马文明毁于一旦。以此为标志，欧洲进入了所谓“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哥特人一直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特点，尚武轻文，基本没有留下关于本民族的文字记载，这也给后人留下了“野蛮”、“残暴”、“落后”、“愚昧”的印象。
12世纪中叶，巴黎北郊的圣丹尼修道院院长苏热尔主持了大教堂的重建工作。他提出了“光、高、数”的理念。“光”象征着上帝对人的光照、引领和爱；“高”要体现人们期望灵魂摆脱尘世的罪孽、向往天国的升腾愿望；“数”则代表了中世纪经院神学对理性主义精神的推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建筑师提出了向高处延伸、增大窗户的设计构思，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石砌的冲天大厦。
哥特式教堂刻意突出建筑的高度，通常建有一个高而尖的拱门或拱顶，仿佛一束燃烧的火焰直冲云霄，因而享有“燃烧的哥特式”之名。此外，它还十分强调建筑的装饰性，整个建筑的内部如同被雕刻出来。教堂内的窗玻璃画也具有明显的中世纪特点，不讲究空间感和透视，乍看仿佛是用图画的方式直接书写着对上帝的信念，在想象的空间里充分传达了鬼魅、虚幻、神奇的特征。由于彩色玻璃的使用，哥特式建筑形成了一种半透明性，它们在阳光的照射下，自然形成了朦胧而又绚烂的效果，含蓄地表达了对神迹的渴望。
不过，向来以古希腊罗马文明继承者自居的意大利人却对这种建筑不以为然，将其贬称为“哥特式的作品”，认为那是“野蛮”、“未开化”、“缺乏教养”与“黑暗”的象征。此后，这个称谓就被沿用了下来，用以特指一种建筑和艺术的风格，后来则用于与之相关的文化。实际上，哥特式建筑或艺术与哥特人并无直接的联系。
18世纪中叶，一位名叫贺拉斯·沃尔浦尔（1717－1797）的英国贵族反感于理性主义的时风，迷恋中世纪的文化，喜爱旅行和收藏，对哥特式建筑和民间故事十分感兴趣，甚至还将自己的别墅改造成哥特式的风格，取名为“草莓山庄”。1764年，他发表了一部小说《奥特朗托城堡》，作品以意大利南部一座城堡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因果报应的故事。这部小说甫经问世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著名的批评家威廉·沃伯顿认为：“书中精彩的想象力借助判断力使作者升华了主题，完全达到了古典悲剧的目的，即通过怜悯和恐惧净化了感情。”在小说的第二版，作者添加了副标题“一则哥特式故事”，从此开了哥特小说的先河。
《奥特朗托城堡》的成功引来了不少追随者和模仿之作。根据有关文史专家统计，自1764年至1820年，英国总共出版了约五千部哥特式小说。在众多的哥特小说中，较为著名的有威廉·贝克福德（1759－1844）的《瓦塞克》，安娜·拉德克利芙（1764－1823）的《乌多尔甫的奥秘》、《意大利人》和马修·刘易斯（1775－1818）的《修道士》等。贝克福德也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他仿效沃尔浦尔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哥特式建筑——丰特希尔修道院。贝克福德的写作进一步发展了哥特小说的恐怖性层面，并把它与东方情调糅合到一起。他借鉴了欧洲历史上的浮士德原型，描写一位东方国家的哈利发为追求知识与权力成为魔鬼的门徒，醉心于各种残暴与放纵的行为，最终却为自己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拉德克利芙注意把“恐怖”故事同感伤主义情调和美丽的风景相结合，以安详、宁静的风格吸引了大量的读者。这种形式使她的创作与18世纪人们对大自然的歆羡与倾心勾连了起来，被司各特称为“第一个富有诗意的小说家”。她的创作发展了哥特小说的一个倾向：感伤型哥特小说。刘易斯则沿循贝克福德所发展了的另一极——恐怖型哥特小说传统，对人物内心的矛盾心理刻画与对恐怖场景的描述均有独到之处，具有很好的审美效果。另外，这部小说所具有的准色情意味，对当时的公众伦理和美学原则也给出了很大挑战。
哥特小说在流传中很快便越出了英国本土，对法国和德国也产生了影响。在法国小说史上，普罗斯佩·梅里美（1803－1870）以善于创作富于异国情调的浪漫小说著称，《高龙岜》、《卡门》、《伊尔的美神》都是享誉世界的名作。他的短篇代表作之一《吕克莱斯夫人街》以罗马为背景，讲述了一个阴谋与爱情的故事，全篇笼罩在一种神秘、诡异的气氛中，渲染了放纵的激情所引发的毁灭性危险。
在19世纪初叶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恩斯特·霍夫曼（1776－1822）是唯一获得了世界性声誉的作家。他的小说致力于表现生活中的“黑暗”层面，语言具有强烈的“灵异”特色，常在怪诞中流露出少许的机智和幽默。笔下的人物经常被一股幽灵式的力量所控制，在无奈中走向悲剧的深渊。《克雷斯佩尔顾问》跟他本人曾经的音乐活动大有关联，小说描写的是一个艺术天才被扼杀的故事。作者以浪漫、夸张的语言为我们叙述了一个行为乖张、反常的怪人克雷斯佩尔与恋人安冬妮的故事，在离奇的情节背后，刻画了一颗高贵、善良的灵魂。
哥特小说的兴起也推动和丰富了英国历史小说的发展，最著名的例子便是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的创作。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展现了历史的恢宏场面，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重现了苏格兰和英格兰人民关于英雄及其功勋的集体记忆，因而使司各特跻身于最伟大的欧洲小说家行列。短篇小说《挂绣帷的房间》可算“小试牛刀”之作，它描述了一位名叫布朗的英格兰将军在挂有绣帷的卧室备受鬼魂骚扰的故事。不过，恰恰在这个短篇小说中，司各特矫正了其长篇小说因篇幅问题而容易出现的拖沓与不够严谨的弊端。
1818年，玛丽·雪莱（1791－1851）出版了《弗兰肯斯坦》，叙述了一个人造生命——活跳尸的故事。作者聚合了哥特小说的多种元素，探讨了科技文明高度发展后的伦理问题，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科幻小说。该书是哥特小说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也是该类小说至今仍拥有广泛读者群的最著名的作品。《弗兰肯斯坦》的出版实际也标志着哥特小说“古典”时期的结束（事实上，简·奥斯丁的《诺桑觉寺》也在同年正式发表，这部作品通过戏仿对哥特式小说进行了强烈的抨击）。
哥特小说在内部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大体固定的模式和叙事元素。总体而言，它们带有所谓“黑色浪漫主义”的特点，怪诞、反常、非理性，故事不可思议、令人惊恐不安，大多弥漫着阴郁、恐怖的气息和莫名的激情，某种不祥的预兆或诅咒贯穿整个小说，不时地作出暗示以威胁和破坏人间的正义与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类小说的背景一般为遥远的古代，中世纪是常见的年代选择（有的尽管没有中世纪的背景，但情节荒诞、离奇、恐怖、惊险）。其中频繁出现的情节是：神秘的失踪，阴谋，暗杀，家族诅咒，苦恋，乱伦，弑父等；小说的场景多为城堡、教堂、废墟或乡村墓地，其内部包括：可以滑动的嵌板，隐蔽的通道，密室、阁楼、地牢，……；小说的主人公则经常体现为正义和邪恶的极端典型：鬼怪，疯子，修士、医生，恶棍式英雄，冷酷的美女，等等，即便在一些单纯、天真的人物身上也不乏特殊的危险性，有的还携有畸形、变态的心理疾患。
上述艺术特征的理论依据与18世纪英国的“崇高”美学有关，该派的代表人物伯克（1729－1797）认为，恐怖是一种“最强烈的情欲”，是对痛苦和死亡的忧虑。而从恐怖的缓解中，人们可以获得某种崇高感，这种崇高感就是快乐的源泉之一。在人们的生活中，艺术形象和现实危险同样产生令人恐怖的感受，但它们的恐怖“调质”并不一样，后者只能产生痛感，而后者却在痛感中夹杂了快感，因为，“如果处在某种距离以外，或是受到了某些缓和，危险和苦痛也可以变成愉快的。”
哥特小说的作者构建了一个恐怖、神秘和刺激的空间，让内心趋向恶的一极的欲望通过智力的展示得到了证明和宣泄，读者面对它们，由于仿真的艺术效果获得了逼真的情绪体验，同时又由于其虚拟性的特征而不至于陷入真实的危险，于是，某种无名的恐惧心理也就得到了“示范脱敏”式的缓解和释放。从文学史上考察，哥特小说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和历史小说，许多流传后世的世界名著，如：《简爱》、《呼啸山庄》、《荒凉山庄》、《远大前程》、《雾都孤儿》、《道连·葛雷的画像》、《蝴蝶梦》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烙有哥特式的印记。
1880年到20世纪初，可以称作哥特小说的“复兴”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首推英国的布拉姆·斯托克（1847－1912）和蒙塔古·詹姆斯（1862－1936）。前者创作的《德库拉》（1897），它被奉为西方吸血鬼故事的经典之作。小说《德库拉》讲述年轻的律师乔纳森·哈克受雇与伯爵德库拉洽谈一桩房地产买卖。进入古堡以后，他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秘密——德库拉伯爵原来是一具千年吸血鬼！于是，他和自己的朋友便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殊死搏斗。最初，德库拉占据着上风，还吸干了哈克女友米娜的朋友露西的鲜血。但最后哈克终于逆转了先前的颓势，在米娜、范赫尔辛博士等人的帮助下，战胜了这个吸血鬼伯爵。《德库拉》的出版为斯托克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当时便有评论家将它与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相提并论。小说被后世改编成戏剧与电影得以广泛流传，其中最著名的是1992年科波拉拍摄的同名电影（中文亦译作《惊情四百年》）， 成为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选入本书的《法官的宅邸》也是他的短篇名作之一。而博学的蒙塔古·詹姆斯则以考古学式的精密，逼真地复原了众多远古的精灵鬼怪的画像，《阿尔伯瑞克修士的交通簿》和《马格纳斯伯爵》等小说的出现，以极端的自然主义描写令哥特式小说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美国文学在19世纪的崛起恰好与哥特小说在英国和欧洲各地区的广泛传播相吻合，这使美国小说家先天就感染了哥特式的叙事特征。
华盛顿·欧文（1783－1859）享有“美国文学之父”的美誉，其清新的浪漫主义气息为怪诞小说添加了另一道风景。他的代表作《睡谷的传说》（即《无头骑士》）描绘了一个桃花源式的世界——睡谷。但就在这座桃花源式的村庄里，弥漫着某种血腥和谋杀的气息：乡村教师克莱恩·伊卡包德为了追求农夫的女儿卡特林娜，与情敌明争暗斗，最终不可思议地丢失了性命。小说的情节亦真亦幻，其中绵密的细节铺陈更是烘托了故事的诡谲特性。《鬼新郎》则写一个已死的新郎寻找未婚妻的故事，情节荒诞却不乏浪漫的气息，以此反衬了爱情的力量，也堪称他短制中的佳篇。
美国小说的另一位开山人物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是著名的小说《红字》的作者。他的不少作品也颇具哥特式写作特征，发掘那些近乎绝望的痛苦。《爱丽丝·多恩的恳求》涉及了乱伦、弑父、凶杀、爱情等多重主题，《裹寿衣的老小姐》在浪漫的底色上渲染了死亡的神秘与可怖，在写作技巧上为后人留下很多值得借鉴之处。《埃莉诺小姐的斗篷》重申了《圣经》中“骄矜”的原罪，小说中的主人公宣称：“我用骄傲把自己包裹起来，就像使用一顶斗篷。”结果，她带来了可怕的瘟疫，本人也成为这场灾难的牺牲品。
作为诗人，爱伦·坡（1809－1849）是一个先知式的天才，生前贫困潦倒，最后在幻觉和酒醉中默默离开人世。他的名作《乌鸦》以沙哑的嗓音喊出了“永不再”（nevermore）的预言，从而拔除了浪漫主义夜莺的最后一根羽毛，宣告了现代主义时代的来临。坡的短篇小说为美国文学开辟了两个新的领域：恐怖小说和推理小说，前者体现的便是我们在这里谈及的哥特式风格，作品的主人公常常具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有时也让厄运殃及亲人，为爱与死的古老主题增添新的注解。坡自认《丽姬娅》是他创作中的上品，小说在丽姬娅复活的瞬间嘎然而止，让美与恐怖同时停留在读者的阅读体验里。《厄榭府的崩塌》曾被列作世界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它也是一则幽灵重生的故事，全篇情节紧凑，没有任何多余的枝蔓，始终以悚然的气氛紧扣读者的心弦，最后，以大厦的轰然坍塌完成了叙事者心祭的仪式。
20世纪以降，哥特小说的重镇由欧洲转移到了美洲，尤其在美国的“南方文学”中大放异彩。
奇书《魔鬼辞典》的作者安布罗斯·比尔斯（1842－1914）创作的短篇小说《空中骑士》和《墙那边的三次叩问》，情节怪诞、笔调冷静，其对死亡和恐怖主题的处理极富世纪末色彩。而威廉·福克纳（1897－1962）则是美国“南方文学”的重要代表，由于“对当代美国小说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在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纪念艾米莉的一朵玫瑰》是福克纳的短篇代表作。小说开头便是艾米莉小姐在一幢19世纪风格的木屋里死去。她在世时“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她的死就像“一个纪念碑倒下了”，于是，全镇人都去送葬。由此，伴随着尸臭与花香，一个神秘女人的生命之谜依次展开……。福克纳以精美的小说语言作为祭献的“玫瑰”，为没落的美国南方贵族献上了一曲挽歌，渲染了人类最深刻、最隐秘的孤独。
弗兰奈莉·奥康纳（1925－1964）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她的短篇小说《河》隐约弥漫着某种异端、诡秘的气息，把神秘的宗教情感与悲苦的现实联系在一起，力图寻找“时间、地域和永恒”的“汇合点”，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一个夸张、荒诞的隐喻世界，昭示了人性荒漠中那些扭曲的灵魂。
回顾哥特小说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它在数百年间的嬗递、流变中一直游离于主流批评和主流媒体的视野之外，而以边缘和异端的形象保持着一份特殊的艺术魅力。作者们神奇、磅礴的想象力不时地磨砺读者们日益钝化的感受力，同时，这些作品对非物质、超自然的事物的肯定则应和了人们在精神上的不懈追求，吻合了心灵对“生活在别处”的向往。从某种意义上说，哥特小说就像一个略带邪恶的精灵，披上了一件忧伤的外衣，不断地展示生命力的强旺和诱惑，恰切地刺激人们的各类感官，使之感受到一种来自否定的愉悦，由此去体会欲望向美的升华，并致力于超越现实伦理学层面的德性还原。这颇有点像爱伦·坡在他的诗歌中所吟唱的那样：“邪恶披一袭长袍 / 裹挟着悲伤，/ 侵入国王的至尊之地。”诗中所谓的“至尊之地”堪称是一则人性的隐喻；而只要欲望不死，精神的不朽也就拥有了无限的可能！
汪剑钊，诗人，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中俄文字之父——俄苏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新文学》《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阿赫玛托娃传》等，译著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波普拉夫诗选》《曼杰什坦姆诗全集》《俄罗斯的命运》等。本文选自其自选集《诗歌的乌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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