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从未想过，成绩单上会有一个C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515 篇文章

题图：国大商学院

作者：张惠雯，生于70年代末，祖籍河南。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2010年后移居美国，现居波士顿。曾两次获得“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中文小说首奖，以及“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上海文学奖”、“中山文学奖”、”首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等多个国内文学奖。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在南方》《在北方》《飞鸟和池鱼》《蓝色时代》，散文集《惘然少年时》。

我在国大商学院曲曲折折的走廊上找教室时总是失去方向感，所以，我知道我必须提前至少二十分钟就到达教室所在的那栋楼，开始我的“上下求索”。我们每个科目上课的教室都不一样，同一门课的公开课和自习课上课的地方又不一样，也许在开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就这么走错方向、下错楼层、意识到自己进错教室而后在大家惊愕的目光中仓皇逃离……

那天，我找到了我的教室，对照了我记住本子上和标注在那扇白色门上的号码（这些号码通常是英文缩写字母加数字，如SR14A），推门走进去（一扇沉重、有质感的门），发现明亮的教室里已经坐着十几个学生。这个 Seminar Room 就像一个小型剧院，老师和他的小讲台、投影机、电脑、白色书写板、一大把彩色的马克笔位于下方的舞台中央，学生的座位呈弧形，一层层阶梯般地由高向低降落。我犹豫着选了一个中间的座位，因为太高或太低都容易引起老师的注意。我悄悄扫视教室一圈，心立刻凉了：和我一起读商科的其他七个中国留学生，没有一个来这个自习班，只有我，只有我孤零零地处于“外人”的包围之中！

教授微笑着打量我们所有人——又是那种小组式的、逃无可逃的班级，只有十几个人坐在这个小剧院式的教室里。教授让我们每个人自我介绍，这个我并不怕，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英语课上表演过无数次自我介绍，有时候我们介绍自己真实的身份，有时候介绍自己扮演的身份。轮到我做自我介绍时，我报上我的名字，说了如下一段可笑的话：

“我来自中国的一个小城市，我认为没有人会知道它的名字，所以我就不提及了。但是，在我来自的那个省，有一个著名的寺庙，叫少林寺。我的祖国是很古老的国家，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我以她为傲。”

教授和同学们都对我报以友好的微笑。这时，突然有个男生举手。我以为他要问老师什么，结果他是问我：“我来自香港。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同意了，但脸上已经开始发烧，因为我准备了一段自我介绍，可从来没有准备被人提问！

他说：“你在中国之外的地方生活过吗？”

我说：“没有。”

他说：“可是你英语说得这么流利，你都可以演讲啦。”

我的脸红得更厉害了，我从这里面听到了嘲讽的成分，我承认，我那段用“以她为傲”做结束的自我介绍确实有点儿虚张声势，而且我不应该背得这么流利。

这是我对于刚进大学时上课的一次印象，大概正因为受到那位同学的暗讽，我的记忆才会特别清晰。这位香港同学是个交流学生，在国大商学院只有一个学期。他有香港人那种明察秋毫的精明，是个抓住机会就爱耍弄别人的促狭鬼。但我并不怨恨他给我这么一个“教训”，它提醒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矫情，因为总有一双聪明的眼睛能看到其中作秀的成分，何况这双眼睛与我心底自我审视的那双眼睛往往不谋而合。

▲ Photo by Nicola Giordano on Pixabay

还有一节课给我留下了尴尬的记忆，但也给我带来一个朋友。那天早上，我睡过了上课时间，起床后用水泼一下脸，就跑到学院。我急急匆匆跑进上课的教室坐下时，已经因为焦急和找不到地方的折腾而满头大汗。我旁边一位新加坡女孩儿有点儿不好意思地对我微笑，我也看着她微笑。微笑过几轮之后，她仍不时关切地看我一眼，那张脸红红的，还带着一种仿佛在替谁为难的神情。我觉得她真奇怪。过了一会儿，她轻轻推过来一张小纸条，在上面用英文写道：对不起，但是你的衣服好像穿反了。我立刻趁教授低下头寻找他的幻灯片的时候，溜出教室。我跑到洗手间，发现我的上衣果真穿反了，机器缝成的毛毛糙糙的针脚都赫然在外！

后来，我和这位新加坡女孩儿成了朋友，往后几个学期里，只要我们在同一个自习班，自愿建立项目小组时，我们就会进入同一个组。她学习很勤奋，而因为我总是丢三落四，甚至忘记老师布置的作业的上交期限，她用新加坡的说法叫我“Blur Queen”。她是典型的新加坡女孩儿，没有缜密复杂的心思，不善于掩饰自己，或者从不觉得有委婉的必要。她常向我抱怨说她没有男朋友，每天晚上只能抱着她的玩具小猪睡觉。她喜欢上一个和我们同班上课的男孩儿，表示自己多么渴望做他的女朋友。我问她喜欢他什么，因为我私下觉得这个男孩儿总在课堂上问些没有头脑的问题。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原因就是他的长相和打扮有一点儿像 European，但也马上告诉我说她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因为他从来没有多看过她一眼。每当我的作业得到比她更高的分数时，她都毫不掩饰她的惊讶，对我说：“可你看起来根本没有在读书，不公平嘛……”

在我仿佛是浑浑噩噩地“闯入”的这些课堂上，教授滔滔不绝地说着：当然，他用英语讲。我发现听英语讲的课和听英语课完全是两回事，我第一次发现这个真理的时候，心仿佛一下子坠入万丈寒冰形成的洞穴中了，结果，我的思维更混乱，注意力处于狂奔乱跑的状态。在这最初的几个星期，当教授们用多得可怕的专业术语讲着关于消费心理学、企业的社会道德、信息管理、商业法等科目时，我的脑子里大部分时候只是一片“嗡嗡”回声。

▲ Photo by Nikolay Georgiev on Pixabay

我想谈笑风生的教授和被他逗笑的、从托儿所时期就习惯了英语教育的本地学生，他们大概不会想到一个外国学生孤孤单单地坐在那里，因为听的障碍，内心深处感到多么沮丧而绝望！而我必须装得平静而专注；当他们哄然大笑的时候，我只能微笑着低下头

（因为我既不愿表明我不知道他们为何发笑也不愿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就跟着笑）

；我必须在摊开在我面前的笔记本上做一些鬼知道是什么的字符……我发现听比说难，因为说的东西可以斟酌、可以准备、可以背诵，听则完全是即兴的，你捕捉不到那句话，那句话就溜走了，它的音波就消散在空气中。

▲ Photo by Gerd Altmann on Pixabay

我不禁感到从未有过的耻辱，因为我还从未想象过这样的情况：我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如果有什么东西强迫我坐在那儿、继续听下去，那就是我那可怜的自尊心，我希望摆脱这种耻辱感。我并没有逃走，尽管我一直有想逃走的冲动，尽管在漫长的课堂上那些满头雾水的时刻对我来说都是可怕的、反复的煎熬……我相信，一开始我只能听懂 30%，慢慢地，我听懂了一半，到了下个学期，我基本上听懂了 60-70%，然后保持在 70-80%……至今，仍会有那么一个 20% 的含糊，是我认定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弄懂、也不再费力弄懂的。譬如，对于美国人的一些俗语、本地风格浓烈的笑话以及运动术语等等，我一点儿也不想努力变得“懂行”，因为我已逐渐懂得，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而有些东西的懂与不懂也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尽力懂得自己该懂的那些东西，诸如演员应该懂演戏，作家应该懂文学。

进入学院的第一个学期对我来说是最艰难的一个时期，无论是功课还是生活，我都得努力适应。听不懂老师讲课，无法像本地同学那样自如地发言、讨论、书写，以及对电脑和互联网的生疏，使我完全处于劣势。教授的授课进程非常快，一次就往前推进三四个章节、数十页的内容，商科科目又有太多参考书、案例分析资料需要阅读，而我的阅读速度比本地学生慢得多。因此，我必须提前阅读老师的讲授内容和这些参考资料，才不至于在课堂上完全陷入迷茫。为了预习第二天的课，我常常读书到凌晨；同样写一份案例分析报告，我可能要花上比新加坡学生多两倍的时间来“抠字眼儿”。我相信在我之前十一年的求学生涯中，从没有如此努力学习过，这种自愿的努力，差不多配得上“刻苦”这两个字了。在此过程中，我还得时时抵制干脆把恼人的一切丢开、沉浸于文学世界的诱惑。

我也必须把很多时间花在计算机房里，学会操作这个冷漠而陌生的东西，熟悉它的各种应用程序，学会像别人一样熟练地从网上下载讲义、搜索资料、呈交作业。我那时多么怀念手写作业的时代，多么怀念高中老师发给我的一叠叠印刷资料……我经常提心吊胆，害怕那个虚拟的家伙并没有把我的作业交上去，或者我存在里面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有时候，我真会把它们存到某个我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或者我发现辛辛苦苦写了一上午的作业突然一闪之间就全都不见了、找不回来了。我记得有两次，我因为作业半途“消失”而坐在电脑前哭起来了，就像遭受了极不公平的待遇。好在我的老师和同学都对我格外照顾，老师会原谅我逾期交作业，同组的同学会让我在小组作业里挑选最简单的任务。他们的朴直与善良给了我安慰。

就这样，我磕磕绊绊地经历了平生第一个学习危机，时而自卑自怨，时而焦虑沮丧，这样的痛苦持续了将近一个学期。在这期间，我听说有几个和我们同批来的中国留学生因为不适应而主动放弃奖学金，回国了。到第一学期结束时，还有几个男学生因过度沉溺于电脑游戏、荒废了学业而被新加坡教育部取消了奖学金。此后的几年再也没有这类消息。对我们来说，大学的第一学期就像一道关，走不过去的就退出了，走过去的已经获得某种磨练得以留下来。

国外大学的成绩一般都不是终考成绩，而是平时个人作业、小组作业、项目演讲、出勤、课堂表现以及期终考试等等的综合。国大商学院有些科目的终考成绩大概只占 40%，而作为中国学生，我们仍会习惯性地把“宝”押在终考上。第一个学期结束，我收到了“秘密”地寄到住处的成绩单，我有的主科科目的综合成绩竟然得了“C”！尽管在我看成绩单的时候，旁边没有一个人，我的脸却烧得发烫，事实上，我浑身都烧得发烫。我那时最强烈的感触，除了羞愧竟然是感激，感激这种通知个人成绩的隐私方式，因为除了我自己，谁也不知道我考过这么个大大的“C”。如果像以往在高中时那样，老师大声宣读出每个人的成绩、排出名次表，名次表再被张贴在学校的布告栏里，我大概会因为无地自容而被永远地打垮。

▲ Photo by Foundry Co on Pixabay

我在中国时作为好学生而树立起来的优越感、自以为是，一下子就被这个“C”捅出了一个大大的豁口。最深刻的挫败感来自于这样的事实：我确实努力过，可我还是得到了这个“C”。我难过了许多天，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明白并接受了这一状况：

我已经来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这里，我没有任何优势，只是无名小辈！

老师和同学们给予我特殊照顾，乃是出于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原因：担心我基础差、跟不上其他人的步伐。我意识到我的处境完全改变了，我不能再去回顾什么当年勇，只能重新开始。

在我那张惨不忍睹的成绩单上，只有一门 A，那门课是心理学。就像我无法忘记 C 对我的重击和警示一样，我也无法忘记这个 A 给我的鼓励。一个学期之后，我多少克服了语言方面的障碍，跟上了其他人的步伐。后来那些学期的成绩单上，我有了更多的 A，A+，再也没有出现过 C，但这第一个 C 是个永远的警示符号，警示我不要把过去养成的那些“理所当然”带到新世界来。可我听说过多少中国留学生曾犯过和我一样的错误？在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在世界各地，一些过去在中国成绩优异、被老师和同学众星捧月的骄子们，因为在新世界不能获得同样的优越感而心灰意冷、充满愤怒，甚至丧失理智……

时光流逝，最初的焦虑和痛苦平息了，我也渐渐熟悉了我的校园，我不再花二十分钟找教室、在楼道里绝望地兜着圈子；我对学校的食物形成了自己的喜好和选择，我爱上了商学院餐厅的西餐档，有时候我也从商学院穿过法学院，回到位于一个小山坡上的文学院餐厅去吃我学英语时最爱吃的牛肉河粉；因为我最初熟悉的地方就是文学院，最常去的图书馆也在这里，所以文学院对我来说比商学院更有一种亲切感；我也习惯了置身于穿着圆领T恤衫、很短的短裤的本地男女同学之中，有时候我和他们一起吃饭，我喜欢他们的心思单纯、言谈直率，尽管我有时也不满他们不读闲书的习惯，还觉得他们因过于务实、乖巧而缺乏强烈的个性；我还习惯了吃饭的时候鸟儿就在我旁边的树上、栏杆上跳来跳去，我刚开始以为它们是乌鸦，但打扫餐厅的阿姨告诉我它们叫八哥……

一段晴朗、悠长的大学时光开始了。没有冬天，阳光总是明媚，即使是雨季，雨一过阳光就洒下来了。我开始喜欢在校园的各处走动，譬如坐校车到科学院去吃饭，到工程学院去喝茶，到文学院去借书……我们的校园坐落在肯特岗，山岗高处仍保留着一带带雨林，雨林之外也到处是浓荫如盖的树木、生长繁茂的花草。各院系的建筑就分布在高高低低的山岗上，建筑之间以迂回的长廊和幽静的小径相连。在大树和小径上，我常常看见松鼠和翠绿色的蜥蜴，而八哥则在餐厅里、屋瓦上和草坪上任意踱步。我喜欢国大校园的这种自然生机，它就像一个生意盎然的热带花园，舒适洁净、色彩纷呈，散发着浓烈的自然气息，充满着热带阳光和植物构成的奇妙光影。这个陌生的地方逐渐地成为了“我的”校园。

▲ Photo by Erik Karits on Pixabay

后来，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是国大自由的教学方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没有教导主任、没有辅导员、没有固定班级和课室、没有学生干部和各种组织的骚扰，自由甚至突然间让人有点儿茫然。但天生散漫、不喜欢组织生活的我很快便找到了一个利用“自由”的最好方式：把时间花在浩瀚的中央图书馆里，或者在文学院图书馆读书或者去资料室看老电影。

在大学时饥渴而不求甚解的阅读中，我接触到了后来对我影响较大的一些作家作品，渐渐形成了个人的审美偏好与小说理念。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志趣，考虑究竟什么会是我喜爱同时又适合我性格的“前程”。尽管我仍摇摆不定、视线模糊，但也不再是个糊糊涂涂、相信自己只能服从他人的规划而随波逐流的盲从者。于是，“未来要干什么，要往何处去”这一问题变成了我自己而非他人的问题，以完全不同的意义重新摆在了我的面前。

- END -

推荐阅读

喜欢《惘然少年时》的朋友们，今天是第十六章，以下为已更新章节：

惘然少年时丨第四章一位女友，或白玫瑰般的友谊

惘然少年时丨第五章第一次背井离乡

惘然少年时丨第六章我就是那个不肯剪短发的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