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系张晓刚《三个同志》油画
✎ 文 秦晖
本文摘自《走出帝制》，由群言出版社授权发布
1949年时对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人们主要是理解为“人民站起来了”。因为当时国人对国民党的主要不满在于它的一党专政、独裁腐败。而共产党领导人民“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推翻了专制的“蒋家王朝”，宣称“实行民主好处多”。
尽管通过战争而非通过选举实现的政权更迭是不能仅用“民心”来解释的，但是应该承认在当时的国共斗争中民心的确在共产党这边。原因何在？最近闹得风生水起的重开“新民主主义”一说，不管今人的解释能否成立，当时打的的确就是这面“民主”旗帜，而不是“民族主义”旗帜。

所以当毛泽东大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多数中国人想到的首先是：辛亥以后三十多年，中国总算民主了！老百姓再不受官老爷和腐败衙门的气了！官吸民脂、官逼民反的时代要变成官权民授、官为民仆的时代了！
至于对外关系，一来是人们对国民党主要怨不及此。1949年时抗战胜利的记忆犹在，过去我党曾一再说抗战胜利就是“民族解放的彻底实现”，那还不算对外“站起来”吗？
国民党政府虽然忙于内战未能乘势最大程度地对外强化国权，毕竟如上所述，在这方面还是有点成绩的。至少除了受屈于苏联以外，并没有对外再吃什么亏。
那时共产党只指责国民党亲美，但说实在话，除了沈崇事件引起的风波外，当时中国人对美国如果说有不满，主要也就是因为反感专制腐败的国民党，而连带反感支持该党的美国，绝非因为反感美国而连带反感亲美的国民党。
相反，那时中国的农民对中外关系所知不多，而市民与知识分子对美国本身，无论对她的民主和富裕，还是对她抗战时的支持中国，都还普遍抱有好感的，包括许多亲共反蒋的知识分子在内。
他们培养出反美（指反对美国本身，而非仅反对美国支持国民党）情绪，是在朝鲜战争与思想改造运动发生后的事了。
二来更重要的是，政权更迭的确有可能使专制变成民主，但不可能一下子使弱国变成强国。除非是独立战争，内战也不可能直接导致国家对外地位的变化。哪怕新政权可以急剧改变外交政策，但对外的积贫积弱状态，哪是政权更迭就可顿时改变的？
谁都知道，一个强国的支持如果可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那也只是因为自己在参与国际游戏时可以由于这种支持而抬高自己的要价、增加自己的筹码（正如美国在抗战中对中国的支持那样），假如根本不能参加游戏，还有何国际地位可言？
实际上，当时很多人虽然相信新中国的诞生会有助于改变对外积贫积弱，但是很少有人觉得当时的中国已经不再积贫积弱。
即便仅就军事而言，即使支持共产党的国人，在朝鲜战争以前觉得中国打不过美国也是相当普遍的心理。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当时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到振奋。
原因无他，就因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爆发的危机主要是内政的、而非外交的危机，人们对国民党的不满在于此，对新中国的期待也在于此。抗战八年好不容易赶走了日本人，满怀喜悦迎来的接收大员却似乎比日本人更腐败。
抗战加内战打了十几年，好不容易太平了，却又要遭遇规模更大、更为残酷的内战。内战导致经济崩溃，崩溃中更凸显官僚的贪腐，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国进民退，“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人们普遍失望与怨恨。
这时共产党倡导打倒“四大家族”，推翻“蒋家王朝”，宣传“实行民主好处多”，自然就凝聚了人心。人们觉得政权更迭后就该民主了，人民就“站起来了”。
但是，随着以后几十年里我国在和平、统一状态下，尤其在改革后国力逐渐变强，国际地位确实得到了提高；相反随着所谓的“中国崛起”，“民主不能当饭吃”的说法越来越盛行，于是，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越来越被解释为对外意义上的“中国站起来了”。
但这种认识本身就值得商榷。我们可以姑且不论“人民站起来了”，仅就对外关系而言，“中国站起来了”实际上也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在主权意义上，如何从主权缺失状态变成主权完全状态。二是在国际政治上，如何从弱势地位变成相对强势地位。
这两者不是一回事，但是两者也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弱势地位并不见得主权就会缺失，甚至领土缩小也不见得主权就不独立。今天的瑞典、奥地利、波兰、土耳其等国版图都比历史时期曾经有过的版图小得多，但其主权独立的国家地位毋庸置疑，没人说它们是“半殖民地”。
相反，印巴分治前、尤其是印缅共治时的“英属印度”的版图比今天的印度（以及从英属印度分出的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等国）大得多，但它却是全殖民地，岂止是“半”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讲，1942年废除旧约后的中国已经告别“半殖民地”而“站起来了”，尽管殖民地的尾巴香港、澳门还存在，而且后来也并不是在1949年，而是在又过了五十年后的20世纪末这尾巴才割掉的。
另一方面，国际政治上弱势变成相对强势更非一蹴而就，它甚至不像主权完整那样由于有个法理标志（废约）可以划出个时间点。而且这强弱的判断也是多维度的。
网上曾经有人讨论“辛亥革命后中国什么时候版图最大？”答案既不是今天，也不是我上面所述的抗战胜利时，而是北京政府时期的1919年：那年民国将领徐树铮曾经乘沙俄崩溃，出兵收复外蒙古，分兵直抵唐努乌梁海。
接着民国陆海军出兵俄国远东，中国军舰曾进驻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乃至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苏联人斥之为“十四国干涉军”之一，当时的中国军人却不乏有民族主义思想，认此次出兵为收复清末我国沦俄故土之机会者。
那时中国一度控制的土地（并非“地图开疆”）确实达到20世纪之最广。可是那时算是辛亥以后中国“最强”吗？那时中国的实际国际影响与国际地位岂能与抗战结束时的“四强”、“五强”比，以至于后人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民国时还有这么一次昙花一现的“最大版图”。而这样的对外用兵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而言又有多大意义呢？
和“中国站起来”一样，民国的历史与其后的历史有着明显的连续性。如果说“民族主义”的进展在民国时期和民国后是连续性的，所谓“罗马并非一天所能建成”；那么“民权主义”的进展也同样具有连续性，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这，就是我们以后还要探讨的民国又一面相。
《走出帝制》，秦晖 著，群言出版社，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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