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好，风景旧曾谙。”说起江南，1200多年前诗人白居易的美好回忆，想必仍然能引起当下人们的强烈共鸣。置身于千城一面、高楼林立的都市，定然感慨：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春日墙头紫玉兰灿烂，秋风道边金桂花飘香，亭台楼榭错落，砖石砾瓦通幽，宅兹江南，何其有幸！只是这样的江南，对于芸芸众生，似乎已然远去。幸运的是，总有那么一些为数不多而敏感执着的人，思越千载，目极八荒，竭智尽力，为昔日经典与现代生活之间搭建桥梁，孜孜以求。樊树志的新作《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便是一例。

撰文｜罗冬阳（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
《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作者：樊树志，版本：中华书局2023年2月版。
起于城市化的市镇研究
作为史学家，樊树志先生研究领域宽广，于晚明史和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倾力尤多，而《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则是他江南市镇研究系列中的第三部。在此之前，分别于1990年、2005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过《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以下简称《探微》）、《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以下简称《变革》）两书。历史哲学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精辟地指出了史学家著书立说背后的时代关切。江南市镇研究的三部著作，正是樊树志锲而不舍回应时代问题的虑精之作。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作者: 樊树志，版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
三部著作的出版持续了33年。若看实际研究工作，则超过40年有余。国内学界对市镇和城市史研究的热情骤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个年代，改革开放方兴未艾，苏南市镇恢复往日生机。
1984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发表《小城镇大问题》宏文并对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城市化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小城镇变成了城市化的大战略。而对外学术交流上，1980年，在北京召开了中美学者“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及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会上，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将他基于市场机制的区域经济社会研究理论和方法首次介绍给国内学者，助推了城市史研究热潮的到来。可以说，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内变化和国际学术交流条件，给当时城市史研究热潮的兴起，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如何赶超西方，实现现代化，是晚清以来国人的心结。施坚雅范式以及日本学者较早应用成果的引入，一时间大开国内学者眼界。
《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作者: 樊树志，版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樊树志就是当年较早应用新引入范式研究明清江南市镇的学者之一。他发现，城市化是一个长时段现象，并非工业革命以后才有。
在唐宋以来到明清的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乡村的不断都市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都市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县以上都市的数量变化不大，那么都市化不能不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原有的县以上层次的都市不断由经济中心、军事中心向经济中心转化，或者经济中心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体现在大量市镇的兴起与繁荣，以它突出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成为不同于乡村的都市。”（《探微》第5页）简言之，市镇的大量兴起和繁荣，是传统中国乡村城市化（都市化）最突出的内容。而江南（长江三角洲）自唐末以来，就是中国经济和市镇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樊树志长于江南治学于江南，对研究江南市镇特别有情感，也有较便利的条件。
从另一个窗口回望江南
最初10年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1990年初版的《探微》。该书的出版在同类著作中，不算最早（如刘石吉《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洪焕椿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但利用明清江南市镇志之系统与深入，堪称首屈一指，为学界同好，也为他本人的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探微》出版15年后的2005年，《变革》面世。该书是《探微》的发展和扩写。虽然篇章结构和主要内容并无大改变，但理论和方法、新资料的运用，都有明显突破。书前增加长篇“导论”，将全球化贸易和乡村工业化纳入研究视野，又添加市镇内部生产关系和人口结构变化、奢靡风尚形成诸方面的变革，及农村土地产权、地租形态和地租率的变动，考察了明清江南市镇变迁的动力和方式。
理论和方法论的自觉，较《探微》有明显突破。资料上，发掘了地方志的人口记载，考察了人口规模、结构以及历时性变化，诚为独有的新发现。在个案研究上，他运用吴江县档案馆藏民国档案和调查统计资料，考察盛泽镇丝织业中机户、绸行、绸领投与市场，丝绸供销与金融业，工商各业与会馆、公所、公会的关系，从而揭示了盛泽镇作为丝绸业市镇典型代表的市场机制，并从民国时的情况反推明清以来的变化和发展，堪称运用近代档案资料探讨明清江南市镇的典范。
又过了18年，在《变革》的基础上，樊树志今年再出新作《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现如今，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已到下半场。回首狂飙突进的40余年，突然发现多少有些盲目。其中最让人抓狂的是，盲目崇洋，城市千篇一律，拥堵、内涝，天人和谐难得一见。那么，江南市镇持续千余年的早期城市化，理当为我国城市化的下半场提供有益的启示。可以说，这是《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最大的问题关切。
这本书的再版，进一步凝练主题，删繁就简，同时增加了许多珍贵插图和照片。全书正文共四章，前有导论，末有后记。导论与《变革》保持一致。
正文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从丝绸业和棉布业的盛衰，论述江南市镇在明清时期兴盛到晚清民国时期衰败的产业和技术基础。虽然两大产业一直是江南市镇发展的主线，但本书一面吸收学界新成果，一面发掘新史料，将研究时限扩展到晚清和民国，更系统地揭示了传统江南市镇城市化的产业动力、技术基础、方式以及局限。第三章是典型市镇的个案分析，全方位地展示传统典型性市镇的兴衰，在个性和具体性中，揭示江南市镇早期城市化的普遍性。本章收入典型市镇8个，较《探微》的41个、《变革》的19个，数目大幅度削减，文字基本一仍《变革》之旧，各目拟题则取史文精粹而加以调整，典型性更加突出。第四章是从文化探讨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市镇与城市一样，是不同于乡村的人类聚居地，也必然带来不同于乡村社会的不止是经济上的方方面面变化。这一点，研究市镇史伊始，樊树志就有清醒认识：“市镇作为一个地理实体，兼具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全方位的探讨。”（《探微》第11页）因此，《探微》即专辟江南市镇文化一章，涉及科第兴旺、市镇风俗、茶馆文化及其他，正如章标题“一瞥”的含义，是一个概略描述。到《变革》，仍为独立一章，章题改为“面面观”，内容上则将奢侈风尚独立出来，单设一节，阐发了奢侈风尚与市镇经济成长的关系，突破了以往的思想史研究路径。又增加一节，论述江南市镇建筑及其承载的人文气息，包括园林别墅、桥梁、古迹等。而将科举文化与民间信仰、风俗习惯，整合到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框架。
清代画家徐扬作品《姑苏繁华图》（局部），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到《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则删除民间信仰与风俗习惯的部分，并且放弃大传统与小传统框架，仍保留其他部分，使得文化与江南市镇产业经济的关联性得到增强，与全书的逻辑关系，更加融洽。
当然，任何学术领域都是开放性的，江南市镇的研究，也不会因为樊树志不断推陈出新的系列著作而画上某种句号。同一领域、同一问题也有不同的研究范式。与人类学、社会学范式相较，樊树志的范式主要是传统经济史的，并不会将文化看成塑造社会秩序的根本因素。而较制度经济学范式，传统范式也很难注意到科举制、国家财政需求等等对财产权的巨大影响，从而影响到财富（资本）积累、科技创新以及江南市镇的命运。
当然，包括《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在内的系列江南市镇研究著作，仍具独特学术与社会价值。其对传统江南市镇持续探索所形成的文本和思考，所揭示的课题和研究路径，为我们今天反思过去，规划未来，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提供了诸多独特而详实的实例。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或许可以为人们提供另一个窗口，去回望江南，领略江南曾经的辉煌，思考今后的步伐。”
借用《诗经》句子而改造为“史虽旧事，其命维新”，与同好自勉。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撰文：罗冬阳；编辑：罗东；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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