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杭州官场的震动，近些日子突然起来了一波唱衰杭州的舆论。有一篇题为《官场地震、经济降速、阿里被罚，杭州在为过去的错误买单》的公号文（下称“过”文）流传甚广。概而言之，是把杭州打成“重虚拟经济，轻实体经济”、“重模式创新，轻硬核科技”、“重土地财政，轻产业发展”的典型，给杭州扣上了一顶大大的“逆势而动”的帽子。
这波唱衰杭州的论调，本身就不是很正常。像杭州这样的副省级城市，经济发达，利益关系也比较复杂，尤其是杭州官场中人，往往还有在浙江其他地方任职的经历，由于浙江民营经济高度发达，他们在复杂市场经济环境下面临更大的考验。反腐高压之下，不独杭州和浙江，其他副省级或省会城市的一把手也偶有落马。但很少见到像“过”文这样的文章，因为主政官员落马，就彻底否定一个城市过去若干年的发展路径和模式。而事实也反复证明，也曾经历过“一把手”落马的重庆、成都、广州、南京等城市，在风波之后也完全可以交出非常亮眼的发展成绩单。
决策层早就讲过，发展一个地方，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个空降当地仅仅三年的主官，绝无可能在一夕之间改变一个城市过去数十年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杭州是真正的“逆袭者”
杭州，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一路高歌猛进。从稳居中国上市公司第四城（仅次于京沪深），到数字经济的兴起，从2016年的G20峰会，再到即将在明年举行的亚运会，杭州在全国城市中拥有极高的曝光度。一般而言，在京沪穗深之外，杭州和成都被视为所谓“新一线城市”中的两大绝对“顶流”。
因为浙江和杭州今日的繁荣和富庶，很多人已经忘记了，浙江省和杭州市，曾经有过多么“苦”的出身。
西湖花港观鱼一角，周恩来曾在花港观鱼接待尼克松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因着西湖冠绝天下的美景，在毛泽东时代，杭州是最高领导层时常选择的休假地，也是接待外国领导人最多的城市。然而，因为战备的原因，杭州并没有大规模发展工业，城市建设的基础也非常薄弱，以至于有传言说当年访华的尼克松曾留下一句名言：“美丽的西湖，破烂的杭州。”
因为战备，浙江全省的工业基础都十分薄弱，在1978年之初，浙江省的经济总量只排在全国第12位。杭州市的经济总量，更只排在全国第19位。到1980年，杭州的GDP不仅低于重庆、武汉、成都、南京，也不如当时的沈阳、大连、青岛、哈尔滨和苏州。而浙江全省的人均GDP，甚至还在全国处于后列。
杭州不是大区中心城市。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广州，它们的电话区号都是三位数，但杭州是四位数。杭州不是经济特区，它从来没有享受过经济特区的政策。1984年，国务院确定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宁波、温州都在列，而杭州却不在其中。1987年，宁波成为计划单列市，而杭州虽然贵为省会，却仍然是个未享受计划单列待遇的地级市，直至1994年，取消省会城市的计划单列，杭州才搭便车升格成为副省级省会城市。在南方地区的所有副省级城市中，杭州是唯一一个未曾享受过计划单列待遇的。换言之，论政治地位，在1994年之前，杭州在南方城市中最多只能排在第10名（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有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广州、宁波、厦门、深圳）。
那时的杭州很委屈，不要说全国其他省份的人没觉得它有多么了不起，就连省内的宁波、温州，都不大看得起杭州。
杭州从未得到过像上交所、深交所、宝山钢铁、中国商飞这样的国家级大项目。杭州也从未得到过经济特区、首批对外开放城市这样的政策倾斜，甚至苏州都有一个“中新工业园区”，杭州连这个级别的“政策礼包”也没有收到过。但杭州却走到了今天，这是何等程度的“逆袭”？很多年前，人们谈“逆袭”，会首先想到深圳。最近几年，人们谈“逆袭”，又热衷于讨论成都、合肥或是长沙。大家好像都习以为常，杭州本该像今天一样发达，但只有懂得这座城市历史的人才知道，这座城市是如何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地一路走来。
杭州的“逆袭”程度，绝不亚于深圳、成都、合肥和长沙。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对自己的发展路径一直很笃定。它知道自己最大的发展底气是什么，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并且把这样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改革开放历史上，邓公曾就经济特区的建设说过一句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人们现在只要一提到深圳，就会想到这句话。
而对杭州而言，这条路比深圳还要难。中央当时没有给深圳多少钱，但的确给了深圳巨大的“政策”（后来其实也放了不少央企，乃至深交所这样的顶级资源），而中央不仅没有给浙江钱，连政策也没有给过。即使到了最近这些年，有人认为浙江已经成为“政治高地”，但“政治高地”并不等于“政策支持”。在政策面上，杭州仍然是个很普通的城市，近些年来杭州虽然有了不少的“高光时刻”，但杭州至今仍不是国家中心城市。在南方所有主要城市中，杭州的自贸区迟至2020年才获批，也是最晚的。
浙江省和杭州市的发展，只能更多地依靠自己。
浙江的地形条件，“八山一水一分田”，因为人多地少，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宁波商帮、温州商帮，早就有响当当的名声。改革开放之后，浙江，主要是浙中、浙东、浙南山区的商业基因被激活，“做生意”的大潮席卷全省，浙江成为全国最早“富起来”的省份。1980年，19岁的温州女孩章华妹领到了全国第一张个体户执照；1982年，曾经有“鸡毛换糖”传统的义乌，由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决策开放了小商品市场，后来又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1984年，邓公提出要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并在年底会见了宁波籍船王包玉刚。浙江经济，满盘皆活。
1985年，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成为全国各省（区）第一，到2020年这一纪录已保持了36年。2001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为全国各省（区）第一，这一纪录也已连续保持了20年。浙江“富甲天下”，成为省会杭州发展的最大底气。
浙江得以“富甲天下”，要义无非“放开、搞活”。2020年，浙江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三分之二，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60%，税收占比达到74%，出口占比达到81%。
浙江民营企业有几大特点。第一，专业性强，能够敏锐地从市场上发掘“蓝海机遇”。一颗螺丝钉、一个打火机都可以做出大市场，余杭区最近一家上市公司双枪科技，主营商品是筷子和砧板；而今成为大型多元化企业的万向集团，最初生产的拳头产品也是万向节这一种汽车零部件。
第二，善于整合资源，撮合交易。浙江是资源小省，但却是交易大省。相较上海、广东等省份，浙江并不是传统的外贸强省，但大量浙江中小企业以外贸发家。阿里巴巴出在浙江也并非偶然，阿里国际站和1688业务最初服务的外贸商家，相当部分就在浙江本地。
第三，金融能力强。浙江人思想解放，头脑活跃。在其他地方的人们还把“资本”视为洪水猛兽之时，浙江人就已经开始认识资本、驾驭资本。对于企业发展而言，资金并非万能，但没有资金却万万不能，浙江企业的融资能力同样是全国翘楚。目前，在A股、港股和美股上市的浙江企业有679家，仅次于广东，高居全国各省第二。在浙江，每9.51万人就拥有一家上市公司，而在广东和江苏，这个数字分别是12.81万和13.74万。换言之，在全国各省（自治区）（不含直辖市）中，浙江是人均拥有上市公司最多的。
第四，有强烈的多元化意识。浙江人不满足于小富即安，不甘于只做“小生意”，都希望能把生意做大。因此，成功的浙江企业，往往会向更多领域延伸。譬如做化工起家的传化，现在也有物流等其他产业，做电气起家的德力西，也做环保和交通运输等等。
这篇文章谈的是杭州。为什么花这么大篇幅概括浙江民营经济的特点，因为这些特点，正是杭州实现“逆袭”的关键因素。
杭州在传统上并非强势省会。1978年，杭州GDP占浙江省的22.96%，到1990年下降到20.96%，下降了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初期，杭州GDP的增速是跑输浙江省大盘的。本世纪之初的十年，杭州GDP占浙江全省的比例在22%到23%之间徘徊，2010年占比较2000年还降低了0.5个百分点。但到2020年，杭州GDP占比达到全省的24.93%，较十年前上升了2.9个百分点，杭州成为浙江经济当之无愧的“领头羊”。
杭州西溪湿地
杭州要发展，就必须对浙江全省有足够的向心力。本世纪初，杭州对城市面貌和城市建设，都进行了全盘规划。2001年，钱江新城启动开发，杭州开始从“西湖时代”迈向“钱江时代”；2002年，杭州启动大运河综合保护工程；2003年，西湖全面实施免费开放；2005年，中国第一个国家湿地公园——西溪湿地公园一期建成开放。“美丽的西湖，破烂的杭州”的形象得到了扭转，杭州的知名度、美誉度都显著提升，它对浙江省的向心力也相应增强了。
杭州把它的省会优势发挥到极致。作为省会，它是浙江省内的资源配置中心，也是天然的金融中心，这意味着它能够吸引善做交易，长于金融的创业者。同时，它也是全省人才最丰富、产业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这给跨行业多元化发展的综合性集团也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所以，浙江顶级企业向杭州的聚集，不是“强省会”战略的人为规划，而是市场经济导向的结果。
浙江全省的财富，很多流向了杭州。长期以来，杭州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紧随京沪深穗，稳居全国第五，并遥遥领先那些后来者。这样的财富聚集，也让杭州本身成为了私募融资的高地，PE/VC要找LP，杭州是必争之地。财富通过私有股权投资的形式进入实业，又成为当地企业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从而形成了正向的循环。而这也让杭州仅次于京沪深三市，牢牢占据“上市公司第四城”的地位。
上述十个城市，是全国A股、港股、美股市场上市公司最多的10个。杭州不仅比广州多出将近40家，也几乎等于南京和成都之和。而就市值来看，即使不考虑港股和美股，杭州A股公司总市值同样稳居全国第四，截至今年7月，杭州A股企业总市值3.1万亿，广州上市公司总市值在2万亿左右，而其他城市的上市公司总市值均在1.5万亿以下。
杭州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最关键的经验就在于，成为浙江全省财富和资源最重要的配置中心，形成了集聚效应和集群效应。这种效应，和中西部省会城市的“强省会”战略有相似之处，但又并不完全相同。内陆“强省会”通常是基于省内比较优势形成的，比如要发展电子设备加工制造，就必须靠近大型航空港。而杭州这一“强省会”是基于省内资源整合形成的，全省各地的资本、信息流、人流汇聚到杭州，形成了“化学反应”，产生1+1>2的效果。内陆的“强省会”往往高度依赖招商引资，但杭州却是更多依靠浙江本省民营经济的内生增长。
杭州抛弃了“制造业”？
近年来，对杭州还有一种流行的批评，说杭州这座城市抛弃了“制造业”，导致了产业空心化。杭州GDP总量排名最高曾到全国第八，而后来一度跌落到第十，正是杭州“去制造业”的后果。
譬如，黄汉城就曾经列举过这样的数字，2013年到2018年，杭州的工业投资从910亿元减少到764亿元，每年投资额基本都不及竞争对手南京、武汉的一半。同期，杭州的工业投资总额也少于省内的宁波、绍兴和嘉兴。杭州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也在减少，最终导致杭州的工业增加值也被成都、武汉反超，而在2010年，成都和武汉的工业增加值还少于后者。
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当下舆论场中的显学。但是，简单以工业投资规模和工业产值来衡量一个城市是不是重视制造业，其实是片面的。时代数据统计了截至2021年7月杭州179家A股上市公司的情况，足以一窥杭州实体经济的真实面貌。
杭州A股上市公司最多的5个行业，除了软件开发之外，全部属于制造业。在179家公司里，即使以最严苛的标准，也有119家是制造业企业，占到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三分之二。杭州有119家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比南京、武汉、成都、宁波、无锡等城市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家数还要多。
一个被人扣上了“脱实向虚”帽子，以牺牲制造业为代价发展数字经济的城市，三分之二的上市公司都是制造业企业，这可能是个令人有些意外的数字。
仍以杭州、广州、武汉、重庆、成都、南京六个城市相较，杭州的海康威视仍是这六个城市市值最高的A股公司，目前市值超过4700亿，也是这六个城市唯一一个市值过3000亿的A股公司。杭州有4家千亿级A股公司，除海康威视外，分别是荣盛石化、泰格医药和福斯特，均为制造业企业。相形之下，广州虽有5家千亿级上市公司，但除了国企广汽集团外，保利地产、分众传媒、广发证券、海大集团，都不是制造业企业。南京两家千亿级公司，华泰证券属于金融业，只有国电南瑞是制造业。重庆、成都、武汉的千亿级A股公司分别为2家、1家、0家，更无法和杭州相比。换言之，杭州是拥有千亿市值制造业A股公司最多的省会城市。截至7月底，杭州有13家A股上市公司市值超过500亿，其中只有浙商银行、杭州银行和同花顺三家并非制造业企业。
制造业发达不发达，不能只看产值，也要看底层的实力。2010年，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工业产值超过了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其他所有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是世界工业的强国，因为大量核心技术甚至卡脖子技术，还掌握在别人手中。
观察杭州制造业的发展，亦是同理。杭州本地制造业的外移，投资规模的下降，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杭州不再是一个“制造业强市”，恐怕未必。总部在杭州的制造业企业，不少也把生产基地设在杭州之外，这导致了工业投资规模的下降，工业产值增速的相对疲软，但这并不意味着杭州的“制造业”就不行了。制造业企业把最核心的总部经济、管理、研发等职能放在杭州，其他职能外溢到省内或者国内其他地方，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分工。苹果手机也不在美国生产，甚至不是由苹果集团自己生产，但苹果产业链最多的收益和利润，都回流到了加州，而不是生产iPhone和iPad的郑州、重庆和成都。
杭州近年来工业经济的增速，的确不如中西部的不少后起之秀。但正如我在《“双面”成都，正是中国经济的缩影》里所分析的，外来投资的产业虽然可以有效地拉动GDP，并创造就业，但企业大头的利润，还是被拥有技术和品牌的外来者拿走了。GDP只有更多由本土的技术、品牌和创新来驱动，才能使中资和劳动者获得更多收益和更大尊严。
“成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域现代化和普遍富裕，离不开更强大的本土企业和本土品牌”。成都的这一短板，正是杭州的长板。举个例子，吉利集团已经完成对沃尔沃的收购，后者现在是吉利的子公司。吉利集团的总部在杭州，但沃尔沃在成都的汽车产能，远大于吉利在杭州的汽车产能。吉利集团给成都创造的汽车工业的GDP，甚至可能高于它给杭州创造的，但它仍然是一家杭州企业，它所获得的收益最终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杭州。
从这个角度来看，谁还能说杭州是一个放弃了制造业的城市？
每个城市都有成长的“烦恼”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烦恼，杭州当然也不例外。
杭州另一个时常为人诟病的问题，就是它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最近这些年，杭州连年成为全国城市中“卖地”的“地王”，土地出让规模和土地出让金都十分可观。批评者认为杭州就是一个“炒房”城市。
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杭州把过多的土地出让给住宅和商业，却牺牲了大量的工业用地，这是导致杭州工业“空心化”的根源。
客观来说，“炒房”是一个影响面很广的现象，杭州的房价趋势和调控政策，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至少从杭州土地供应量大，导致杭州卖地收入高这一点来切入，说杭州的经济不健康，恐怕还是偏颇的。
过去三十年来，杭州人口从583.21万，增长到1193.6万，增长了1.05倍。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增量，还是增幅，杭州的增长都日益陡峭。
住宅用地的供给，应当与常住人口增长相适应，足够的供应不一定能保证地价和房价不上涨，但如果没有足够的供应，显然更加无法稳定地价和房价。在常住人口持续高速涌入的背景下，多出让住宅用地，少出让工业用地，即就杭州市这一行为来看，显然是正确的。深圳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出让多，土地浪费和写字楼空置率居高不下，而住宅用地严重稀缺，进一步推高了房价。事实上，现在深圳也在逐渐调整工商用地和住宅用地的出让比例，仅以多出让宅地，就说杭州市“热衷炒房”而不顾“实体经济”，恐怕是偏颇之见。
杭州余杭区径山，杭州是全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省会城市
而且，杭州是南方副省级省会城市里，平原占比最低的。杭州市虽然面积广阔，但森林覆盖率高达66.85%，居全国城市之冠，平原占比只有26.4%，不仅低于广州、武汉、南京，甚至以“两山夹一城”，域内有雪山标榜的成都，平原面积占比也比杭州高出整整10个百分点。在土地资源整体如此紧张，又需要接纳大量人口涌入的背景下，杭州相对而言保宅地，控工业用地的方向，就更可以理解。
还有人认为，杭州近些年来卖地规模过大，有“竭泽而渔”之嫌。但换一个视角来看，过去十年以及未来五年，正是大城市吸引外来人口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不在此时敞开怀抱，增加供应，更待何时？难道坐等人口和人才都被其他城市抢走吗？
还有一种颇为时兴的批评，说杭州发展数字经济，从而挤压了实体产业，这种说法同样显失公平。杭州本身就是个土地资源比较紧张，民富水平又比较高的城市。在杭州直接开展一线的生产制造活动，面临土地缺，地价高，工资高，甚至杭州虽然作为沿海城市，但钱塘江江水太浅，没有航运价值，因而相较其他城市的比较优势更弱，杭州就更需要发展高端服务业，从而创造高端的就业岗位。
数字经济占地小，可延展的生态却十分广阔。光是阿里巴巴一家公司，就带动了大量周边产业，物流企业、仓储企业、直播机构、代运营公司、内容生产者，让杭州成为了堪与京沪等一线城市并列的互联网高地。这些企业，都创造了真实的就业，并且让杭州的人才池子日益壮大。这些年来，不仅网易大量业务迁到杭州，抖音、快手也纷纷在杭州布局，甚至做手机终端的OPPO和VIVO，都在杭州未来科技城新建了研发总部。
数字经济是时代给杭州的一份礼物，这座城市慷慨地接纳了它。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杭州的城市能级和影响力提升了，杭州的其他企业也能分享城市成长的红利。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杭州今天仍然是拥有500亿级市值、1000亿级市值制造业上市公司最多的省会城市，杭州的制造业企业不是不够强，只不过是被很多人因为杭州更具特色的数字经济，而忽视掉了。
此外，还有一种刺耳的批评，指向杭州缺乏“硬科技”的创新。光是工业机械、材料、电子电气、半导体、生物制药等核心新兴产业，杭州就有80家左右的A股上市公司，难道它们都没有在各自的领域成为隐形冠军，做攻坚的工作？更何况，像阿里这样的企业，虽然并非制造业企业，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达摩院等机构做基础科研和技术突破。
现在有一阵风，一提到“硬科技”，言必称芯片。然而，造芯片从来不是一日之功，它需要长期的技术、资本和人才积累。杭州是一个在短短三四十年时间里，完全凭借自身努力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逆袭者，要求它一定要承担“国之大任”，否则就是“战略失误”，恐怕也太过苛责了。
即以芯片产业为例，包括中芯国际在内的大陆芯片产业龙头，或多或少背后都有台湾的影子。要搞这样的产业，需要有外来技术的引入，而引资向来不是杭州的主打特色。另一方面，对于这样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杭州这座城市大多数的民营资本，也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相反的，政府投入在这类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必不可少，这也不是杭州的优势。而且，硬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杭州虽然有浙大，但是国家级的科技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考虑到如是种种，杭州在某些“硬科技”上的表现不如人意，完全可以理解，杭州已经在它可以做的范围内，做到了尽量好。
写在最后
一个人走了弯路，但这不意味着杭州走了弯路。过去几十年来，杭州和那些热爱这座城市、并为这座城市奋斗的人，趟出了属于杭州的一条独特道路。未来的杭州，还会在这一条独特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延伸阅读：为什么是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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