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自成是一个阳光开朗的人。
公元1643年,大明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大量明朝的官员和将领开始对前途选择犹豫了。在招降明朝将领的过程中,李自成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宽容与大度,比如白广恩,农民军的叛徒,投降了洪承畴之后甘心作为鹰犬。然而李自成却不以为意,依然封了他伯爵。
再比如陈永福,在开封城下射瞎李自成的左眼,所以非常害怕不敢投降。李自成托人带话给他,说那时候我们各为其主,不能怪你。然后折箭为誓,陈永福这才放心降顺。
进入北京之后,李自成的表现也时时刻刻按照“开国明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比如并没有广泛纳妾(选妃),对前朝皇帝的妃嫔也以礼相待。相比而言张献忠在古城屯兵,都娶到了第八房小老婆,李自成在“男女之事”方面比绝大多数人都更符合“封建礼教”的标准。
同时,还不忘体察民情、亲近百姓。从进入北京城到开往山海关短短的十几天内,李自成就先后两次接见士民百姓“问民间疾苦,有无扰害”。他见百姓时,穿的那还是一身农民军的经典打扮:大毡帽、粗布蓝衣。完全不是封建帝王雍容奢华的打扮风格。
李自成还能做到礼贤下士、广开言路。明朝投降的大臣们向他磕头,他拱手回礼。就这,那群腐朽的士大夫们背地里还嘲笑他“果真是贼,不懂礼数”——当了皇帝还不安心享受磕头,还要拱手回礼。
李自成接见前朝的士大夫,一律给茶给座位,不像明朝皇帝大臣都要跪着回话,甚至走时还会亲自送到门口。有人感慨新朝皇帝礼贤下士,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开国先延理学臣,赐茶留坐问谆谆。亲贤下士非夸大,漫骂刘邦敢问麈”。
当然,前提是这些人没有贪污的劣迹,否则的话接待他的就不是李自成的茶水了,而是刘宗敏的夹棍。以明末几近于“无官不贪”的现状来看,大顺新朝的反贪力度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没有很快到来的满清入关,这种大规模的反腐行为绝对会被后世赞扬为“新朝新气象”。
李自成还认为宠信宦官不是“明君作为”,于是大范围驱逐明朝太监,仅留下少数人从事杂役劳动。宦官们的有机分子本来认为自己可以通过献出皇城,在新朝中也能有一席之地,结果希望落空,“哭号之声遍皇城内外”。
可见,李自成的胸襟气度是超越绝大多数封建帝王的,也时时刻刻拿“开国明君”的标准要要求自己。然而不管李自成的礼贤下士、体察民情、不近女色做得有多到位,大顺军还是败了,而且是兵败如山倒的水平,瞬间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根据地。那么是不是这些“明君气象”“阳光开朗”就是表面文章呢?真正有用的不是还另有其事呢?这我们就要从史料背后去找答案了。
(二)
李自成不是天生就阳光开朗的,是在大明朝的雷霆雨露让他变得阳光开朗了起来。
我们都知道的版本是李自成在驿站工作,后来崇祯皇帝裁撤驿站,让李自成失业了,于是走上了造反的道路。这里有一点不严谨的地方,就是裁撤的是“给驿站的预算”,而不是驿站本身。
驿站系统是封建王朝的动脉,是官僚体系上传下达管理的基础。驿站除了常设工作人员,老百姓们每家每户也要分摊一定的徭役,比如有的给马,有的折算成马饲料,有的折算成银两,实在没有财产的就去干活,给来来往往的大人们抬轿子、洗衣做饭。
写成《徐霞客游记》的徐霞客,前期凭借着优厚的家底到处旅游,后期就是因为有着驿站的凭证,一路可以白吃白喝游览大江大河,还能带着一大堆仆人。徐霞客的游记很浪漫,但是徐霞客旅游的故事一点都不浪漫,他去那么多风景秀丽但地形凶险、人迹罕至的地方,都是让驿站的驿夫们一路开山伐木,抬轿子抬上去的。
老百姓本来应付来来往往的老爷们就够累了,还要侍候老爷去奇奇怪怪的地方旅游,后来听说徐霞客来驿夫们就一哄而散。徐霞客也不能就这样败了兴致,让他的恶仆们去找躲猫猫起来的驿夫,找不到驿夫就把他们的老婆孩子找来,逼着这些妇女孩子们给他抬轿子。来看史料的记载——
“丁丑十月二十六日晨餐后,得两肩舆,十夫”;“十一月初二日饭后夫至,少二名,以妇人代担”;“候夫甚久,以二妇人代舆”——这是让女人抬轿。
“初三月村小夫少,半以童子代舆”——这是小孩。
“二十一日……众夫哄然去,余执一人絷之……见余絷其夫,一老人乃出而言曰……余当代为催夫;失二鸡……仍絷前夫不释。久之,二村人召鸡,释夫去”;“二十二日其夫哄然去,余执一人絷之,盖其夫复欲委之村人也;始,村人不肯承,所絷夫遍号呼之……”——这是老人。
“得一村倚东山下,众夫遂哄然去。余执一人絷用绳捆绑。”——这是把人绑来。
“已晚餐,其子跛立,予叱令速觅夫,遂卧。”——这是连残疾人也不放过。
“老人惧余鞭其子若孙,余谕以不责意。”——用鞭打孙子威胁老人。
这不是别人黑他,这是《徐霞客游记》中原原本本的记载,他自己写的,可见他并不觉得这些事情是什么“黑点”。给大家把比较长的那一段翻译成白话文看看:
这些刁民太可恶了,给老爷抬几天轿子就跑路了,非得让我找些妇女小孩来抬轿子。21号这一天,我只抓到了一个跑得慢的老头,结果他老伴找到我求情,说放了老头她给我找驿夫。然而今天我跑丢了两只鸡,不开心,所以我不放老头,最后老伴用他家两只鸡赔给了我,那好吧我就放了这个老头吧。还有的地方刁民跑得太快,不得不让我仆人用绳子绑来。然而这些刁民真是坏了老爷我自驾游的雅兴,可恨……
现在回过头再看看《明朝那些事儿》煲的鸡汤:“我之所以写徐霞客,是想告诉你:所谓百年功名、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与一件事情相比,其实算不了什么。这件事情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是不是觉得很讽刺?我们又不是江南大地主,我们又没有仆人逼着两个农妇给你抬轿子,我们拿什么谈“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举徐霞客的例子是让大家深刻理解李自成在驿站的工作环境,并且更深刻的理解——明末士大夫和老百姓就是两个物种,有生殖隔离的那个“物种”。而且徐霞客这还是没有功名在身,只是一个江南大地主的身份而已,那么那些达官贵人是怎么对待老百姓的呢?真的会比对待牛羊牲口好一些吗?
这里不是对徐霞客进行道德上的批判,也尊重徐霞客取得的伟大成就,因为每个人都要服从于历史的局限性,徐霞客能把这些事情光明正大地写下来,说明绑几个“刁民”来给老爷抬轿子不是啥大问题。但是历史也有不同的视角,这个“不是啥大问题”恰恰就能反映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有徐霞客的视角也有农妇的视角,有李自成的视角也有乡绅老爷的视角,如何评价取决于你站在谁的立场上了。
(三)
我们再说回在驿站打工的李自成,崇祯皇帝上台,连驿站经费都被裁撤了。所以你以为的裁撤驿站:公司倒闭,工作地点木得了,李自成失业,大概率没有N+1。
实际上的“裁撤驿站”:不发钱了,驿站的维护经费也没有了,但是工作量一点不少,该送到的文件都得送到,不然耽误了事你负责?该接待的官老爷也得接待,不然人家仆人拿鞭子“激励”你。隔三差五也要应付像徐霞客这样的地主“自驾游”,断不断还有隔壁县士大夫的小妾回娘家省亲……
崇祯就是个没有心肝的人,在他眼中首辅、总督都是耗材,说杀就杀的,更何况老百姓?他一听说整顿驿站能省钱,眼睛都放光了,马上批准。但实际上就是财政拨款没了,该干的工作还得干,该服的徭役还得服,难道朝廷还能因为没有你们屁民的钱就不运作了吗?
我不给钱了,但是你工作不能耽误,什么是剥削阶级啊(战术后仰)。
崇祯裁撤驿站预算之后,所有的负担都压到了基层百姓身上,史料是这样记载的:“今天下驿递之疲惫极矣。……驿递非破家荡产以供,则鬻妻卖子以应。当此民穷财尽之秋,更罹狼吞虎噬之惨。”具体到李自成所在的陕西,陕西巡按练国事在奏疏中写到:“秦晋驿递,例不全给。今募夫之苦,更加十倍,故人人思逃。凡在冲路,宜全给以安人心。”——意思是不要再裁撤经费啦,赶紧“全给”吧,再不给钱人都跑光啦!
而李自成在造反之前,据记载跑死了驿站的两匹马——这也是驿站缺乏经费的表现。然而跑死了不要紧,这是公家的财产,让李自成赔就好。这里有两个版本的记载,一个是郑廉的《豫变纪略》,说李自成因为驿站不发钱又要倒赔钱,所以找本县艾乡绅借了高利贷;一个是费密的《荒书》,讲李自成在艾乡绅家门口乘凉,让艾乡绅很生气。之后的内容两本书殊途同归,可以作为史料的交叉印证:
艾乡绅动用私刑,把李自成暴打一顿,然后绑在自家门口。艾家的小儿子啃着一块饼出门,李自成饿坏了,就哀求能不能把饼给自己。艾小儿子怒骂:“我宁饲狗,岂以与汝?”投饼于地,脚踏而去。李自成在驿站的同事们非常可怜他,偷偷给他送水和食物,结果艾家的仆人把人都赶走,并且专门“列仆守之,俾不得通饮食”。
李自成也非常刚强,表示:“唉,吾即死烈日中何害?”终于统治阶级的残暴激起了群众的不满,再加上李自成在当地敢作敢为颇得人心,于是群众砸碎了他身上的枷锁,躲在了城外的密林中。然而反动的统治阶级不能容忍“刁民作乱”,“县尉则乘羸马率吏卒执弓刀而往捕之”。李自成带领大家反击,县尉坠马摔死,于是趁势反攻县城,号召了贫民千余人,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虽然徐霞客在历史上的贡献熠熠生辉,但是在当时的普通农民看来,艾乡绅就是徐霞客,徐霞客就是艾乡绅。在后世,他们可以叫做什么什么周公子,什么什么鲶鱼,这就是我不知道的事情了。
(四)
我知道的是,明末由土地兼并引发的贫富差距与阶级矛已经到了干柴烈火的地步,来看两段当时的史料:
“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饥寒切身,乱之生也,职此之由。” “势豪之家,仆隶多至数百,奸民乘势投献,百姓受其鱼肉。” “今概加新饷,倍而又倍,荒山荒地,谁人承买?卖子鬻妻,逃亡遍野。”“贫者日益贫,富者日益富,大约贫民之髓富民实吸之。”
最后这一句话是卢象升说的,卢象升大约也是明末衮衮诸公中少数几个能算作“人类”的物种,剩下的无非都是猪狗牛羊鹰犬。崇祯和杨嗣昌要加二百八十万两的“剿饷”,卢象升知道现在全国已经处在了星火燎原的形式下,再加税那不是逼着老百姓没活路了去“投贼”么?
于是卢象升建议“缴纳地亩粮税在五两以上的加征若干”——这种方法称为因粮,类似于现在的累进制税率,意思是别把真贫民逼得太惨了,别搜刮穷鬼的钱了。结果崇祯挚爱的杨嗣昌大人反对卢象升的“累进制税率”,要“均输”每个人都要交钱:“如今欲分贫富,其事甚难,只分得个巧拙而已。”最后崇祯大笔一挥,“改因粮为均输”——然而终究还是要搜刮穷鬼的钱。
卢象升是真的可惜,他是明末士大夫少有的“有心肝”的人,能说出“大约贫民之髓富民实吸之”见识绝对不会差。结果呢,最后被自己人坑死了,不给粮不给兵,孤军对抗满洲大军,最终壮烈牺牲,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老百姓是明事理的,他们也会“用脚投票”。《明史•卢象升传》中有这样一段动人的记载:卢象升在京畿与满洲连续交战,已经兵疲马乏,然而在杨嗣昌或明示或暗示之下,周边的府县都不供给军粮。这时候河北的老百姓们自发找到了卢象升,表示让他带领部队去河北南部驻扎,那里民心可用,能解决粮食和兵源的问题:“三郡子弟喜公之来,皆以昔非公死贼,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哉。”
“非公死贼”是指满洲兵,“非公死兵”是指明朝大兵。明朝大兵打满洲人的胆子没有,但是欺负老百姓的胆子大大滴——抢劫财产、掳掠妇女、杀良冒功……当时就有“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所以在老百姓眼中,不会把同为明朝打工的其他部队和卢大人的部队混为一谈,而是把满洲人和明朝大兵划了等号——这就是老百姓的阶级视角,他们心里是雪亮的,知道谁是真心对自己。
然而卢象升却表示:朝廷中有奸臣事事掣肘,部队也断了粮,我现在只求死在战场上,不连累大家了:“事由中制,食尽力穷,旦夕死矣,无徒累尔父老为也。”老百姓的反应是,把自己家最后保命的一点粮食拿出来了——
众号泣雷动,各携床头斗粟饷军,或贻枣一升,曰:“公煮为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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