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兰是我幼年时的邻居阿姨，那时候我们在一条弄堂里生活，谁都没料到，普通话都不怎么流利的她在1995年离开上海去了巴黎。那时候，东京和巴黎在上海人的心中是淘金的圣地，他们离开土生土长的弄堂，有的是第一次脚踏异国土地，这股风潮让很多勤苦又梦想发迹的上海人只想一搏，不管能不能再回来。
她已经在那20年，记忆里对她的容貌也已依稀不清，但她的女儿萍萍告诉我，她妈妈已经拿到长久居留权，“全盘西化”了。11月14日一早，当我知道巴黎的惨剧，就向她发去微信。她倒是没有特别地受扰，告诉我她所在的92区是法国人聚集区，离出事的东郊10区、11区比较远，基本未受影响。

爆炸点之一的法兰西球场，法总统奥朗德也正在现场观战
她住在12号线终点站mairied 'lssy，埃菲尔铁塔的正南面，地铁20分钟。虽然92区不像8区有香榭丽舍、蒙马特大道，但那是法国中产阶层、公务员的理想聚集地，没有非裔和华人扎堆，治安良好。
在巴黎，不同种族间的分割，是比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区隔”更沉重的话题。如果90年代初的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著的《区隔》只讲了工人和精英间的趣味场，那如今不同民族间的隔阂更是在地域上体现。法国人、非裔、亚裔、穆斯林分布在不同的区，标榜着不同的高低之分，也暗含着不同的治安水平。
那天晚上她下班回家，正常漱洗，是在电视里知道的消息。实际上，在今年一月《查理周刊》事件后，巴黎人已经习惯了街上的巡逻警察，幽静的92区只是在第二天增加了警力，未见出现特别的惊慌。
但是，在金融危机的裹挟下，社会治安、失业率等头号民生问题侵蚀着每个法国人的幸福感。陈兰作为一个在那边成功了的上海人，觉得自己是靠侥幸生存下来的。“我运气好在去得比较早，如果是现在，那是不可能留得下来的。”
但即使是跟她一起过去的姐妹，也少有混得好的。90年代，她们不识一个拉丁字母，只凭一腔热血，听了中介机构的话：过去后会有正规的工作等着你们。结果办好了旅游签过去，才发现接应她们的是早就“黑”了户口、非法居留的中国人，如果想赚钱，就没有回头路，只能一黑到底。于是，她干了十几年零工，逃避过了希拉克、萨科齐时代的身份突击检查。

爆炸发生时，体育场内正在进行法国队和德国队的足球比赛
左派奥朗德上台后，鼓吹人权，取消了身份检查，并派给永久居留权的移民等同于国民的福利待遇，“但却把法国搞垮了。”陈兰说，她现在俨然是一个关心左派、右派的有政见的居民，只是没有选举权而已。
“下水道”一般的黑工日子终于在2007年到了头，因为她嫁了一个比她大十岁的法国人，并取得了身份，那场婚姻受到过民政部门的极大质疑，中国人嫁法国人以取得身份，已受到社会习惯性歧视。之后，她在92区的一家住退休官员的酒店式公寓做服务员，相当于进了公共福利部门下的“三产”，或端茶送水、或在自助餐厅送盘子，刻苦能干的她是那里唯一的中国人，也很快拿到了长期聘用合同。
“如果不是这份长期合同，我肯定被解雇了。”今年，公司解雇了一半的员工，而他们多数是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这种情况下，法国的排外情绪只有增加，但法国人本身的懒散和自由随性使得一顿午餐都能吃上3个小时，在这种矛盾的夹缝里，陈兰更要“小心做人”，秘诀就是勤恳地干活、精明地处世。回忆2008年的时候，因为看不懂法语会议栏，而错过了公司组织的会议，被上司痛骂。如今，已经游刃有余了。

2013年11月13日，法国警察联盟成员聚集在国民议会前进行罢工，警察们对2014年计划大幅削减财政拨款和恶化的工作条件表示不满。
如果法国社会还是十年前的样子，那么至少她仍在中产阶层的包围圈里独善其身着。但显然，随着奥朗德上台，让她作为外国人都无法沉默了。有一次看一台的午间新闻采访路人，路人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总统是死是活。”萨科齐时代，他的行程会每天出现在新闻中，而如今，奥朗德“失踪”一周也不稀奇。“法国人都不知道他在忙什么。”陈兰说。
但在外交舞台上奥朗德很活跃。一周前，他宣布会空中支援反IS部队；在难民问题上，他也显示出跟默克尔一致的宽容，一月，他呼吁欧洲不应该建围墙阻止叙利亚难民。巴黎早就是不设防的城市，疏松的边境检查导致“孤狼”行动得以猖獗，许多失业法国人前往中东，回来换上恐怖主义战袍。
奥朗德上台三年，目前支持率是21%，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支持率降速最大的总统。“感觉他没有为法国做过什么事。当他出现在电视里的时候，他居然说他不会下台的，是你们选我做总统的。”女儿萍萍也这么向我抱怨。
“如果是萨科齐的时代，一家珠宝店被抢了，萨科齐肯定第一时间到现场，给警察下破案限期，破不了就下岗。”25岁的萍萍如今在上海，每年一次探亲签，去巴黎住上两个月。奥朗德上台后，探亲访友签也难办了，导致她母亲在当地跑了几次区政府办手续，但拒签就是拒签，领馆的回应模棱两可。总之，她对现在的法国印象极差。
2008年，当她初到未见13年的母亲身边，法国还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并充满就业竞争力。“比如如果警察破不了案，那就换警力，所以是有紧迫感的。”那时的她若是移民法国，一定比现在容易找到工作。
同时，那时的法国，纯种的欧陆气息尤飘荡上空，就连示威游行都是浪漫主义的。而现在，她说，巴黎早就是小偷强盗的天下，“在机场快线上，吉普赛小孩专盯着中国人的现金和手机，而且是明抢。”而这种世风，让她也只能把所有怨气归结在奥朗德政府的不作为上。

2013年底奥朗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
那位法国继父开朗和善，退休后沉迷于网球和古董，他本来是地铁公司的员工，如今与她母亲住在一套40平米的一室公共住宅，因为是市政工程人员，还能减租，所以安居自足。年初，他向政府申请租到两室，因为“中国的女儿”要来，但政府回应说，“等她长久居住后再说。”
但法国政府对于福利分房一点都不吝啬，陈兰的一位法国朋友的女儿无业在家，才21岁就未婚生了两个孩子，政府不但给两份生育补贴还分了一套房，从此她就不可能再去上班了。这份“厚待”让陈兰震惊，体现在自己身上的就是不断高昂的个人所得税。“现在每年要比之前多交几万人民币的税。”她说。
奥朗德政府在两年前推行一项“特殊团结税”，法国企业须为年收入超过百万欧元的雇员支付高达75%的税金。那是贯穿了密特朗时代的“财富团结税”的变种，凡财产总额超过当年规定上限的法国家庭均须专门申报缴纳，这让左派社会党从此背上劫富济贫的恶名。
“大政府”式的统包统揽，让法国成了个“养懒人”的国家，曾经的法兰西广场运动的精神，被一股颓败的老龄化气息和民族主义的冲突升级而笼罩。法国人抱怨，奥朗德把恐怖主义战场引到了国内，难民的涌入一下子泥沙俱下，让法国前景堪忧。
像陈兰这样已在巴黎扎根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加入法籍了，她们满足于永久居留，和那份不会少的福利，政治的事情就留给法国人处理。不入籍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就是如果下一代的移民越来越不具优势，那他们老了以后，要是要回中国跟子女团聚。
进入紧急状态的巴黎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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