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十年：从拖拉机工程师到全球科技股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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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立曾经在加州大农村研究拖拉机通讯，也曾经在英特尔最核心的芯片部门担任财务分析师，他经历过在台湾与工厂老板KTV的投行分析师调研日常，也享受过私人飞机慈善晚宴的硅谷精英光华。他如今管理5000万美元规模的私募基金，专注投资科技公司。投资是刀头舔血的日子，这其中的成就感和快乐让汤立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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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十年

从拖拉机工程师到全球科技股捕手

文/春晓

2008年9月9日那天发生的一切，汤立至今难忘。当时30出头的他，在美国西海岸一家管理80亿美元的共同基金担任分析师，负责跟踪通讯和科技行业。就在几天前，他陪白人老板从洛杉矶乘坐私人飞机到中国台湾，与客户和投资者见面。白天的工作忙完，汤立和老板一起到台北101楼上的夜店坐下，准备喝喝酒放松下。

两人坐下不久，老板还对汤立一阵教训，“他说你别坐我旁边，你坐我旁边等会儿妞进来了坐哪儿。”汤立赶紧挪到一边。过了一会儿，两人就掏出手机看美股开盘，结果市场开始狂跌。当天雷曼兄弟的股价跌了45%，到7.79美元，而S&P500当天也跌去了3.4%的市值。道琼斯当天损失300点。眼见市场跌到自己不认识，汤立和老板都傻眼了，逛夜店的盎然兴致也一扫而空。

不到一周后，这家全美第四大，在全球拥有超过2万名雇员的投行就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基于这场危机改编的《大空头》《Too Big to Fail》等纪实文学和电影中，华尔街的贪婪和失控，2008年的金融风暴的跌宕起伏被一一揭示。在过去的采访中，交易门主角袁骏、陆挺、陈韵等也曾从不同的角度回顾了自己在风暴中受到的冲击。

和许多当时身处于暴风眼中的华尔街金领一样，汤立对这场危机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狠完全不曾料到。这也让他本来舒畅的生活乱了节奏。

2008年由次贷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汤立从某投行进入买方工作刚刚两年。他顺利完成了这个许多卖方分析师梦寐以求的过渡。这家80亿美金规模的基金，管理规模在华尔街不算出众，但每年有旱涝保收的0.7%的管理费。那可是5600万美金。公司一共20个人，核心人员也就10个，大家日子过得相当好。

汤立的薪水比之前当卖方分析师时翻了一番。在他生活的Portland，他的收入至少是前1%的水平，几乎和在美国社会最上层的外科医生收入持平。基金公司的老板还买了一架私人飞机，汤立跟着老板坐私人飞机，到美国各个城市和中国开会。

之前汤立在一家小有名气的科技投行当卖方分析师，出差最高级的待遇也就是坐商务舱，他已经感觉不好意思了。私人飞机？见都没见过。

汤立加入新基金后“待遇”也上了一个台阶

更重要的改变是食物链上的进化。和之前在投行做卖方分析师“耍嘴炮”不同，买方基金是真金白银去买入，而不仅仅是坐在看台上给建议。现在不仅汤立专门关注的公司会巴结他，卖方也会为了赚更多的交易佣金讨好他。

那时到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中不乏百度、携程、分众传媒等佼佼者。虽然上市前投行给的目标价比较低，但它们上市后都大涨。这批中国公司的优良表现引起华尔街的关注。中国公司的IPO份额热门起来，汤立回忆起那阵子，“中国上市公司就跟不要钱似的，都是抢”。而作为一名中国籍的分析师，汤立参加中国公司的路演，与管理层沟通比外国人顺畅，总能争取到更多的IPO份额，他感觉自己成了“香饽饽”。

那时汤立三十五六岁，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以前，觉得自己到了人生巅峰，“爽得不得了”。

和许多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一样，汤立进入金融行业充满偶然。他1996年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为了节约申请费，只申请了两所美国大学：西海岸的加州理工和东海岸的新泽西理工大学。学校是从北京图书馆里一本厚厚的美国高校介绍里选出来的。最后东海岸的新泽西理工大学给了他Offer。

到了学校，他一看，一半都是印度和中国学生。学校针对国际学生还有个“自助餐”政策，就是每学期学生最低要修4门课，最高几门不限，但学费总数不变。“咱中国学生还怕上课吗？”有了省钱的动力，汤立一学期就修了10门课。一年就拿下了硕士学位。

1997年，他取得电子工程学的硕士，正好遇到美国通讯业蓬勃发展期。那时全球最知名的电信公司，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朗讯等都求贤似渴。汤立开玩笑说“毕业生只要会拼写Telecommunications，就能拿到电信公司的Offer。”

汤立从东海岸来到阳光明媚的加州。不久后他加入了全球最大的拖拉机公司John Deere，负责无人农业项目里拖拉机之间的本地通讯的研发。无人农业的精度要求非常高。美国非军用卫星定位不可能提供这么高的定位精度，汤立需要用自己的技术做本地校正，提高精度到厘米之内。和团队努力几年后，他们虽然没有实现全自动耕种，但是可以实现一人开一台拖拉机，后面能够跟着两台的半自动耕种，极大节省了人力。

在John Deere工作时，汤立就住在加州理工大学附近。他结识了一帮加州理工大学的中国学生，经常一起聚会打牌。这群打牌的朋友告诉汤立，要挣大钱，还是要去华尔街。

虽然对华尔街没概念，赚钱汤立还是很有兴趣的。纯理工科背景的他，怎么打进金融行业呢？他申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MBA项目。一边工作，一边学习MBA的课程。毕业后，他凭着工程背景在一群金融背景的毕业生中脱颖而出，被英特尔相中招聘为战略金融分析师。在英特尔，汤立的小组负责做CPU研发的金融预测，这让他对整个芯片生产的工艺流程和技术细节相当熟悉。

两年后，汤立从英特尔离职，加入西海岸一家科技投行做分析师，跟踪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当时换工作，薪水不但没有增加还下降了。但汤立并不太在乎。如果真正要进入最核心的金融圈，他知道这一步必须要走出去。进入科技投行，汤立的身份是卖方，需要给买方提供投资建议。他在芯片和半导体行业的多年积累，特别是在老东家英特尔的工作经历很快就显示出了优势。

英特尔是许多华尔街买方关注的投资标的，特别是英特尔每个季度的业绩，各家都盯得死死的。“你说准了，人家大把钱付你。说错一两次，可能人家再也不用你了。”怎样获取准确的信息呢？

汤立发现电脑主板和英特尔的芯片销售紧密相关。每卖出一个CPU，一定要卖出一个主板。而当时全球主板最大的五家生产商全部都在台湾。台湾公司每个月都会公布一次自己的业绩。这就成为了汤立重要的参考信息。他几乎每个季度都飞一趟台北，找工厂老板调研，搜集信息。

调研工作大部分是在KTV和饭桌上进行。和台湾老板混熟了之后，他们嘴一松，他总能拿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汤立在投行去亚洲做调研

2005年年底，汤立带着投研部的老板专门去了一趟中国内地和台湾，提议自己来跟踪大中华地区的电信和半导体公司。在中国亲自感受到了市场潜力后，老板支持汤立的提议。他开始密切跟踪中国公司，从最开始的几家慢慢增加到10多家，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上海展讯、台积电等。

2013年，汤立走出了职业生涯更重要的一步。他离开之前任职的80亿美元的基金，成为一家更小规模基金公司的合伙人。从华尔街打工仔，到自己做投资决定，他一共花了10年时间。

2017年，随着基金两位合伙人退休，汤立开始全年接管投研。他发出了自己的第一支基金。他聚焦美国科技公司，用量化筛选 + 基础研究的原则投资，目前规模5000万美元，基金自2017年成立以来上涨超过100%。

汤立和合伙人及同事

虽然按照华尔街的标准，5000万美元是很小的盘子，但是基金达到了机构投资人可以投资的最低要求。汤立在基金运营一年后就收到耶鲁基金会的调研电话。虽然最终没有投他，但对他是积极的肯定。

2017年新基金开始，汤立选了ServiceNow（NOW）这只股票作为第一重仓股。当时用任何传统股价分析方法，这都是一只昂贵的股票。但汤立用自己的量化价值分析框架，从公司成长，现金流，可预见性等各个维度，判断这只股票“很便宜”。他在NOW股价位于70美元左右买入，三年过去后， NOW现在320美元左右，是当年他买入价的4倍。

虽然和普通散户比，职业基金经理能找到好股票的概率更高。但汤立认为职业经理人往往好股票捏不久。因为基金经理有各种借口去调仓，一个散户可能买了特斯拉认准它要走到7000块死握着不放。汤立从2017年1月基金时重仓了5只股票，三只被收购，两只都大幅上涨。他承认自己也并没有全部握到现在。

“往往是一个公司有一段时间涨的会比较过一点，你理性价格分析肯定觉得它过贵，就会卖掉。之后它跌，你就会觉得还没跌到我当时卖的价钱，但其实那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了。”他说。

2020年2月底我采访汤立的前一天，正好赶上美股大跌，汤立对此却并不紧张。“美国科技股板块受中国冠状病毒影响不大，而且软件互联网等行业还有间接受益。在通货膨胀不明显的前提下，各国央行继续维持宽松政策。我对2020美国股市继续保持谨慎乐观。”

做投资需要保持清醒和谦卑的头脑。只有赚小钱的本事，不可能在投资这个行业活下去。除了创造收益，还要控制回撤，要不然投资人不会满意。汤立知道这是一条很难的路，而自己才刚刚开始。虽然整天是“刀头舔血”的日子，偶尔也会患得患失，但他的长期目标是坚持下去，把基金做到10亿美元规模。他说“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