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都市主义的终结？不，这是景观的历史，也是景观的未来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54篇讲座，

本讲座为Charles Waldheim 2015年9月8日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讲座"A General Theory"。当时正值Charles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景观系系主任任职6年的退位之际，讲座由哈佛大学设计学院院长Mohsen Mostafavi主持。讲座中，Charles一方面表达了对其任职期间同事给予的帮助和支持的感激， 另一方面主要是对其新书《Landscape as Urbanism: A General Theory》的介绍。本文由东南大学郑振婷总结整理。由哈佛大学批判性历史保护硕士闵冠推荐并校注。

查尔斯在2015年卸任哈佛大学景观系系主任被很多人看作黯然神伤般的隐退。从2006年查尔斯出版在行业内名声大噪的《景观都市主义》，到2009年来到哈佛上任系主任，查尔斯站在景观专业的最前端风头无两。《景观都市主义》观察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景观实践的突然兴盛，试图结合现代化城市发展以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定义景观，从而区别于以往基于造园或者生态对景观的定义。在他看来，“景观取代建筑成为了当代城市发展的基本单元”；“景观不仅成为洞悉当代城市的透镜，也成为重新建造当代城市的媒介”。

景观都市主义自提出以来也一直饱受争议，这些争议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论述方式本身——《景观都市主义》作为一个论文集，在很多内容只是点到而止，众多想法分布零散，表达不够明确；虽然在试图提出一套全新的理论框架，但是核心思想缺乏整体、连续的论证。同时专业词汇过多，语句有时过于晦涩。而争议的另一方面则是，这个新的景观理论缺乏对实践的具体指导。景观都市主义揭示出的景观与社会经济的联系，对设计实践意味着什么？设计师如何在设计实践中获取与更宏大社会问题对话的话语权？

而在这次“卸任”讲座中，查尔斯介绍了他的新书Landscape as Urbanism: A General Theory。相比《景观都市主义》，新书的巨大进步在于他对景观历史和社会经济变革做了大量的研究，以支撑起理论的逻辑基础，弥补了之前景观都市主义在论证中缺乏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在他看来，由于景观相比建筑具有更加灵活、弹性、低成本的特性，因此它更容易应对经济结构变革带来的社会问题。在社会急速变化和发展的近二百年内，景观已经进化成了一个新的名词和学科。而另一方面，他强调不确定性、外部和碰撞，这种不确定性也许依然是景观都市主义作为学科理论的不足之处，但是客观来说，社会经济的变革过程，和景观与之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方式，确实都是极为复杂的问题。

相比作为理论，景观都市主义更像是一个宣言和崭新思维方式的建立，但即便如此，它也足够发人深省，它呼吁景观设计师以一种更宏观的、开放的、透析社会经济运作本质的角度去思考景观专业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甚至介入社会变革进程的方式和可能性。如何抛离个体化、简单化、自我感动式的社会理解，去更定性、精准地解读景观设计与社会的动态联系，是设计师们愈发需要面对的问题。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Charles Waldheim教授今晚的演讲。大家都知道，Charles的教席刚刚度过了在景观系的第六年。在过去的这六年中，他和景观系以及学校其他部门合作，共同做出了卓越的工作。虽然我还没有和Charles讨论过这一点，但我觉得今晚的演讲虽然是关于景观的，但是同时也广泛地提及了城市规划以及城市化问题。

很显然，在过去的10-15年间，关于景观的讨论开始频繁地出现，Charles的工作和他的文章主要是关于城市发展的方法间的联系，以及一个学科如何使用来自另一个学科的知识等等。当然大家都对Charles主编的《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景观都市主义读本）以及从这本书发展来的各类讨论很熟悉了，在过去的几年间，Charles和许多教员合作，共同对各类学术主题进行了研究，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之内，我们很可能会见到大量的相关出版作品。我觉得这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景观学科的重要性：与其他学科一起，景观学科是有能力定义更广泛围的话题的。

我觉得今晚的演讲中，Charles很可能会一方面继续或者说是回到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的话题上，另一方面会是关于他所谓的“广义理论”（A general theory）是如何建立的，以及景观如何在城市发展中承担起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角色还有我们应该如何拓宽自己对城市化的理解。我很期望知道大家是否也同意他的广义理论，但毫无疑问，这会是一场精彩的演讲。

我很荣幸有机会和大家回顾过去六年间的工作成果，在此期间我主要集中在自己的研究上面，这些研究涉及到一系列的议题，我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深入分析和充实这些成果。“景观都市主义”已经是前几年的话题了，在当时它只是作为一种牵引力存在，有些人也许会觉得它涉及到了许多热点的议题，但我同时也意识到这本书的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书中的许多的论述都来源于报刊杂志、会议或者报告，虽然他们都是重要的、有用的内容，但并不能支撑起一本书的长度；另一方面，我发觉这个理论处于一种成为人们谈资的危险之中，就好像我们每18个月就需要有一个新的理论出现（而这本书正好满足了当时人们对新理论的需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做一些背景研究，以填补这个理论在思想文化史（intellectual history）背景上的空缺。这本书《Landscape as Urbanism: A General Theory》今年将会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今晚的演讲中我想为此书的每个章节做一下简短的介绍和总结。

左：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 | Charles Waldheim, editor | 2006

右：Landscape as Urbanism | Charles Waldheim | 2016

我今天想说的是与其传统地将景观认作都市环境的一种例外或者补充，我们应该将景观认作都市环境自身原有的一部分。我研究了从17世纪至今的各类场地，不管它们是哪个年代的，我都将这些案例放置在一下这两种情况下进行研究：一方面我感兴趣的是学科的形成，关于景观论述在历史上是如何变化的，并如何在新学科的形成中宣示自我，在什么时间这些新学科成为了新的职业？我们在何时达到了某个特定职业、术语或者实践的限制并开始需要一种所谓的新艺术（new art）？另一方面是关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变化，我们也许将其视作本学科之外事物（externality），但其实它一直从外部和我们的工作产生碰撞，这种经济学关系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也就是说何时我们在学校做的这类学科研究会开始在社会学以及环境学层面上产生影响？并且反过来讲，何时社会及环境的改变，会对我们的工作研究产生影响？这本书将一种稳定的状态视作前提条件，这是一种经济结构和空间形式以及相应的我们学科之间的相对稳定状态，而当宏观经济倾向于改变的时候会（对社会、政治及我们学科）引发一种破坏和变化。

显然，在这点上我对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注1)的工作很感兴趣，他早期的工作将文化转变与建筑文化、经济学的转变相关联，但同时也涉及到关于空间修复（spatial fix）的概念以及各类成熟的经济秩序（economic order）都倾向于产生一系列可预测的空间结果（spatial outcome）的想法，以及最常见的，在Harvey的构想中，对稳定的经济区域的冲击（shock）或者转变（transformation）会产生对空间和社会结构造成扰乱。我的论点是，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针对这些冲击，景观的概念至少三次被提及。也许景观的概念比其他学科更经常的被提到，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自身灵活性、柔韧性（flexibility, malleability），并且与景观学科相比，城市中的其他规则制度更加的难以变通且难以担当起责任，我们后面会更具体地谈论到这个方面。

注1：David Harvey，大卫·哈维，著名社会理论家，人文地理学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著有《地理学的解释》、《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新自由主义简史》、《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等。哈维的研究始于城市和社会公平问题，后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运用到了城市和社会空间的研究，革新了地理学科的边界，为研究城市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和视角。

本文推荐人闵冠曾据大卫·哈维2016年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演讲编写奇幻小说《哈佛酒吧的共产主义浪潮》，为全球知识雷锋第2篇文章。

这本书有九个章节，共三大类主题，以一种粗略的逆时间的顺序进行叙述，时间跨度从上星期一直回溯到19世纪我们学科领域的发明。1-3章是关于景观都市主义的论述与实践的起源，大概的开始时间是本世纪的开端。关于这个话题讨论的紧急性是处于后现代主义文化以及对现代主义规划方式失败的批判的背景之下的。4-6章更多关注的是为城市化打下基础的经济结构以及这些转变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在此情况下产生的关于景观作为都市化的一种形式的（landscape as a form of urbanism）讨论。7-9章回顾了一系列历史上人们对景观的主观理解或者表现形式，包括景观最初的作为一种风俗画流派的代表（genre representation）。

我对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很感兴趣，比如在1955年的访谈中，密斯表达了他对城市的缺失感到悲痛。“我们真的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了，城市就像森林一样不断蔓延。”(注2)当然，这跟所谓的密斯和Hilberseimer(注3)在芝加哥甚至整个北美地区所遇到的都市化形式有关。

注2：原话为 “There are, in fact, no cities anymore. It goes on like a forest.” _ Mies van der Rohe, 1955

注3：Ludwig Hilberseimer，1885-1967，德国建筑师、规划师，代表作为与密斯合作完成的战后底特律Lafayette Park的规划，重要著作为1927年出版的The Architecture of the Big City（Grossstadtarchitektur）。

另一方面我也对表现方面的实践感兴趣（practices of representation），比如成熟的福特主义经济（mature Fordist）(注4)，它代表着一种去中心化的城市化模式（decentralized urbanization pattern）。下面这幅画是来自CCA Archives的Alfred Caldwell的作品，它勾画了Hilberseimer提出的新型区域模式（regional pattern）。这张图展现了一种的紧张局面，这类摩擦及学科间混杂搅拌的张力，产生于我们学科的形成之时。

我特别喜欢这段Roland Barth的引述，在这段话中他主要是想论证，通过这类关于时尚、新语言或者新事物形成的冲击，扰乱（disruption）将会产生(注5)。我并没有在这里宣称我们处在任何新冲击或新事物的尖端，我只是在试图理清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

我在本书前三分之一部分指出的论述和实践，在20世纪末期开始出现，是一种设计文化、环境主义和城市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注6)的形成（neoliberal economic formation）之间的特殊混合，并且和艺术及捐赠文化的进步思想有关。在此刻，通过几十年以来的城市规划实践，这一思潮已经发展到社会科学领域，放弃了对纯空间设计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我的论点是，1968年后，我们设计学院的每个学科都以自己的方式变得更加激进，每个学科都理出了自己的目标：规划学科致力于对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的研究；建筑学科更关注自己的文化构成；景观学科则开始对环境和生态问题变得激进起来。这种学科目标的激进化对于1968-1973这段时间来说是一段非常多产的时期，但同时这种情况也导致了一种离心力的产生，使得学院内各个学科间的交流变得很困难，我们不知道应该用怎样的语言与对方沟通，不知道应该在怎样的文化语境下达成一致。但近期，我们开始欣慰地看到作为设计学科的景观和建筑文化又恢复了交流。我在书中关注的就是在1968年后学科激进化所产生的摩擦，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规划项目上的空白。

我从近几年那些或理想化或激进主义的研究中退后一步，想要寻找一些更持久的议题，想要从历史中发掘那些可以论证景观是可以作为城市化媒介的时刻。在19世纪高密度的工业城市中，景观是作为一类新艺术、一种有别于传统城市秩序的例外被发明的，并且被用来应对当时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到了20世纪中期，在成熟的福特主义经济下，城市发展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是和一种成熟的空间化形式相关联的，在这种情形下景观生态学（landscape ecology）诞生了，并且试图构建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凝聚力。到了近期，在后福特主义或者说消费主义的环境下，景观都市化（landscape urbanism）作为一种重新唤醒后工业场地的媒介诞生了。在上述的这些历史时刻里，景观都被提及，是因为跟那些虽然持久但也许更脆弱的建筑模型相比，景观自身具有灵活性的特征。

我对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非常感兴趣。对带有不确定性的特殊形式的研究在1970-80年代开始出现。我在这里展示的图片是OMA在1987年参加的的New Town, Melun Senart竞赛作品。库哈斯和昂格尔斯的《Green Archipelago》一书也是关于此类主题的，他们对城市设计和社会关系感兴趣，将城市和社会的密度以及形体、计划或者事件的混合认作为城市性（urbanity）的代理物。

出于对开放项目（open work）的兴趣，这一代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开始对不确定形式进行实验。早在90年代中期在景观学界就出现了类似这类思考的压力，但当时并没有人当众提出，因此在此书的一章中我花了一部分段落来探讨这一点。在这部分我提到了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的一些项目，比如在Bridesburg, Philadelphia的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植物修复策略（phytoremediation strategies）并不只是一种技术方法或公共空间方法，而是从整体上塑造了都市体的形状。

也许更知名的项目是Adriaan Geuze的West 8事务所为Buckthorn City设计的方案，在这个项目中，通过填海造田形成的荷兰海边的新开拓地的城市形态（urban configuration）并不是被历史先例（historical precedent）、分区规划规范或者地产开发赋予的，而是通过对Buckthorn地区的沙棘植物根系的整合研究形成的。因此，说到底，城市形态以及对公共空间的整合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被给予。无论是Stan Allen、James Corner还是Adriaan Geuze(注7)，他们都真正地在生态层面进行工作，并且在生态学中找到了一种可以代理这种服从于主体的元素，一种可以让他们展开工作的开放的系统，这种思潮在九十年代中期成为了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新的设计起点。

注7：

斯坦·艾伦（Stan Allen ）:  美国建筑师、理论家，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代表作有台中水湳经贸生态园区，著有《Points + Lines: Diagrams and Projects for the City》。

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美国景观设计师、理论家。代表作有美国清泉公园（Fresh Kills Park），高线公园（High Line）。

阿德里安•高伊策（Adriaan Geuze）: 荷兰景观设计师，West 8 创始人之一。代表作有鹿特丹伯格广场（Schouwburgplein），美国总督岛景观设计（Governors Island ）。

下面我想提到的是1980-90年间，在景观和建筑学间产生的一种理论模型，Kenneth Frampton将其称作反乌托邦的城市群（dystopian of megalopolis），即城市化的宏观经济结构。在我们设计学院下的学科中间，我们经常从一个学科、甚至跨越多学科的角度或者经验的角度、经济学或者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讨论城市，就好像它是一种进程。这样做是很重要的，但我觉得这种学科之间的摩擦其实应该更大。下面这幅画是Alex Wall和Susan Snyder在九十年代末期创作的，他们将Newark Airport的逻辑框架以及以及Port of Elizabeth 和 Newark Airport嫁接到了曼哈顿岛上并试图论证这种新的物流景观（logistics landscape）(注8)。在这种景观中，宏观经济的逻辑、空间逻辑可以被应用到曼哈顿岛上。

现在我们生活中充斥着图中所示的这样景象，这是Alan Berger对洛杉矶Long Beach港口的航拍图，它展示了我们目前的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空间效应。这种重组会使得港口变得越来越大，但也造就了一些跟我们今天议题相关的项目：将旧港口改造为新的都市住区是当今热点议题之一。图中展示的是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在中国深圳的一个竞赛项目。在这个项目是要建造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万人的CBD，而这个港口本身也才刚建成九年。由此可见，在这片场地里，土地被遗弃的速度和尺度是非常有意思的。

当然港口地区的改造原本已经是我们专业的一个传统话题：寻找废弃场地，然后通过改造在其中置入新的经济形式。转折点在于，景观师们感兴趣的旧港口或者旧机场作改造项目是一类对于其他城市设计师来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带动的场地改造，而景观设计师则有足够的能力来牵动这种对整个城市形态的转变。关于这一点你可能也会想到Shouwburgplein little Theater Square的项目。此项目涉及到关于不确定性的话题，Stan Allan、James Corner等许多人都同意这种水平界面（horizontal surface）在未来可以被用来进行任何可能的活动。这种水平界面在设计中被用作为一种展现不确定性和临时运动的表面。

“在西方，景观是一种现代缺失的征兆，是一种在人类与自然原初的关系被城市化、商业和技术扰乱后才出现的文化形式。”(注9)这句话很好地描述了一种情形，那就是我们必须理解，景观是从城市化自身起源出现的。在书中我试图论证，景观本身是从以前的城市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景观不仅仅简单的是从城市性（Urbanity）中发展而来的，景观本身就是深植于西方传统上对城市遗弃（urban abandonment）的具体描述中的。也就是说，没有对城市的遗弃，我们就不会有西方对景观话题的讨论。我想回到对景观最初起源的探寻中来，我相信这本书是希望复位景观作为一种媒介的历史，并以此来看去认识到在过去一段时间景观学科内发生的事件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我的工作也是为了重新构建景观的历史使其能够为我们今日从事的工作服务。

注9：原话为：Landscape in the West was itself a symptom of modern loss, a cultural form that emerged only after humanity’s primal relationship to nature had been disrupted by urbanism, commerce, and technology._Christopher Wood, 1993.

在16世纪初，景观在英语语言中是作为一种绘画流派的意义存在的。到了17世纪，景观的意义从绘画流派和装饰艺术转变到了一种主观表达模式，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在18世纪，景观变成了一种描述土地自身特性的方式，不再需要人们对这个词语主观的演绎。而到了19世纪，景观成了一种职业。在这个漫长的文化史发展过程中，我想要提出的是，景观画对于人们的景观思考有所影响。对此，我们可以先绕开时间顺序，先看看这幅1551年罗马的平面图。罗马在一千年间失去了95%的人口（近一百万），在地图中展示的1551年的罗马城内，部分区域已经被废弃了，我感兴趣的是这70%-75%被遗弃的区域，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作“Disabitato”。到了18世纪中期，也就是1748年，我们可以看到被废弃的Disabitato地区大部分貌似都变成了农业用地。从这下面这张图你可以看到一些细节。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是由于教皇对罗马城的重建项目。我认为他对这片土地的开垦，就像是对郊区内部的一种整合，比如说将其改造成教皇周末的度假区，在其中建造别墅。Disabitato的大部分地区一直到19世纪都保持完好，到了1855年，英国植物学家Richard Deacon在这片区域记录到了至少420种不同的植物物种，它们自发地在角斗场周边和内部生长。而有趣的是，对于在18-19世纪来到这片地区的英国游客来说，并不是植物的数量，而是这些区域呈现出的（被遗弃的）状态更有吸引力。

罗马平面图 1551

罗马平面图1748

为此，我想谈一谈Claude Lorrain(注10)。在1603年，“景观（Landscape）”一词第一次出现在英语语言中，Claude虽然出生在法国，但却对英国人对景观的感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英国人将Claude的作品整合成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下面展示的这幅画是1635年Claude的一副自画像，画中是他正在画速写，而边上的守卫在看着他画画。他关注绘画的真实性和对于自然的研究，比如下面这幅橡树画展现了他对细节的关注。他在Disabitato所作的这些绘画影响了一代人的品味，包括对英国园林运动的影响。对此我想要声明的是，没有城市遗弃地就不可能有景观的出现。我们直到开始遗弃城市，景观才开始出现在西方文化中。因此，（城市的）衰退是根植于我们DNA中的，这不是什么新的观点了。

Claude正在画速写

下面我想着重讲一下关于城市衰退（shrinkage）的话题。“城市结构是个错误...只有城市结构性的转变才能带来必要的秩序。”(注11)在城市规划史上有许多设计师都致力于关于城市衰退的主题。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在规划实践中，人们不把衰退看作一种不可避免的失败，也不把城市规划看作一种可以颠覆更大范围上经济秩序的手段。因此在过去几年我致力于对德国城市规划师Ludwig Hilberseimer理论的研究，他对于经济形态的关注对这个主题研究很有帮助。他认为Henry Ford(注12)是能够理解成熟的福特主义经济（mature Fordism）的空间分布格局（spacial pattern）的人。在Hilberseimer的研究中，他构画了一种成熟的离散型空间分布格局（decentralized spatial pattern）。他想表达的并不是说设计或者城市规划可以抵抗这种经济动力，而是通过构建一种机制，我们可以阻止人口受到这种经济动力的有害影响。他这种立足于对社会和环境的关注，但同时也将宏观经济秩序纳入思考范畴的做法很吸引我。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现在在生态都市主义（ecological urbanism）方面的研究来说很有意义。

注11：原话为：The structure of the city is wrong...Only a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city could bring about the necessary order. _ Ludwig Hilberseimer, 1949.

注12：Henry Ford，1863-1947，美国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创立者。

1949年，Hilberseimer发表了《The New Regional Pattern》（新型地域格局）一书，这本书既表达了他在规划理论方面的学术研究，同时他的方法研究（methodological approach）也值得我们学习。密斯在晚年时叹息道Hilberseimer的作品从来没有真正得到人们的尊重。他希望有一天人们能够意识到Hilberseimer的研究的重要性，因为在60年代人们感兴趣的事物里，比如能源、节能、太阳能等等，这些我们现在归纳到生态都市主义范畴下的主题，它们是Hilberseimer与成熟福特主义经济相关的城市规划理论的核心元素。Hilberseimer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他也许有时野心过大反而导致了失败。他的研究并不是为了进行改革，而仅仅是为了展现一种文化现象。

当然，最持久的对于Hilberseimer的作品批判来自Charles Jencks。1966年，作为一名来自伦敦的研究生，他发表了一篇名为《The Problem with Mies》的文章，随后又在70年代引用了Pruitt-lgoe(注13)的拆毁这一事件，将其称作现代主义建筑之死（death of modern architecture）这种批判的影响力持续了有十年，其结果就是人们失去了对Hilberseimer的研究的好感，这使得我们这一整代人都不再去触碰关于Hilberseimer的研究。但现在，纵观将景观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形式的思想史，我认为Hilberseimer非常正确地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范围的另类或者说激进的规划实践传统当中。

“景观建筑这个词到今天都确认无疑的是一个错误的名字。”(注14)这是Geoffrey Jellicoe在退下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主席席位之后写的文章。组为一个主席，他却在文章中写了一些“异教”式的内容：也许我们把名字起错了。我觉得我们给事物起怎样的名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专业领域，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参与的形式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说的是景观设计师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规划师，而且是在这个行业刚刚诞生时就是作为城市规划师存在的。

1852-1853年间Louis-Sulpice Vare负责对法国Bois de Boulogne公园的设计工作，1854年，他找人设计了一款邮票，上面写着“service of the landscape architect”（法语：Service de l’architecte-paysagiste）。当然他当时很快就被解雇了，被Jean-Charles Alphand取代，但这里对于我们的论证非常重要的是，奥姆斯特德很可能1859年在Bois de Boulogne公园参观时看到了邮票上的文字及其暗示的景观设计师的更大范围的职责。他看到了公园设计师强烈的愿望：希望通过景观师这一职业来真正控制一个都市区域的管理，包括基础设施，公共空间，建造形式和都市形态，并且最终将社会及政治进程纳入其中。

最开始，奥姆斯特德被任命为中央公园的管理人。他和一位非常有天赋的建筑师Calver Vaux合作，赢取了中央公园的设计竞赛。但在接下来建造中央公园的几年间，奥姆斯特德从来没有使用过景观设计师（landscape architect）这个词，他将自己称作建筑师（architect）。1859年，由于奥姆斯特德的工作并没有让委员会感到满意，他被派去法国的Bois de Boulogne公园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考察，我觉得他在这里看到了作为一个景观设计师可以进行的所有工作。

奥姆斯特德回到了纽约，从一切证据看来他都将自己对景观建筑师（architecte-paysagiste）作为一种职业身份的想法带了回来。到了1860年7月，在委员会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奥姆斯特和Vaux的身份的确认为“北曼哈顿规划的景观设计师”（landscape architect for the laying out of Northern Manhattan）。被任命后，在18621863年，奥姆斯特德又将他们的名字改为“中央公园景观设计师”。在纽约中央公园之后，他们还为Prospect Park进行了设计。通过他们一系列权威的工作，景观设计师的身份得以被确认。

唱片: A Factory Sample

注：Joy Division，上世纪七十年代成立的英国摇滚乐队，是七十年代后期后庞克运动的先锋乐队之一，2007年的传记电影《控制》（Control）就是以Joy Division的主唱 Ian Curtis为主人公拍摄的。

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看看这幅来自洛杉矶的Janessa的作品，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之一。关于这个作品有这样几点我想和大家分享：首先，这幅画中的我比起现在要年轻许多，其次，这幅画的头身比例比起真实的我看起来更合理，我觉得这才是我看起来应有的样子（笑），最后，虽然我和Janessa并没有共事很长时间，但是她却抓住了我最标志性的动作，这个动作就像是一种非常充满男性力量的说教“你们看，我们接下来就要这么做。”

左：来自Janessa的礼物

右： 招待会及Charles的标志性手势

左：礼物Faux Coyote 

 右：机场景观的项目中的Faux Coyote

左：《景观都市主义》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 Charles Waldheim，2006

右：Landscape as Urbanism， Charles Waldheim，2016

Recovering Landscap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James Corner，1999