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墨卡托沙龙以《传统与创新》为题的讨论里，主持人阿克曼向中、欧方嘉宾分别提出了这些问题：
创新与传统的关系在欧洲与中国分别如何理解，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在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和中国是怎样的？创新本身是否是一种价值观，创新是否必然意味着与传统割裂？
中国从来没有持久的传统
何为传统？沙龙中的中、欧双方的嘉宾都认为很难定义。河南大学教授萧开愚在对谈一开始提出：“中国没有一个单一的传统。从殷、商、周、秦、元、清以来，每一个阶段中国人都不得不接受另外一个传统对我们过去生活传统的全面覆盖。
长此以往，我们形成了一种生物钟，到了一定的时间就会自发地期待新的刺激。我们以为自己有一个单纯、持久、稳定的传统。但事实上这个传统本身是混合了不同的新因素的。”
艾伊娜博士
艾伊娜博士也有同样的看法：“在德国也是这样子，很难对传统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很多不同的因素。”
然而传统与创新孰重孰轻，中、欧双方存在不小的差异。中方嘉宾萧开愚认为，在工作实践中，传统最好占有70%到75%的比例，这样使创新部分比较稳定，可得到较明确的解释。
如果这个比例被打破了，就有可能造成某一种崇拜。比如低于高于75%时产生对传统的崇拜，或者低于70%时，产生对新事物的崇拜。
艾伊娜则说，“在欧洲传统仅占30%，‘传统’很多时候像一个骂人的话，似乎包括了各种邪恶的东西，会抑制自我的自由演变和生长，这个是欧洲人对于传统的一种看法。现在欧洲开始有传统的复兴，一些学生开始学习传统的学科，比如艺术。
但是中国的这种传统复兴可能更加强烈。这样的趋势是否跟现代化生活的创新构成一种矛盾？一般看来，创新会取代老版本的传统，但是我认为，创新其实也不一定是破坏传统，而是可以让传统实现延续，尽管这种传统可能会经过一些微调。”
“科学万能”只是黄粱一梦
萧开愚
萧开愚的个人经历体现了创新和传统的对立统一。他曾经是一名中医，当时非常崇拜西医，因为他们有听诊器、温度计、化验室里的瓶瓶罐罐、有颜色的试剂，有X光等很庞大的机器照出来片子，这些片子要用灯光来看。
在西医面前，中医萧开愚感到自卑：“我觉得我自己从事的职业是跟算命的老太婆或者卖耗子药的人差不多，好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好像我干的是一个反动的事情，连我非常崇拜的鲁迅，也是主张取消中医的人。在中医学校学习，要非常强大的理智才让自己从这个情况里面冷静下来，想清楚自己干的是另外一个知识系统里面的工作。”
中国人这种对科学的崇拜、对机器的崇拜，曾经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批评，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当中有非常妨碍公共利益产生的观念，比如“孝”就是一种妨碍公共利益的伦理观。他又说，但是比起欧洲人的爱国主义，孝还是要好得多，温和得多。因为爱国主义会导致军国主义，导致战争，导致消灭另外一个民族的冲动。

然而罗素的这番言论中国人并不爱听，直到梁启超于1918年底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到中国以后梁启超发表了非常著名的文章《欧游心影录》，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他写到：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反而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
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

在梁启超之后，张君劢、梁漱溟等人对此做了更加细致、更加有学术性的批评。
中国为迎合西方而生造“传统”
关于破坏和建立，传统和创新的关系，在中国具有复杂性，主持人阿克曼举了一个例子：
“山西大同是一个老城市，受了现代化的破坏性创新，所以前几年大同市政府决定恢复传统，把大同的中心地区全部拆掉，建立一个辽代的大同。
他们建了一个八公里的城墙，在城墙之内把所有代表现代创新的房子，甚至最新的购物中心拆掉，开始盖辽代式的房子。”

艾伊娜因此联想到圆明园的问题：
“圆明园有300多公顷的面积，在考虑重建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在圆明园东部的地方重建一个楼，这个楼跟原来中国的传统没有一点关系，他们如果重建这个楼的话，要怎么重新注入传统呢？中国有时候希望对外形成一种形象，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有一些定式的期待，所以中国要满足国外对中国的期待。
我们有时考虑在社会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样的想法也会成为一种推动力。刚刚提到圆明园和大同市这两个例子，就是使用符号来重新建造传统，这也是相当有意思的问题，我认为推动因素是中国要在国内外创造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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