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20日，西非国家马里首都巴马科的丽笙酒店发生武装人员大规模劫持人质事件，造成包括3名中国公民在内的27人遇害。与“基地”组织有关的西北非圣战者武装“哨兵”（Al-Mourabitoun）已经宣称对该事件负责。这是继10月31日俄罗斯KGL9268号航班空难、11月12日贝鲁特爆炸以及11月13日巴黎暴恐袭击之后，全世界在3个星期内遭遇的第四起大规模恐怖主义袭击。

当地时间2015年11月20日，安保部队驾车驶过酒店附近
今年3月号的《大西洋月刊》曾发表过一篇颇受好评的文章《‘伊斯兰国’到底要什么？》，其中提出了一项不无依据的假设：“伊斯兰国”是一个专注经营中东政教合一哈里发国的恐怖主义团体，它无意征服中东以外的世界，亦无意挑起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全面战争。《圣战：激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的兴起》一书的作者艾哈迈德·拉希德亦认为，“伊斯兰国”挑起的主要是穆斯林世界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争斗，攻击外部世界的欲望并没有多么强烈。但发生在西欧、非洲乃至其他地区的袭击充分证明：“伊斯兰国”以及与之相关的各路武装团体并不忌惮来自全世界的敌意。相反，在继续于伊拉克西北部和叙利亚东部抵御美、俄、法多国部队空袭的同时，他们正在发动一场恐怖主义的全球游击战，试图将恐怖和混乱直接散布到各主要国家内部。
《大西洋月刊》的判断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过于狭隘地将这一波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的兴旺和黎凡特地区缺乏民族性、政治凝聚力不足的状况联系在了一起，认定前者的面貌很大程度上由后者所塑造。但从上世纪50年代以降阿拉伯世界极端主义思潮诞生、发展的历史看，往往不是地理决定了恐怖主义，而是恐怖主义借助地理作为发展壮大的温床。至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圣战”运动，则近似一种企业模式：它必须同时具备思想、组织、资金、技术、人员诸要素，并借重每一时代独特的世界潮流，方能避免覆灭的命运。
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或曰库特布主义（Qutbism），与纳赛尔、老阿萨德、萨达姆·侯赛因等人开始传播阿拉伯社会主义几乎同一时期。后者鼓吹伊斯兰世界各教派的联合、反对以色列以及泛阿拉伯主义，试图依靠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扶持，完成中东政治秩序的重建，并对辜负过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英美等国施加报复。而库特布主义与伊朗霍梅尼教长的思想更加近似——它既反西方（资本主义）、又反东方（共产主义），试图完全摒弃中世纪以来的政教分离趋势，而从伊斯兰律法（Sharia）中汲取力量。库特布主义者鼓吹的对效力于世俗政权的穆斯林实施Takfir（阿拉伯语“放逐叛教者”，伊斯兰刑律之一）、对一切非原教旨主义的Jahiliyyah（阿拉伯语“蒙昧时代”，指未获真主引导之人）阵营发动“圣战”，乃至以一场终极决战消灭西方文明的构想，一路延续至今，并被“伊斯兰国”继承并加以实践。
但在上世纪50年代，仅靠少数信奉库特布主义的知识分子和狂热圣战者，并不足以完成对阿拉伯社会主义政权的颠覆。后者有苏制武器、莫斯科的支持以及组织严密的警察机构作为倚靠，远比前者鼓吹的那种个人主义的暴恐活动具有力量。库特布主义的奠基人赛义德·库特布在1966年被埃及政府绞死，参与刺杀萨达特总统的艾曼·扎瓦赫里医生（后来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被判刑，沙特的马赫迪派信徒则在1979年麦加人质劫持事件之后，遭到了秘密警察的集中打击。由于各国激进团体的初衷仍是推翻本国既有的政权，彼此之间缺乏联络，组织亦不严密，故很难形成持久的、扩张性的“链式反应”。
阿富汗战争改变了这一切。维持一波长期的大型恐怖主义活动所需的诸种因素，在毗邻阿富汗的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实现了融合：毕业于爱资哈尔大学（埃及库特布主义者的大本营）的伊斯兰法博士阿卜杜拉·阿扎姆带来了理论工具，沙特建筑承包商奥萨玛·本·拉登提供了资金，沙特政府、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武器，扎瓦赫里则把原埃及圣战者集团的核心人物带去了那里，建立起组织架构。从1984年到1993年，数以万计的阿拉伯圣战者从世界各地来到白沙瓦，由“圣战者服务局”加以训练和武装，并在1988年夏天组建了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圣战”为目标的“基地”组织。
换言之，位于大中东“动荡新月”最东端的“阿富巴”地区，因其吸纳了阿拉伯世界近40年里一切被边缘化的极端主义势力，并具备了自主存活和繁衍的能力，才得以在巴基斯坦西北边界和阿富汗的接壤处形成一个孵化器，并策动了2001年的“9·11事件”。这一分析逻辑同样适用于“伊斯兰国”——它不仅乐于接纳来自超过90个国家的穆斯林边缘人群，而且对具备专业技能和管理才智的极端主义者极为重视。这一点似乎实现了库特布主义的最终形态：在残忍地对待“Jahiliyyah阵营”的同时，实现专家治国，为大决战做准备。
通过控制油井、绑架勒索、抢劫银行以及征收赋税，“伊斯兰国”实现了比“基地”组织程度更高的财政自给。他们不仅通过社交网络向全世界展示其“胜利果实”，也借机招募同道、筹集款项。尤其重要的是，“伊斯兰国”所进行的是正规战和游击战结合的对外战争模式：在和毗邻的伊拉克、叙利亚两国政府军交火时，他们能熟练地使用火炮、坦克和火箭弹，在原萨达姆军队指挥官的率领下展开阵地战。而在对方力量占优，或者目标较为集中、有限时，则依靠“人弹”、小股袭击者乃至皮卡车队，实施“打了就跑”式的游击战。
《‘伊斯兰国’到底要什么？》一文的作者格雷姆·伍德在注意到“伊斯兰国”正规化作战特点的同时，过于偏执地相信这就是“终极圣战”的唯一模式，甚至认为对方会坐待西方联军在黎凡特地区登陆，以实施最后的大决战。但“伊斯兰国”在其控制区的边界大体稳定之后，显然更乐于倚重游击战的模式——游击战对非正规化和机动性的强调，不仅在中东沙漠地区极有用武之地，而且在已然高度城市化的欧洲尤有用武之地。在人口日趋老龄化的背景下，过去十几年中，欧洲国家开始自中东和西北非吸纳穆斯林人口作为劳工。这部分人口处于社会最底层，未能被所在国的政治和社会所归化，又能普遍接触到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最终“形成了一个共同仇视和嫉妒的共同体”（布热津斯基语）。而“伊斯兰国”的算盘，正是将这部分人口作为游击战的主力，将战场由黎凡特延伸到西欧，侵入到每一个Jahiliyyah的日常生活，使其自内部崩溃。
历数历史上反游击战的成功案例，无不需要以严苛的经济封锁、政治压制和军事进剿相结合，付出数以百倍计的代价，才能将敌人镇压下去。而当“伊斯兰国”的触角深入西方阵营内部之后，倘若以欧洲极端民族主义者倡导的反穆斯林、反移民政策加以回应，将使“伊斯兰国”获得近乎取之不竭的兵源——阿拉伯世界失业年轻人的数量多达上千万之巨，他们既可以充当恐怖主义游击战中的非正规军，在巴黎、巴马科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制造混乱，亦可以直接奔向“伊斯兰国”控制区，编成数量庞大的正规军。
而在“伊斯兰国”控制区南面，隔着伊拉克政府军控制区，正是整个中东地区最重要、也是最脆弱的国家之一沙特阿拉伯。伊本·沙特家族信奉的瓦哈比派教义在整个中东都是非主流，必须靠宗教警察和驻在的美军才能维持其政权。最近几十年里，领导沙特王室的一直是几位年过七旬的亲王，他们最擅长的策略是以邻为壑——资助本地区一切实存和潜在的反政府力量，甚至将本国的极端势力“礼送出境”，以便将动荡隔绝于国门之外，维持偏安的局面。“伊斯兰国”的崛起，同样与沙特有关。一旦这支恐怖主义的大军继续南下、进入沙特腹地，夺取这个内患重重的政权所控制的高科技武器以及弹道导弹，中东的噩梦将更无法停止。
⊙ 本文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三联生活周刊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长按二维码 即
刻
关注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